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中國不像蘇聯有那麼多政治笑話，但近些年來坊間還是流傳著一些，笑話背後揭示的是殘酷的現實。這其中自然有關於共產黨「五大導師」之最後一個的中共黨魁毛澤東的笑話。
一則笑話是這樣的：話說毛澤東拍了一些政令宣導的影片，並強迫人民觀看。他很想知道人民的反應是什麼，于是便「微服出巡」。他來到了北京一家電影院觀看……當影片結束時，全場的觀眾都站了起來熱情地鼓掌。毛看到此景，心裏相當滿意。這時，旁邊的人突然推他的肩膀,小聲的說道：「餵！你不要命了嗎？還不趕快站起來鼓掌！這附近有很多公安啊！」
還有這樣一則笑話：中共國家主席劉少奇被毛澤東關進大獄，受盡刑罰，活活凍餓而死，送到火葬場時身上連一件囫圇衣服都沒有。死後，牛頭把劉少奇領到火坑地獄。望著下面熊熊烈火，劉少奇說：「天啊，真高興我升天堂了。」「嘿，嘿，你不要搞錯，」牛頭說，「這裡是地獄呀。」「那是你那麼以為，」劉少奇一邊烤火一邊說：「我可是從毛澤東的監獄裡出來的。」
無疑，兩則笑話已經清楚地告訴了我們毛治下的中國，是一個人間地獄。
從相信神佛到拋棄信仰
毛澤東的母親篤信佛教，幼時的毛跟隨母親也虔誠信佛。據中共史料披露，母親曾患病，毛就四處求神拜佛，而每逢初一、十五，向擺在堂屋中的神龕頂禮膜拜，更是他必做的功課。1959年6月，毛回韶山時，還對著堂屋中的神龕作了個揖，說：「這是我小時候初一、十五工作的地方。」
1936年，毛在延安接受美國記者斯諾採訪時，提到了自己與佛教的一些淵源，稱母親對孩子們一直施以宗教教育，小時候自己也信神佛，從小就跟著母親到廟裡燒香拜佛，但父親是一個沒信仰的人。他們曾努力想改變父親，但都沒有效果。
在毛讀書後，他「愈來愈懷疑神佛了」，但並不排斥，母親注意到後，對其進行了責備。後來，父親因虎口脫險，而轉而恭敬神佛，毛卻「愈來愈不信神佛」。
1917年，毛受老師楊昌濟的唯心主義學說影響，寫了一篇作文《心之力》。文中寫了自己改變世界的抱負，並「願諸天先祖，三世神佛護佑」。
同時，文章中還談到了宗教的教化之功，「故心為形成器世間之原力，佛曰：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耶穌明之故說懺悔，懂恥而不惡。孔子明之故說修心，知止而不怠。釋迦明之故說三乘，明心而不愚。老子明之故說無為，清靜而不私。心為萬力之本，由內向外則可生善、可生惡、可創造、可破壞。由外向內則可染污、可牽引、可順受、可違逆。修之以正則可造化眾生，修之以邪則能塗炭生靈。心之偉力如斯，國士者不可不察。」這說明毛認為宗教可以造化眾生。
同年暑假，毛與好友蕭子升一起徒步遊學，在寧鄉的溈山，拜訪了密印寺的方丈。蕭子升在《我和毛澤東的一段曲折經歷》一書中還原了當時的場景。從簽名以及認出金佛，方丈判斷出了毛非凡夫俗子，判斷出了蕭子升日後難留中國（註：15年後，作為故宮高級管理人員的蕭子升因盜賣故宮文物，攜款潛逃，終老於南美烏拉圭）。
當時，方丈和毛之間有一段奇怪的對話。方丈說：「帝王有宗教的天性，特別是唐代的皇帝，封孔子以王的稱號，封老子為道家始祖，又派玄奘取回佛經，寺院遍及全國各地。這樣，儒教、道教和佛教便共存於一種和諧的狀態中。」
毛對此贊同道：「是的，中國沒有像其它國家那樣的宗教戰爭，一打就是幾百年。幾個宗教和諧地共存，對國家來說不是壞事。」
聞聽此言，方丈說了一句：「阿彌陀佛！」並鄭重地對毛說：「隻望毛施主記住這句話，日後不要忘記。」毛追問何意，方丈笑而未答。幾十年後，中共建政後鎮壓宗教，尤其是文革滅神佛應該是應驗了方丈的預測，而毛顯然早已將當年所言置之腦後。
讓毛將方丈所言置之腦後開始於其接受馬克思主義，接受唯物主義。1919年7月，毛在《湘江評論》上發表的《健學會之成立及進行》一文中指出，「自思想，文學，以至政治，宗教，藝術」都要進行改變。同年9月，毛在起草的《問題研究會章程》中將「宗教改良及宗教應否廢棄問題」列為重要的一項研究內容。
1927年3月，毛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對湖南農民運動「推翻祠堂族長的族權和城隍土地菩薩的神權以至丈夫的男權」表示鮮明的支持，還告訴農民不要信鬼神，要信中共成立的農民會。
1930年5月，毛在《尋烏調查》中，將宗教徒單獨作為一種職業，還將宗教徒定義為統治階級，「統治者是那僅僅佔人口百分之十三的地主、商人和耶穌教天主教傳教士等」，「佛教是大地主階級利用的宗教」。此時的毛已拋棄了對神佛的信仰。
