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按：我們希望不再回到那個簡單化的時代，極權者不再能強求人們隻穿一套綠軍裝，（穿不上綠軍裝的都是剿滅的物件）而極權者卻吹噓那是人類的最高追求。人不能聰明到沒有錯覺，思維同樣容易短路，使用謀略只能逞強於一時，這往往是極權者的致命弱點。

七十年代初期，野草文學群落的吳鴻君，常到我院鄰謝家見他的老師謝朝崧先生。謝先生在文學界有許多老朋友，他曾引薦我認識詩人，作家尹一之先生，使我走上酷愛文學的不歸路。吳鴻君知道我愛好詩歌後便把陳墨君的「獨白」及鄧墾君的「久別的微笑」等詩作冒卞之琳，陳夢家之名抄給我讀，同時還有他的詩作「清音閣」等，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當時，我還把「久別的微笑」抄錄在我的筆記本上，作為陳夢家詩作保存。並曾推薦給軸承廠一位詩歌愛好者閱讀。79年3月初在總府街牆上見到張貼的《野草》第一期時，我還以為這些人抄襲前人的詩作，造成小小的誤會。當年，我抄錄的版本如下：

「無題」陳夢家

像一朵褪色的小花

在頹唐的枝頭上輕搖

孤睡中我悄然憶起

一個久別的微笑

但我更愛那顆珍潔的星

在迢遙的天空將我引照

為它我曾多少回駕一葉舟

穿過夢中幽暗的波濤

78年底我在軸承廠做搬運工，恰逢九九君也調到該廠的大集體軸承零件加工廠，我倆朝昔相處自然多了一份瞭解。原來我們的家庭和個人經歷都大抵相似，從此彼此間更加親近，九九君亦知道我愛好文學。79年九九君去了香港。通過他的介紹，80年的3月13日，我在老友樵山君家與「野草文學社」的社長鄧墾君晤面。我們相逢恨晚痛飲大醉。當月25日我塗成「十三日後酬諸君」一詩，發表在《詩友》第十三期上，從此，我便正式介入「野草」。

「十三日後酬諸君」

愛說血不再沸騰，

愛說心久已封塵。

三十年蓬門緊閉，

說什麼悠悠恨恨。

杯中之物常沉沉，

不信神，也昏昏。

昨夜與君一席話，

如星墜，聽山崩。

天南傳來友的資訊，

始感到手的溫存。

鄧墾君，本名鄧祖銘，俗稱毛哥。屬猴，比我大幾個月。高中時，因涉嫌「勞革黨」被打入另類。青年時期，因長期被迫吸入水泥粉塵，留下水泥塵肺和哮喘的病根。其身材瘦小，相貌普通，戴一副眼鏡。逢人便下矮樁，作過于謙遜狀，給人一種老於世故的圓滑感覺。但久而久之，你會感到他的耐心強，且有凝聚力和前瞻性，胸有千峰萬壑。因此，在圈內享有公信力。毛哥深受山寨文化的影響，有兄弟夥情結，喜歡排座次。被圈內人戲稱為毛大哥。我曾在他的天涯博客上留言：

《打油》

米國黑總統，草寨白雪夢。

一念感天地，承載各不同。

當時，油印的《野草》已因被成都市委書記楊以希正式宣佈為反動刊物而被迫停刊。為了延續《野草》的生命，七九年十一月十八日魏京生入獄剛半月，詩友們決定《野草》以手抄小報形式，並更名為《詩友》繼續辦下去。從1980年5月我從鄧墾那裏接手編輯《詩友》18期起，我與鄧墾和陳墨之間的交道多起來。那時，我常在下班路過一號橋時去毛哥家取稿件。毛哥負責催蛋，（詩友們把寫稿戲稱為下蛋）我擔任責任編輯，陳墨負責刊頭專欄題字和插畫等。記得《詩友》的欄目有：帶露摘花（新作），秋風一葉（舊作），自由談（評論），評選揭曉，蛋雞圖，歌曲，通知，簡訊等。雖然《詩友》的製作、傳遞都處於地下狀態，有一定的風險，但詩友們都樂此不疲。

《詩友》至九三年底，幾起幾落共出八十一期。這期間，我與鄧墾和陳墨之間有較多的文學交流。有時，還互相改詩句。比如，我的詩歌「自己的歌」，發表在《詩友》第十四期上。其最後一句原文是「我希望用大海的巨波，去熄滅那照耀的天火。」毛哥給我改成「我希望借來銀河，去熄滅那照耀的天火。」顯然氣勢更磅礡，詩意更濃郁。我也給他的詩作，提出過修改意見。比如，「公孫樹」和「路」等，尤其是「路」中的一句「打不碎一頂頂想戴皇冠的頭顱」，我修改成「打不碎一頂頂[爭]戴皇冠的頭顱」，至今我還記得。這樣的切磋很有意義，能啟發我們的想像力，在詩歌創作上互補。

