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3月17日訊】1966年發生在中國的那場文化大革命，不僅摧毀中國的傳統文明價值，更摧毀了人對社會正義與人文關懷的意識。中國近代史學者章立凡曾發表文章，披露出文革中自己的一些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

章立凡在他的一篇「歷史從未寬恕過任何罪惡」文章中說，他是曾經滄海的過來人，特提取出文革時期其中的一些記憶，願人們永遠記住這段滴血的歷史。

章立凡在一個恐怖之夜，走脫羅網的經歷

章立凡在文章中敘述：我的父親章乃器是毛澤東在1957年欽點的「右派頭子」。我讀書的清華附中是「紅衛兵運動」的發祥地，毛曾親自寫信，對「造反有理」表示支持。於是本校成為全城紅衛兵的「老大」，改名「紅衛兵戰校」。

其後數日，全城處於「破四舊」的狂熱之中。1966年8月23日清華園內抄家和暴力事件已不時發生，本班紅衛兵到老師家中「破四舊」，回來還得意洋洋地說，有隻很大的古董花瓶被他們打碎，王老師十分心疼云云。我見形勢緊張，晚上偷偷跑到大學校園一個僻靜的電話亭，與父親通電話，得知家裡也有紅衛兵來貼大字報，但他說自己能夠應付，並囑咐我暫時不要回家。

8月24日晚上，清華大學校園裡一片瘋狂。前清大學士那桐題額的標誌性建筑「清華園」門坊已被推倒，校領導劉冰、艾知生、何東昌及「大右派」錢偉長、黃萬里等人，被用皮帶抽打著，在現場汗流滿面地搬運磚石．．．．．．。

本校一對姐妹花的母親，是一位蒙古王爺之後，人稱「善格爾公主」，在清華園一帶擁有不少房產，也被披頭散髮地拖來批鬥。有位中學女紅衛兵，一路用皮帶抽打一名「反動大學生」(據說其父是上海的基督教牧師)，當有人提出要「文鬥不要武鬥」時，她理直氣壯地回答：「是毛主席叫我打的!」這時我才明白，「要武」的暗示竟有如此大的威力。

當晚回到宿舍，裡面空無一人，新置的蚊帳已被撕碎，床上鋪著一張墨跡未乾的大字報，將賤名打上紅叉，責令：「反動分子狗崽子，滾蛋!快滾蛋!」

於是趕緊收拾行李準備離開，不料本校四門緊閉，未經「革委會」許可禁止出入，已成「關門打狗」之勢。若不設法逃走，則皮肉之苦難於倖免。

我在運動初起時，曾勘測全校地形以防不測，發現校園圍欄有一處不密，欄下有空間與校外小河相通。情急之下，於夜幕中鑽出圍欄，連淌兩條小河，走上校園西側的馬路，剛好有一趟末班車經過，迅速登車遠去。此時天降小雨，坐在車上，仔細品味著「惶惶然若喪家之犬」的滋味，不知進城之後，有什麼樣的命運在等待著我。

我不敢去燈草胡同章宅，便去了汪芝麻胡同母親的住處(父母已分手多年)，剛下公共汽車，便見一群紅衛兵蜂擁而上，查問乘客「是什麼出身」。走在黑夜的淒風苦雨之中，暗自慶幸「又逃過一劫」。回到家中，母親告知本胡同的鄰居張潔鳳、傅毅茹、周康玉等幾位小有資財的寡婦均已在抄家時被打死．．．．．．

我將從宿舍帶回的大字報和破蚊帳給母親看，她很是不解，以為同學間何至於有如此仇恨，要我明天回學校，好好向大家解釋一下。看來她對於嚴酷的「革命形勢」還很木然。

當晚心中記挂著父親的安危，一夜沒有睡好。次日一早，決定按照母親的意思，回學校看看。同時叮囑母親，探聽一下父親的情況。

回到校園碰見的第一個人，是本班的輔導員，一位高年級的工農子弟。此人一向很革命，將我視為另類。一照面就板起臉宣布：「從現在起，不許你隨便走動!」快走到宿舍樓時，遇見一位本班同學，是革幹子弟，曾與我一道給校領導貼過大字報，算是有過「戰鬥友情」的。他搖晃著一條皮帶，半開玩笑地對我說：「你拿上這個，回去教訓教訓你爸。」

我沒有回宿舍，逕直穿過操場，向教學樓走去。走到樓前時，見兩位女紅衛兵正在用皮帶狠狠抽射門房周大爺。周大爺平日與世無爭，好寫幾筆毛筆字，每逢冬至起九，便畫上一幅「九九消寒圖」挂在門房裡，每日塗黑一個梅花瓣度日。他最大的樂趣無非是燉上一鍋紅燒肉，喝兩口小酒。

此時本班同學已經在樓上望見我，招呼著要我上樓，但聲調中暗藏玄機。我見周大爺被打的慘狀，知道上去不會有好果子吃，便沒有進教學樓。

昨晚尚可鑽欄而逸，此刻卻是大白天，故技不可重施。於是鼓起勇氣，大搖大擺地走向校園西側的旁門。此處有一位高年級的紅衛兵站崗，他遲疑了一下，將頭偏過，任憑我大步流星地揚長而去。