不過，與斯大林類似的是，毛也認同，在共產黨需要的時候，宗教界可以成為統戰物件。1937年3月，毛在接受美國記者史沫特萊採訪時說：「我們是最堅決最忠誠地為實現三民主義中國而奮鬥的……至於我們還信仰共產主義，那是不相衝突的……國民黨員中有許多是信仰資本主義的，有許多還信仰無政府主義，有些人則信仰孔子主義、佛法主義、基督主義，無所不有，也無所不包。只要當前革命政綱取得一致，即構成了團結救國的基礎，即可泯除一切猜疑，走上共赴國難的軌道。」
1940年，毛在延安的演講《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中稱「共產黨員可以和某些唯心論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動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統一戰線，但是決不能贊同他們的唯心論或宗教教義」。毛在隨後還指出，「抗日統一戰線政權的選舉政策，應是凡滿十八歲的贊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國人，不分階級、民族、男女、信仰、黨派、文化程度，均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1945年4月，毛在「七大」的報告《論聯合政府》中就宗教問題指出信仰自由，中共容許各派宗教存在。1949年中共建政後，還以法律形式規定宗教信仰自由。
然而，毛在中共建政後不久，就變了另一副嘴臉。此前在介紹共產黨的「四大導師」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篇章中，都提到他們早期都相信上帝，後來在相信或加入撒旦教後，皆走上了反基督、反上帝之路，並通過共產學說開始毀滅人類。而追隨馬恩列斯之後的毛澤東，也是如此，從相信神佛最終走向了滅除信仰之路。
建政初期對宗教的鎮壓
中共建政後，信奉「無神論」的中共為了全面推行其意識形態，對宗教展開了大規模的暴虐鎮壓和對會道門的取締，焚燬了大量《聖經》和其它經書。中共要求諸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佛教等組織、幫派成員到政府登記並悔過自新；並稱如不按期登記，一經查明，予以嚴懲。
此外，中共為了加強對宗教的領導，還成立了相應的機構，因天主教有著廣泛的國際聯繫而成為了打壓的重點。針對天主教，中共成立了由其任命的一個機構：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目的是對天主教徒進行控制和思想改造。
對於中共的企圖，負責上海、蘇州、南京教區的龔品梅神父不僅堅決拒絕「改造」和「滲透」，拒絕在教會內開展「反帝愛國運動」，而且讓教徒繼續接受梵蒂岡的領導。他表示：「我怎麼也不能接受他們講的進化論，這是對上帝的侮辱。」為此，龔品梅還組織並親自督導了「不投降、不退讓、不出賣」的「中華聖母軍支團」，阻止聖母軍成員向政府登記和退團，拒不參加官方教會「中國天主教愛國會」。
1955年9月8日，龔品梅與範忠良、金魯賢等30多名神父及300多名教徒在上海被逮捕入獄。1960年3月，龔被以「龔品梅反革命集團」首犯的罪名，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關押在提籃橋監獄。在「審判」期間，龔品梅神父對提審員如此說道：「我從來都不會背叛我的信仰，和你們信仰共產主義一樣，不會改變。」
1985年7月，在國際社會的營救下，龔品梅神父被假釋，但由愛國會軟禁看管。1988年1月，中共政府迫於國際輿論的壓力，宣佈提前將其釋放，恢復人身自由；同年，龔品梅因心臟病被獲准前往美國接受治療，其後一直在美居住。
龔品梅神父的遭遇不僅僅代表了無數天主教神父、信徒的命運，而且亦折射出中共對於所有信仰者的摧殘。資料顯示，留在大陸的五千多名中國主教、神父或被關或被殺，最後隻剩數百人，而那些在華的外國籍神父部分被殺後全部被趕出了中國。
此外，僅在1957年之前，就有1萬1千多名天主教徒被殺，大量教徒被任意拘捕或被勒索性罰款。基督徒、佛教徒、道教徒的命運也莫不如此。毀寺焚經，強迫僧尼還俗，極為普遍。
文革期間對宗教的鎮壓
經過中共建政初期的鎮壓，到了六十年代，中國的宗教場所已經寥寥無幾。文革爆發後的「破四舊」更是一場宗教和文化的浩劫。