我曾對毛哥給我修改部分詩作不理解。比如，我的詩「人的權利」中有句「有人說要像雷鋒那樣活著並死去，做一臺永遠轉動的機器。」，他給我改成「有人說要像奴才那樣活著並死去，做一臺永遠轉動的機器。」把專指假道學雷鋒，改成泛指奴才，我認為失去了針對毛時代的尖銳性。再如，我有首詩題目叫「致王震」，他給我改成「致x震」，完全失去了反對左王的意義。但在專制制度下，這也是編輯的自我保護和對作者的愛護。所以，我從未責怪毛哥。

八十年代初期，一天晚上毛哥約我到錦江邊散步夜談。他七彎八拐才拐進主題，問我對時局的看法。我答：不看好國共雙方，寄希望於新興的政治力量。後來，才知道羅鶴去香港探親，把詩友的一些詩文以《無名草》的名義寄給中國之春雜誌，被部分發表。估計，事前他與毛哥商量過。還有一次，毛哥認為每個人都有雙重性，他問我在工作單位的廠報上是否發表過吹捧當局的詩歌或文章。我告訴他我是表裡如一的人，我曾拒絕給廠報寫發刊詞，他不相信。我只好把我廠的廠報從創刊號開始，裝訂了一冊，交給他看，他才沒有再提起。胡適先生說：「做一條清澈的小溪，不做一條深不見底的混濁的水溝。」我不可能再做一條「沒有照過影子的小溪」了，但絕不願做混濁的水溝，我喜歡清澈見底的人。

毛哥不僅文才出眾，還有較強的組織能力。他和陳墨是《野草》的組織者和靈魂人物。他倆長期合作，創辦、管理、固守《野草》。幾十年來從初期《空山》的離群索居，到中期《野草》的反叛和抵抗，再到後期的固守《野草》。他倆不僅從精神和藝術上凝聚了一批詩友，還多次組織《野草》與其它文學組織和外界的交流，而且用餐聚或茶敘的紐帶把詩友間的友情互動到當今。

記得是1981年元旦，魯連（周永嚴）及其文友在衣冠廟鋁材廠一文友家舉行小說評選活動，邀請鄧墾、陳墨和我參加。參評的小說有八、九篇，另有一首長詩。從上午一直進行到下午六點，中午聚餐時，魯連（周永嚴）對我的詩歌「我是一朵野花」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見。經過直率的點評和投票，評選結果是張浩民的《小青草》獲獎，獎品是一套美國辛格的短篇小說選。魯連（周永嚴），（1947年－2003年）老知青，文革中遭受十六年的囹圄之災。因在《四川文學》上發表《阿龐》、《阿菊》等小說，被破格錄用為《四川文學》編輯，但他更多的優秀小說，如《陰山下的女囚》、《蠻加》等都被當局封殺。可惜魯連（周永嚴）在獄中罹患肺氣腫，於2003年3月30日英年早逝。

杜遠澍老師生前（1930年5月11日——2001年5月11日），於2001年2月25日入院前給我來信說，已給鄧墾轉達了我的意見，近來「詩太少」，希望他抓緊時間創作。鄧墾回覆說，「都59歲了」。（當時鄧墾57歲）杜遠澍老師在信中指出，「寫詩不在年齡。而在情思與環境」。他表揚了陳墨和無慧仍堅持不斷地寫作，算得好樣的。他說：「三十多年帶枷行，能繫戀野草，不容易，只要不忘初衷，「春風吹又生」總會有的」。

2001年春天，毛哥自費印刷了《鄧墾詩選》，從萬里外托朋友帶到我手上，仍然過于謙遜地囑我批判。我心知肚明，費盡心思才用詩的形式，表達了我對他的瞭解（父親是城市貧民，母親是虔誠的基督徒）和評價。

追尋的燦爛——《鄧墾詩選》讀後——

寂寞地追尋了四十餘年，

滿紙不平溢於字裡行間；

一首《三峽》透視著殺戮的歷史，

一曲《海螺》吹響了刺耳的異見。

二十六年的茅屋，十八年的油燈，

「螺絲釘」釘死你大半生的苦難；

教堂的鐘聲敲不醒你沉溺的夢，

黃包車卻拉來一部夢稿的心酸。

人的存在是你專注的視角，

喜怒哀樂唱得平實又前瞻；

《公孫樹》是你不彎腰的靈魂，

價值關懷始終突顯於筆端。

狗竇大開，腳生雞眼，

全不顧有人指點邊緣的荒誕；

生命的價值至今你仍在追尋，

而追尋的歷程就是燦爛！

2001.10.14

如今，毛哥因長期服用激素治病，面部有時能見到明顯的「滿月臉」。他的天涯博客仍然堅持每天更新，即使在【「發佈中」轉呀轉呀，就是發不出來。】，他也不放棄。據他的博客說，毛哥編《「野草」三百首》仍在進行中。我敬佩他繼續為他人作嫁衣裳的行為，但擔心他的長篇紀實「南河背影」何日能完成。故特地抄錄《鄧墾詩選》「作者自傳」中的最後一段，作為本文的結尾。

「我來時，教堂的鐘樓沒有敲響祝福的鐘聲。我不需要祝福，我就是敲鐘人。聽，我的鐘聲，正匯合所有的「受苦、奮鬥、而必戰勝的自由靈魂」的鐘聲，成為一股浩大的洪流，為一切醜惡送行！」

2016年6月6日初稿

2017年3月9日定稿

──轉自《公民議報》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