回家見到母親，她已去過燈草胡同，父親那裡宅門洞開，外面鄰居正在議論，說是「帶走了，帶走了」。由是判斷，他已遭厄運，生死未卜。

從學校二次脫身後的幾天裡，我每日在街上毫無目的地亂走，大街上不時有滿載抄家物資的卡車呼嘯駛過。曾幾次衝動想去找父親，但一見到周圍隨處可見的暴力，便只有止步。直到半個月之後，才打聽到父親的下落，他被紅衛兵押去參加吉祥戲院的「打人集會」，是從那裡出來的唯一生還者。

我見到不少老年「黑五類」，被剃了「陰陽頭」，被紅衛兵押送著「遣返」回鄉。在西單的大街上，見到兩名女紅衛兵，用繩索套在一名五十多歲的婦女頸上，用皮帶抽打著，像狗一樣牽著走，那婦女身著的白短衫上，好幾處用墨筆寫著「反革命」．．．．．．

我不知這名婦女能否活下來？但有人親見，另一名被誣以「反革命」罪名的年輕女子，抱縛在柱子上用銅頭皮帶抽打脊背，此女一聲不吭，拒絕誣服，直到貼身襯衫抽爛；於是有人提議抽「前面」，遂被翻身反綁柱前，狠抽胸乳，沒打幾下，女子慘叫一聲，立時斷氣。我認識的一位老人家的女兒，因為家庭出身不好，本人又長得漂亮，同班的女紅衛兵便專門用皮帶抽她的臉．．．．．．這些都屬於性變態的虐行。

曾是美洲僑領司徒美堂的夫人 張潔鳳被紅衛兵打死

母親的幾位鄰居，在抄家時被紅衛兵打死。其中最年輕的一位是張潔鳳，她曾是美洲著名僑領司徒美堂的夫人。

司徒美堂由於反對蔣介石，故受到毛澤東的禮遇，擔任中共中央政府委員等要職，1955年去世。

張潔鳳也是廣東人，但不是老人的原配。據說她曾是一名貼身使女，屬於苦出身，後來收房成為夫人。司徒美堂逝世時她還很年輕，年方三十左右，文化不高，人長得小巧玲瓏。她享受著國家對知名人士遺孀的待遇，每月有七十多元的生活補貼，與她家原先的警衛員同住在一個小宅院裡。

一位年輕孀婦，自然有再嫁的權利。後來張女士終於覓得意中人，是一位在雲南工作的工程師。

司徒美堂沒留下多少遺產，張潔鳳作為知名人士遺孀，如果再婚，就意味著必須放棄國家的生活補貼，這是一件很艱難的事。於是張女士採取變通辦法，到雲南與工程師秘密結婚，生下一名可愛的女嬰後，帶回北京生活，對外說是抱養的。

「寡婦門前是非多」，至少那位前警衛員一家是瞞不過的，內情逐漸透露出來。

抄家一開始，街道便招來紅衛兵，誣稱張潔鳳是「壞分子」，剃陰陽頭、抄家、批鬥，厄運一下子降臨到無助的女人頭上。她被扯開雙臂懸吊在房樑上，輪番用皮帶抽打．．．．．．張潔鳳很快奄奄一息，哀求看在年幼的女兒面上，饒她一命。但在場民警對紅衛兵示意暴打，當即撒手人寰，撇下年僅六歲的小女兒。

小女孩成為無母的幼雛，孤苦伶仃地靠鄰居的一點施舍活著。

在那個荒唐的年代，「黑五類」中最荒唐的品種，莫過於「壞分子」。這是一個模糊不清的概念，任何不為體制或世俗所容，而又無法扣上地、富、反、右「帽子」的人，都可以被劃為「壞分子」，是一種「百搭」身分。而張潔鳳從未被戴上過任何「帽子」，只因過得比別人幸福了一丁點兒，就招來殺身之禍。

終於有一天，我在胡同裡見到心酸一幕：那位頭髮花白的工程師從雲南趕來，牽著女孩的手，各人手裡拎著一個小包袱，蹣跚著沿胡同向大街走去，準備離開這塊傷心之地。遠遠跟在後面監視的，是街道上的幾位「小腳偵緝隊」。

女孩望見我，令人心碎地叫了一聲「小東哥哥」，我心中百感交集，望瞭望虎視眈眈的街道幹部，欲言又至，保持著距離慢慢前行。

這是我走得最長的一段路。拐出胡同時，趁「小腳偵緝隊」看不見的空擋，我迅速上前，將所知張潔鳳慘死真相，對女孩的父親敘述了一遍。此時街道幹部又跟了上來，警惕地注視著，我無言地目送父女倆上了無軌電車。

章立凡說：「我不知道，那些置人死地的民警、街道幹部和紅衛兵們，今生能否擺脫良心的折磨？我無法想像，一名眼看著母親被活活打死的六歲女孩，心靈上創傷能否癒合？我很想知道，張潔鳳彌留之際，想對至親至愛的女兒和丈夫說些什麼？

所有這一切，都是以一場『大革命』的名義進行的。在那場「光焰無際」思想照耀下的『大革命』，省卻了無數繁文縟節，直接張開血盆大口，不但當場吞噬活人，更吞下一代人心。

我不斷懺悔曾經對師長的傷害，我不再記恨任何無知者的傷害。人們可以相互原諒以往，但歷史從未寬恕過任何罪惡．．．．．．」

文章有刪減

（責任編輯：明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