從1966年8月份開始，「破四舊」的烈火燒遍中華大地。寺院、道觀、佛像和名勝古蹟、字畫、古玩作為「封、資、修」立即成為紅衛兵們的主要破壞對像。
海外學者丁抒在《幾多文物付之一炬》一文描述了當年的慘烈。以佛像為例，北京頤和園萬壽山山頂有一千尊琉璃浮雕佛像，經「破四舊」，竟然都五官不全，無一完好。首都如此，全國都如此，連偏遠的縣城也不能倖免。
「山西代縣有個天臺寺，建於一千六百年前的北魏太延年間，塑像、壁畫甚為珍貴。雖然地處遠離縣城的山溝，『破四舊』者不畏艱險，前去將塑像、壁畫一掃而空。……陝西周至縣境內，有兩千五百年前老子講經授學並留下傳世之作《道德經》的樓觀臺。……以他當年講經的『說經臺』為中心，方圓十里之內，散佈著五十多處古蹟，包括唐高祖李淵為他修的、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歷史的『宗聖宮』。如今樓觀臺等古蹟被破壞，道士們則全都被迫離開。按教規，道士出家後永不得刮鬍子、剃頭。現在則被迫剃頭、脫下道服，成了人民公社社員，有的還成了當地農家的上門女婿。……山東嶗山道家聖地，太平宮、上清宮、下清宮、斗姆宮、華嚴庵、凝真觀、關帝廟等，神像、供器、經卷、文物、廟碑全被搗毀焚燒。」
「吉林市文廟是全國四大孔廟之一，『破四舊』中嚴重受損。」
「中國第一個佛教寺院是東漢初年在洛陽城外營建的白馬寺，為中國『釋源祖庭』。『破四舊』時它自然難逃洗劫。」「寺院旁邊有個白馬寺生產大隊，黨支部書記率領農民去革命，亂砸一通，一千多年的遼代泥塑十八羅漢被毀，兩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帶來的貝葉經被焚。稀世之寶玉馬被砸爛。幾年後，柬埔寨流亡君主西哈努克指名要朝拜白馬寺，周恩來趕緊下令將北京故宮裡的貝葉經和京郊香山碧雲寺的清代十八羅漢運到洛陽，來個冒名頂替，才解決了外交難題。」
從對信仰的鎮壓，對傳統文化的破壞嚴重程度而言，毛澤東所為超過了斯大林，而這僅是其禍亂中華大地的一部分。
周曉輝：共產黨「五大導師」之毛澤東（二）
鎮壓宗教、破壞傳統文化僅僅是毛禍亂中華大地的一部分，一個問題是：毛澤東是如何掌握最高權力的？
黨內初露頭角與肅反大屠殺
毛澤東早年在湖南從事馬克思主義宣傳活動，1921年7月參加了中共一大，擔任會議書記員。其後，成為中共湖南分部的負責人。在中共秉承蘇聯旨意，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以圖借殼發展後，毛搖身一變，出任國民黨組織部長胡漢民的秘書，同時與其他中共黨員一道，在國民黨內擴大中共勢力。彼時，毛在中共黨內嶄露頭角。
為了限制中共在國民黨內的擴張，蔣介石於1926年3月下旬利用「中山艦事件」提出了整理黨務，收回了一部分黨權，並決定北伐。就在北伐軍不斷取得勝利的同時，一方面，蘇俄和中共導演了一場由中共和國民黨親俄親共派共同發動的政變，免去了蔣介石的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等職務，重新奪取國民黨的領導權，進而引發了國民黨內部的分裂。
另一方面，中共在北伐地區發動農民運動和土地革命，其目的是通過煽動農民造反，以造成發動中國共產革命的基礎，並阻撓北伐。在湖南、湖北兩省出現的紅色恐怖最為嚴酷。
比如，由毛澤東領導建立的湖南各級農民協會號稱有518萬人，協會不僅形同各級政府，有權有槍，而且自設公堂刑獄，動輒批判鬥爭，隨意逮捕殺人。中共領導人李立三的父親即為農民協會所槍決，而北伐軍中許多出身於小地主的湖南籍中、下級軍官和士兵，其家人未能逃出者，亦多被批判、鬥爭、關押或捕殺，財產被沒收。
中共的暴虐不僅讓堅決反共的國民黨人，也讓那些曾經糊塗的國民黨人和軍閥清醒地意識到了共產主義的危害。1927年，國民黨開始「清黨」，抓捕中共黨員。中共為此發動幾次武裝暴動，均告失敗，參與秋收暴動失敗後的毛則逃到偏僻的山區，盤踞在湖南、江西邊界的井岡山一帶，建立了中共的第一個根據地，開始發展壯大自己。
不過，手中有了軍隊、在黨內地位有所提升的毛還必須接受來自上海的中共中央的領導，中共中央任命毛為蘇區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和總前委書記。換而言之，毛成為了江西蘇區最高領導人，來自上海的命令只有通過其才能貫徹。
然而，毛澤東在江西蘇區的個人權威並沒有因為地位的提升而確立和鞏固。一方面，當毛將自己的意見與中央的意見合在一起時，必然引起了蘇區一些領導人和紅軍將士的不滿；另一方面，來自湖南的毛在一些方面與江西本土領導人存在著矛盾，毛遭到以李文林為首的贛西南地方實力派的挑戰。
