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後，在農村進行土地改革消滅「地主」和鎮反的同時，在城市中也開始了打著「五反」名義的消滅城鄉民族「資產階級」的工商改造運動。1952年1月，中共提出了針對企業家的「五反運動」，即「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竊經濟情報」。2月上旬，五反在各大城市展開，很快掀起了改造「資產階級」的高潮，其中以上海為第一目標，因為上海作為商業中心，有著眾多的企業家。
「五反」運動中，工商業者如果上交資產並表示擁護共產黨，則定為人民內部矛盾；如果有反感、有怨言，則劃為「反革命」成為國家的專政對像。其原則就是順者昌、逆者亡。
在這一過程中，企業家們或白天黑夜被叫去「交代問題」，或被帶到私設公堂審問，強迫「交代罪行」。在腥風血雨中，企業家、小業主、商販被迫上交了他們的資產，其中也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輕生的，有吞毒藥自殺的，也有跳樓自盡的。
據說，當時上海馬路上無人敢走，因為擔心突然自空中飛下一人，將自己壓死。為什麼不選擇其它的死法呢？原來如果去跳黃浦江，中共見不到屍體，就會說其去了香港，而繼續逼迫家屬，所以只能跳樓而死，讓中共看見屍體死了心。
據悉，當年的上海市長陳毅，每天晚上在沙發上端一杯清茶聽匯報。通常使用的問句是：「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實際上就是問，今天又有多少商業主、企業家跳樓自殺。
靠著這種逼迫方法，在幾年內，中共在全國全面取消了民族企業家和私有制，將商業收歸中共所有。可以說，「五反」實際上就是搶企業家的錢，甚至是謀財害命。
在「五反」運動中，上海到底有多少企業家成為「空降兵」恐怕至今仍是個謎。根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數據，在「三反五反」中，有32萬3千1百多人被逮捕，280餘人自殺或失蹤。在真實的數字無法披露之前，這個大概只能僅供參考吧。本系列就說一說幾個知名企業家的遭遇，本篇說的是冼冠生。
上海冠生園的成功
提起上海冠生園，江浙一帶乃至全國的老百姓都並不陌生，它曾是上海四大食品公司之一，其生產的糖果、點心、罐頭等食品馳名中外，其月餅甚至遠銷東南亞地區。
冠生園的創始人冼冠生（1887∼1952），廣東佛山人，畢業於廣雅書院。後隨親戚來到上海當學徒，並在成家後開了家小宵夜館，因無力經營而停業。1915年，冼冠生與人合辦冠生園，生產糖果、糕點、罐頭等產品，以及果汁牛肉、桔味牛肉、陳皮梅等零食。獨特的南國風味極為顧客所稱許。
1918年，冠生園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冼冠生任總經理。他在1933年從日本參觀訪問歸來後，開發出了杏華軟糖、魚皮花生、果醬夾心糖等產品，均為中國首創。
冼冠生還提出了一個「三本主義」作為冠生園生產經營指導方針：即「本心」、「本領」、「本錢」。
「本心」指的是事業心和責任心，要求全體職工把冠生園當成一種事業，齊心協力，務期成功，同時必須具有克盡厥職的責任心，重視食品與人的健康關係，要對人負責。
「本領」指的是經營管理和業務技術的能力，要求搞好企業經營管理，不斷提高產品質量和不斷創新產品。
「本錢」指的是資本和資金，要求共同開源節流，積累充足資金，以利企業發展。
冼冠生最重視的是「本心」和「本領」。他把質量和衛生看作企業安身立命之本。因此，他每天上午到工廠督導生產，下午到公司辦公，幾十年如一日，從未鬆懈。他去工廠認真的地從檢查原材料入手，對每道生產工序進行仔細分析研究。他甚至只要用舌尖舔一下，就能判斷食品的好壞。他還將「真工實料」四個字挂在辦公室牆上，促使職工們注意產品質量。
除了重視質量，冼冠生還非常重視廣告的宣傳，在實踐中他總結了有關做廣告的「廣、大、小、活」的四條原則。
「廣」是指廣告的宣傳面要大、要寬，凡報刊、路牌、電影、電臺、車站、碼頭等都應該是冠生園的廣告發佈地。「大」是指要做特大型的廣告，冠生園在自己的廠房上豎起過高達6米的「上海冠生園糖果餅乾廠」巨型霓虹燈廣告，在進出上海的吳淞碼頭豎立起高達3層樓的「冠生園陳皮梅」廣告牌，使進出上海港的旅客無不為巨大的廣告所吸引。「小」是指在報刊上不斷地發佈活潑的小廣告，使冠生園這三個字不斷地映入人們的眼帘。「活」是指廣告的手段要靈活新奇，如請明星胡蝶代言。其思路讓當代廣告業從業者也讚嘆不已。
在冼冠生的經營下，冠生園的生意越來越好，在全國不少地方開設了幾十家分支機構。它成為當時中國食品行業中產銷結合、工商一體、首屈一指的大型企業，堪稱中國食品行業的龍頭大佬。
1949年，中共執掌政權後，冠生園根據形勢做了一些調整，如生產適銷對路的大眾化食品，將銷售渠道轉向中百公司及供銷合作社，派人到農村推銷產品等。
1950年初，由於勞資糾紛等，冠生園經營遇到了暫時的問題，但冼冠生仍向職工表示：「我相信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領導下，只要勞資雙方精誠團結，同舟共濟，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只可惜，這樣的「自信」其實是對中共的本質缺乏認識。
冼冠生被批鬥
海外署名王亞法的回憶文章中曾介紹了上海潮州糕點「老婆餅」的創始人黃慶輝先生講述的冼冠生的故事，其中提到了這樣的一件事。
上世紀四五十年的代廣東，是個經濟落後貧困之地，冼冠生在上海發了財後，家鄉的四鄰親友紛紛投奔他，求工求食，尋找活計。但食品行業有淡季和旺季之分，逢年過節，生意忙碌，公司需要添加人手，平時生意清淡，就需裁減。從經營角度說，這純屬正當。但因農村生活艱苦，逢生意淡季，許多工友不願離去。冼冠生礙著鄉親的情面，就將那些工友安排在漕河涇農場，包吃包住，沒有事幹時，就停發工資，當有了活計，公司再作正式使用。
就這樣，到了「五反」運動開始，中共下派的工作組就動員工人起來鬥爭，控訴自己被「剝削」，批鬥冼冠生，指其犯有「五毒」罪行。
決絕縱身一躍
本來是好意照顧，結果卻成了企業家「剝削」的「罪證」，內心的苦悶可想而知。1952年4月21日，在被工人圍困在辦公室裡兩天後，冼冠生就從冠生園的樓上跳下，斃命在南京路上。不甘受辱的他的縱身一躍，終年64歲。
冼冠生自殺後，其在全國各地的冠生園分號都被各地中共政府收歸國有，相互之間沒有了關聯。中共改革開放後，各地冠生園都稱自己是「老字號」，甚至出現了品牌之爭。一個曾經讓國人驕傲的民族品牌就這樣被中共徹底毀掉了。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