脫貧一直是人類的大課題，如何脫離馬爾薩斯的「貧窮陷阱」更是經濟發展或成長學科的大哉問。不可否認的是，工業革命之後許多地方的經濟成長有著輝煌成就，自二次大戰結束以來，現代經濟成長成為一門顯學。先是探討「經濟如何起飛？」接著探索「如何持續成長？」而諾貝爾經濟學獎也好幾次頒給經濟發展學者和經濟成長學者。

經濟成長是脫貧動力

在經濟起飛的研究上，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路易斯（A.Lewis,1915~91）認為一國的平均儲蓄傾向必須高達12%以上，才能到達經濟起飛的程度，而已故的蔣碩傑院士更以嚴謹的數理分析得到經濟起飛的條件，亦即一國的平均儲蓄傾向（儲蓄佔總所得比例）必須大於（資本佔總所得比例）和人口成長率的乘積，他也以實際資料得到臺灣的經濟起飛是在1963年。經濟一旦通過起飛點就得以「自力成長」，好比飛機一旦起飛之後就能在空中自在飛翔。而亞洲四小龍的經濟成長模式也得到世人的肯定並被模仿，所謂的「經濟自由化和出口導向政策」可作為簡單的涵括。

在經濟成長理論上，最有名的當屬「新古典成長模型」，代表人物是198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梭羅（R.M.Solow）。不過，精緻的新古典成長模型，在實際應用時，常與實際現象不合。在每人所得有一個靜止不動的長期穩定均衡方面，與我們熟知的，許多國家有連續成長一百年以上的每人所得之事實不合；另一方面，新古典成長模型推論出，技術與偏好相同的國家，每人所得會逐漸接近；這與世界銀行1984年的研究和顧志耐（S.Kuznets，197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研究都有違，事實上，貧富國家之間的成長差距是在拉大而非接近。

成長模式和政府政策應當如何？

當1980年代蘇聯和東歐，以及中國都不約而同放棄共產體制、朝向自由經濟之路發展，且在經濟成長上取得重大成果後，所謂的新興國家就如雨後春筍般一一湧現，甚至於成長的成就凌駕先進國家，于是發展模式或成長模式應當如何，成為熱門課題，而「休克或震盪療法」與漸進開放孰優的論辯，以及「後發優勢」和「後發劣勢」的爭論更是方興未艾，其中，「制度變革」是主角，如何平穩過渡和如何「永續發展」一直是熱門話題。政府角色的扮演和政府政策應該如何更是中心課題。中國經濟成長模式是被探討的熱門案例，但經過一段期間的快速成長後，中國經濟卻早已面臨崩潰的時候。是不是仍然會像蘇聯1930年代和1950年代一樣的曇花一現而急速隕落呢？

最近寫作《亞當‧史密斯》一書，重溫並廣泛閱讀一些文獻，而後再消化、咀嚼且深思後，竟然返還「簡單」、「明確」的結論：「千規律、萬規律，只有市場規律這一條」，而「善用資源、惜用資源」、「和諧分工合作」，讓「天生我才必有用」發揮作用，人人抱持「同理心」、「同情心」盡職盡責，而在「自助、互助、人助、天助」下「永續發展」所呈現的「代代相傳」、「明天會更好」也就得以實現。

要知道，史密斯在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論》才是根本，而《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則是探索財富(wealth)的本質，以及如何促進財富的增長，是典型的探討「經濟成長」課題。我們實在有必要回歸亞當‧史密斯，好好返本歸真向史密斯挖寶。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