為了確立和鞏固自己的權力，毛以清除「AB團分子」為由，開始了為期兩年的內部大清洗，其中在定性為「AB團領導的反革命暴動」的富田事變中，就有大約七八百名軍官以及原江西省行委領導先後被害。可以說，在短短兩三年中，毛在肅反運動中就殺了10萬人，毛由此鞏固了自己的權力，而這不過是其殺伐的序幕。
掌握軍權黨權與斯大林的影響
在日軍侵略東北之時，毛和中共在偏遠山區的作亂以及建立「國中之國」之舉，讓對共產黨有著清醒認識的蔣介石深為警惕。在「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下，國民政府軍先後對中共根據地進行了五次圍剿。
第五次圍剿使中共陷入了絕境，中共被迫放棄根據地逃跑，最終逃到了陝北。在這個中共號稱的「長征」實則逃跑的過程中，毛的軍事主張在一系列軍事失敗後被採納，毛的地位再次上升。
不過，在2005年出版的英國華裔女作家張戎與英籍丈夫Jon Halliday撰寫的《毛：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中，揭穿了毛在逃亡中「戰略高超」的頌歌，並將其稱為「謊言和臆造」。作者認為，長徵人數從開始時的8萬6千人下降至結束時的不足4千人，除了天氣惡劣和地區貧瘠等自然條件外，唯一原因就是毛的拙劣指揮和戰略無能……「現在世界公眾吃驚的獲悉，毛澤東長征神話之一的飛奪大渡河鐵索橋一事完全子虛烏有。根本就沒有槍林彈雨下的英雄，紅軍未受干擾就過了河」。
無論如何，毛最終逃到了陝北。在逃到陝北後，毛以派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打通通往蘇聯之路為藉口，剷除了可以與自己抗衡的軍隊；此後，又設計除掉了盤踞在那裏的另一支軍隊的領導人劉志丹等人。到1938年底，毛已將中共軍權、黨權牢牢控制在自己手裡，但令毛如骨刺在喉的是：毛還未獲得中共意識形態的解釋權，而若無意識形態解釋權的支援，對黨和軍權的控制也難持久。彼時，對中共意識形態的解釋權仍掌握在王明等留蘇派手中。
如何獲得對意識形態的解釋權？毛澤東從斯大林的獨裁統治模式找到了通道。1938年底，斯大林親自修訂的《聯共黨史簡明教程》（以下簡稱《聯共黨史》）出爐並很快被翻譯成中文後，毛如獲至寶。沒有讀過多少馬列原著的毛，對於《聯共黨史》卻讀了至少十遍。該書是斯大林為在政治上徹底消滅異己、鞏固自己的獨裁地位而下令編纂的。
據業已去世的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在其撰寫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披露，毛在對《聯共黨史》給予極高評價的同時，迅速向延安的各級幹部發出學習的號召。1942年，毛更將該書稱之為「馬列主義百科全書」，把其列入《整風文獻》等，直到六十年代初，其「至尊至榮」的地位才被《毛選》取代。
毛高度評價《聯共黨史》，除了有迎合斯大林的目的外，更在於該書為毛「提供了大量他所急需的開展黨內鬥爭有用的經驗與策略，完全可以用來為毛的政治目標服務，為毛奪取中共意識形態的解釋權輸送彈藥」。
如《聯共黨史》為了維護斯大林一貫正確的形象，任意剪裁歷史，這也適應了毛急欲重寫以自己為中心的中共黨史的政治需要。《聯共黨史》把蘇聯共產黨歷史描繪成正確路線與錯誤路線生死搏鬥的歷史，尤其突出斯大林的個人作用。這一切都引起了自認為是黨的正確路線化身的毛的強烈興趣，給了他豐富的啟示。而且《聯共黨史》還以斯大林的個人意志作為評判是非的唯一標準，竭力醜化、貶低黨的其他領導人，這又和毛自大、專斷的性格相吻合。
正是通過學習該書內容，毛徹底瞭解了做一個斯大林式的領袖所必須具備的特殊素質，這就是以鐵腕統治全黨，用意識形態為這種統治服務。由此，毛通過發動整風運動，打倒了留蘇派，確立了自己在意識形態領域上的解釋權，並在以後中共的黨內鬥爭中一再運用。
整風運動與奪取最高權力
在中共這場整風運動中，與毛持有異見的人如王明等，均遭到了迫害和清洗。還出現了大量冤假錯案，錯殺了很多無辜者，而這個數字至今尚無確切統計。毛澤東為了掩蓋這段歷史，在建政後將參與整風運動的自己的得力干將劉少奇、高崗等人都先後清洗。而逃亡蘇聯的王明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一書中，就指延安的整風運動是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的「演習」。
然而，整風運動和文革相同的是，都是整風整人、製造冤假錯案和極端殘暴殘忍；不同的卻是，文革是處在毫無外患內憂的和平時期，而延安的整風則是處在全民抗戰、國家存亡絕續的關頭。如果國民黨、蔣介石在此國難當頭之時，也來了這樣一場整風運動，也大搞一場深挖共產黨特務或其他種種特務的運動，也製造了如此之多的冤假錯案，則中華民族大約只有亡國這一條路了。反之，中共之所以在國難當頭之時，膽敢如此整風整人，大興冤獄，歸根結底一句話，就是因為它不抗戰，假抗戰所致。
而不抗戰的毛澤東通過這場運動，不僅確立了自己在黨內在意識形態各個方面的絕對權威，而且如海外自由作家凌峰所洞悉的那樣：毛通過這場整風運動還為他建政以後控制國家、控制幹部和控制人民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如控制傳媒，箝制民眾的思想；控制幹部，使之服從領袖；建構完整的政治運動模式。
中共積累的上述種種手段和經驗，在其後五十多年的專制統治中得以不斷運用，甚而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國人民在這樣的統治下的生活情況可以想見是多麼悲慘，但是更為悲慘的是中共的高壓統治和愚民宣傳讓中國人民越來越麻木，越來越意識不到自己悲慘的處境。
毛聽命於斯大林
從中共成立之日起，就一直聽命於蘇共，並接受其經濟援助，甚至不惜犧牲民族利益，保衛蘇聯。毛也不例外。
比如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和楊虎城在西安發動的武裝軍事政變的幕後策劃者就是中共。政變發生當日，毛在給斯大林的電報中稱，西安政變是「根據張、楊、共三角聯盟抗日反蔣的協定而發生的，中共中央已積極推動張、楊堅決與蔣分裂」。
但擔心東西同時與德日作戰的斯大林卻電告毛：絕不允許中共殺蔣。希望借張之手殺掉蔣介石的中共只好派周恩來去說服張、楊以及面見蔣介石。在周恩來開口「校長」閉口「校長」，並對其動以「天倫之情」，一再向蔣保證能將被扣留在蘇聯的蔣經國弄回國，讓他父子團圓後，博得了蔣的原諒和許諾，即停止剿共和聯合抗日。
再如1950年，朝鮮率先向韓國發動攻擊後，被聯合國軍打敗，因此向斯大林求援。斯大林則要求毛出兵。最終，毛不顧其他人的反對，決定出兵朝鮮，去幫助一個侵略者，其結果是至少五十萬士兵喪命。
而毛在斯大林死後，對於蘇聯揭露斯大林的罪行甚為不滿，這或許也是出於對自身死後的擔心。
2015年，在俄羅斯歷史學者潘佐夫（Alexander V.Pantsov）根據新解密的蘇聯時期的歷史檔案寫的《毛澤東：真實的故事》一書中，證實毛是斯大林忠實的追隨者，他做了很多努力以向他忠於的領導人（斯大林）表示忠誠。
馬克思、列寧的追隨者斯大林的筆名是「惡魔」，並被蘇共其他領導人稱為「魔鬼」，追隨斯大林這個魔鬼的毛澤東又是什麼呢？中共建政後，毛魔鬼的那一面更全面地暴露了出來。
周曉輝：共產黨「五大導師」之毛澤東（三）
毛澤東曾說過這樣一句話：「八億人口，不鬥行嗎？」在他統治中國近27年中，他抓住一個又一個靶子，掀起了一場又一場批判運動，將中國人民拖入了一次又一次的災難之中。特別是由其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對中國傳統文化和社會的破壞是空前絕後的。可以說，中國歷史上沒有一個皇帝可以和毛相比，被他直接和間接害死的人不計其數。
據《九評共產黨》透露，從1949年以後，中國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到過中共的迫害，估計有六千萬到八千萬人非正常死亡，超過人類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
毛的殺人歷史
毛的殺人歷史早在中共政權建立及建立蘇區根據地時就開始了，前邊提及的肅反大屠殺就是其大規模殺伐的開始。
毛殺人可以分為五個階段，當然零星運動年年有，月月有，但有計畫的殺人運動仍以上述五個階段為主。
第一階段在蘇區和延安。主要指三十年代初發生在中共內部的「肅反」運動和延安整風運動。在肅反運動中，至少有10萬紅軍被殺。而延安整風運動亦有數萬人被害。
第二階段是建政最初三年的三大運動：土改和工商改造、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海外學者辛灝年先生在講座中曾言，「一年土改當中殺了260萬地主」。國外學者統計鎮反運動中有100萬到200萬人被殺。三大運動中，保守估計死亡人數是240萬(中共公佈的數字)，實則遇害人員最少在500萬人。
第三階段反右時期。在這場浩大的反右運動中，中共方面給出的數據稱，共定性右派317.8萬人，其中80%以上是知識份子，不少人家破人亡。蹊蹺的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給「右派平反」，卻說給55萬人摘掉右派帽子，剩餘的200多萬人哪裏去了？
第四階段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時期。由於毛一意孤行發動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國社會浮誇成風，並導致了3,000至4,000萬人被惡死的慘痛後果。
第五階段是文革時期。在這漫長的十年黑暗歲月，上至國家主席劉少奇，中共元帥、各級高官，下至普通百姓，有多少人遇害，至今官方沒有確切的數字。美國研究世界大屠殺的權威學者魯密爾教授研究認為是700萬人，海外學者丁抒的研究結論是200萬人左右。
在毛統治中國的二十多年中，人命越整越不值錢。1957年的反右，坐牢和自殺的人比1955年的「肅反」多了許多。到了文革，打死的和自殺的數目更是遠遠超過了「反右」和「肅反」的總和。
毫不誇張的說，毛時代死於冤獄的人數，多於歷代冤獄致死者的總和。而歷代的開國者沒有一個如毛這樣嗜血成性，沒有一個如毛這樣樂於不斷的發動運動。這樣的毛不是魔鬼又是什麼呢？
毛對中國傳統社會和文化的破壞
從中共1949年竊據政權開始，就傾國家之力開始了對中華民族文化和社會的破壞，這絕不是它出於工業化的狂熱、或希望靠近西方文明而幹了一些蠢事，而是它在意識形態上與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勢如水火，因此它的文化破壞就是有組織、有計畫、有系統的，並且是以國家暴力作為後盾的，尤其是文革徹底「革」了中國文化的「命」。作為中共最高黨魁的毛澤東，作為文革的始作俑者，無法推卸責任。
毛和中共對文化道德的主要破壞體現在：
第一、對宗教的迫害和宗教場所的破壞。具體可參與《共產黨「五大導師」毛澤東（一）》。
第二、對文物的破壞。對文物的破壞也是中共摧毀傳統文化的重要部分。在文革「破四舊」中，眾多知識份子珍藏的孤本書和字畫都被付之一炬，或被打成紙漿。如民主黨派高官章伯鈞家藏書超過一萬冊，被紅衛兵頭頭用來烤火取暖，剩下的則送往造紙廠打成紙漿。
「江山勝跡」也在「破四舊」的狂飆驟雨中被砸碎、消失。王羲之寫下流傳千古的《蘭亭集序》的蘭亭不但被毀，連王羲之本人的墳墓也被毀掉，吳承恩的江蘇故居被砸了，吳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了，蘇東坡親筆書寫的《醉翁亭記》石碑被「革命小將」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見丁抒《幾多文物付之一炬》）
第三、在精神層面上的破壞。在中國的歷史上，儒、釋、道三家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對鞏固人類道德水準，對那些想回歸天國世界的修煉者起到了重大作用。眾所周知，道家講「真」，佛家講「善」，儒家講「忠恕」、「仁義」，而中共通過打倒知識份子，毀壞書籍和廟宇，向人們灌輸讀書無用論的思想，讓人們放棄了對儒、釋、道三家的信仰和遵從。宗教與文化的莊嚴神聖感被破壞殆盡。這直接導致了文革後中國人道德的迅速下滑。
此外，毛和中共對中國傳統社會的破壞主要體現在對農村傳統結構的破壞上。中共建政初期，通過煽動農民進行的土地改革，徹底消滅了農村中對社會的穩定和對百姓的教化起著重要作用的的士紳階層，取而代之成為農村領導人的大多是那些無賴農民。當今農村黑社會化就是文革的惡果。
輸出革命參與殺伐他國百姓
毛和中共不僅對中國人大開殺戒，而且通過輸出革命的方式參與屠殺海外華人和他國民眾。根據美國德拉華州立大學程映紅教授2006年撰寫的《向世界輸出革命——「文革」在亞非拉的影響初探》一文，我們大致可以瞭解當年中共對外輸出革命的情況。
據該文介紹，在上個世紀60年代中期，中共做出了「世界革命高潮已經到來」的判斷後，用輸出毛主義來推動世界革命高潮，就成為中共對外工作以及駐外使領館的主要任務。據悉，除了在外事活動中向外賓和駐在國官員作口頭宣傳外，還由駐外使領館的工作人員、記者、留學生、專家、國際列車員、海員等，在所在國散發毛著作、語錄、像章、「文革」檔、圖片，並在使領館、宿舍區及援建工地等地樹立「文革」標語牌和毛畫像、展出「文革」資料、放映宣傳電影，連外銷商品和援外物資的包裝上都印製上了毛語錄和毛畫像。根據新華社的統計，從1966年10月到1967年11月，共有25種外文版毛選計460萬冊發行到世界148個國家和地區。
此外，中共在很多鄰國設立的華僑組織、友協和華僑學校，也從使領館接受指示，傳播毛主義和「文革」資料，甚至建立海外「紅衛兵」組織。中共使領館還負責篩選親毛派人士和青年學生，送他們到中國「朝聖」或培訓，這些人回國後或是肩負為「文革」作宣傳的任務，或是被發展成為「革命者」。
作為毛主義的精髓和中共革命的主要經驗，「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和「人民戰爭」是「文革」期間輸出革命的主要方式。在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中共基於意識形態的考慮，支持許多國家的共產黨及左派激進勢力推翻本國政權，並提供資金等。
比如支持東南亞國家馬來西亞、越南、寮國、柬埔寨、印尼、泰國、緬甸、新加坡、菲律賓等發動武裝革命，支持南亞國家發動暴力革命。其培養的一大暴君是柬埔寨赤棉的波爾布特。儘管赤棉在柬埔寨僅僅維持了四年的政權，然而從1975年到1978年，這個人口只有不到800萬的小國卻屠殺了200萬人，其中包括20多萬華人。
此外，印共在60年代中期發生過親蘇派和親華派的分裂，親華派走武裝鬥爭和暴力革命的路線，以馬祖達為首，稱「印共（馬列）」。其發動的「那夏里特運動」主要戰略是殘殺地主、借貸者、基層官吏和鄉村教師在內的鄉村精英。在這種殺戮中，馬祖達鼓勵其成員不用槍支，而是用其它較原始的武器甚至雙手去殺死受害者，甚至砍下受害者的雙手和頭顱，分解肢體。
「那夏里特運動」很快波及到城市。1970年春天，印度著名的大城市加爾各答的一些大學中，激進學生模仿中國的紅衛兵，掀起了學生造反運動。
據印度內政部的統計，印度全國發生的91%的暴力事件和89%的因暴力事件而導致的死亡都是由印共（毛）引起的。至2009年7月印共（毛）已製造了6,000多起暴力事件，造成至少3,000人死亡。
類似的屠殺也發生在拉美、非洲。根據中國官方出版的外交史，1967年前後一年多時間裏，和中共建交或半建交的48個國家中，有近30個由於中共向外輸出「文革」以及紅色革命而和中共發生了外交糾紛。
中共在戕害中國人民、損害中國的利益的同時，究竟造成了多少他國人員以及海外人員的死亡，目前並沒有準確數字，但從上述有限的數字披露中，可知至少在千萬以上。
對毛頂禮膜拜的形成
絕大多數中國人對於歌曲《東方紅》並不陌生，因為它與帶給中國人無數災難的「毛太陽」聯繫在一起。不過，該曲調卻是取材於陝北情歌，1943年由小學教師李錦祺重新填詞。
1942年的整風運動最重要結果是實現了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統一，確立了毛的權威，並開始了對其的神化和個人崇拜，典型標誌是喊毛萬歲，將各種封號貼在毛頭上，如「偉大的革命舵手」，唱《東方紅》等也變成一種雖無明文規定但卻必須遵守和履行的儀式，最後甚至達到了宗教狂熱的程度。
中共建政後，環繞在毛身上的光環使中共的追隨者和被欺騙的民眾視毛為人民的「大救星」，但是由於蘇聯於1956年譴責了斯大林及其個人崇拜，中共對毛的個人崇拜也暫時放慢了步子，並官方正式表態對此進行了批判。可是，毛對此卻不以為然。他在1958年的講話中說，要區分正確的和不正確的個人崇拜。如果一個人掌握了真理，就應該崇拜他。
毛的這種心理為林彪所深知。60年代初，剛剛接替彭德懷任國防部長的林彪率先在軍隊開展了神化毛的運動，並推廣到全國。1964年5月，軍隊首先出版了《毛主席語錄》。在這本很快便以「小紅書」著稱並被人們頂禮膜拜的書的前言中，林彪宣稱「毛澤東同志天才的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並告誡人們要「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隨之，全軍掀起了學習毛著作的熱潮。在其後的3年時間裏，軍隊出版了數十億冊的《毛主席語錄》和大約1.5億冊的《毛澤東選集》。
1964年，中共還推出大型舞蹈史詩《東方紅》。到了1965年，毛和毛思想已經完全被神化,並且在文革期間達到了頂峰。街道上、房間中，到處挂著毛的塑像和照片，毛的「紅寶書」遍地都是。而毛本人是非常贊同這種個人崇拜的。他在1965年與斯諾的談話中提到，個人崇拜是一筆政治財產。而且他認為赫魯雪夫的下臺就是因為他沒有個人崇拜。
對毛崇拜的結果就是文革的瘋狂和幾百萬人的慘死，而今天仍有人不遺餘力的崇毛，原因就在於中共一直不敢公開毛所做的諸多惡事吧。中共至今仍將其頭像挂在天安門城樓和死屍擺在天安門廣場，不正說明中共是最大的迷信者嗎？
周曉輝：共產黨「五大導師」之毛澤東（四）
通過一個個運動不間斷的殺人和迫害中國人，輸出革命參與屠殺他國百姓，鎮壓宗教，毀壞中國燦爛悠久的文化，大搞崇拜……這樣的毛澤東已經是十惡不赦了，然而，其所做的壞事還遠不止這些。
出賣中國領土和權益
「賣國賣民」是共產黨與生俱來的稟性，「賣國求權」也是其黨一貫的方針路線。從中共作為蘇俄亞洲支部成立之初，到抗戰期間勾結日寇對付國軍，到與蘇聯簽訂《哈爾濱協定》和《莫斯科協定》出賣東北資源換取蘇共支持內戰奪取政權，中共從一開始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賣國政黨。1949年建政之後，從毛到江更是連續出賣了數百萬平方公里的國土。
建政初期，毛澤東和中共擔心美國協助退守臺灣的國民政府反攻大陸，遂趕赴蘇聯，與其簽訂了《中蘇同盟條約》以及兩個秘密協定。
在秘密協定中，正式承認蒙古獨立，讓蘇聯保持在中國東北的特權，戰時允許蘇軍在華據守，中國海空軍基地交給蘇俄，東北各港口交蘇軍使用；中蘇以貨易貨，中國土產，特別是糧食，應儘量輸俄；蘇聯在中國享有特別貿易權、鐵路管理權；控制礦權；在中國一些地區，蘇聯人有自由居住權；應徵一千萬勞工給蘇聯，壓縮一億「多餘的人口」等等。
秘密協定明顯損害了中國的國家主權和利益。1989年，鄧小平對來訪的時任蘇聯總書記戈巴契夫說：「從鴉片戰爭起，列強侵略、欺負、奴役中國，對中國造成損害最大的是日本，最後實際上從中國得利最多的是沙俄，包括蘇聯一定時期、一定問題在內。」鄧小平所言大概就包括這個條約和秘密協定。
不僅如此，毛還隨意將中國的國土送給周邊越南、緬甸、朝鮮、印度等國家。如在越南內戰中，為了給越南內的防空增加預警時間，毛1957年同意把居住著2,000名中國人、屬於海南島的白龍尾島「交給越南北方使用」。時至今日，越南都沒有歸還白龍尾島。
再如，給緬甸劃走中國18萬平方公里的江心坡、南坎。江心坡，相當於安徽省的面積；1962年將長白山部分和天池的一半劃給了朝鮮；中印之戰後劃定的邊界，印度多佔中國1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而緊追毛的最大的賣國賊的江澤民，則正式承認了俄羅斯侵佔中國的數百萬平方公里國土。中國領土的一再縮減，毛和江是最大的罪人。
感謝日本侵華
當前日本右翼對其侵華戰爭的態度讓很多中國人憤怒，而中國人不知道的是，日本人這樣的態度與毛的「寬宏」態度不無關聯。據中共官方記載，毛至少6次表示感謝日本侵華，其中有幾次如下：
1956年，毛與訪華的前日軍中將遠籐三郎談話時說：「你們（日本皇軍）也是我們的先生，我們呀感謝你們，正是你們打了這一仗，教育了中國人民，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打的團結起來，所以我們應該感謝你們。」（見1999年大陸出版的《大外交家周恩來》）毛之語明顯是謬論，中國人再不團結，日本就可以侵略嗎？
1960年6月21日，毛接見日本文學代表團與左派文學家野間宏等人時說過：「日本幫了我們中國的大忙。假如日本不佔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不會覺醒起來。在這一點上，我們要感謝日本皇軍。」（見《毛澤東外交文選》）
1961年1月24日，毛與日本社會黨國會議員黑田壽男會談時、1964年7月10日會見日本社會黨人士佐佐木更三丶黑田壽男丶細迫兼光等時，以及1970年12月，毛與美國記者斯諾會見時都表達了感謝日本侵華之意。
此外，根據海外英文網站的表述，在1972年9月27日晚與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會見時，毛亦再次感謝日本侵華。
一場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率領中國人民抵抗日本、保家衛國的可歌可泣的戰爭，在毛的眼裡，卻成了另外的樣子，侵略的日軍成了中共的大恩人，也因此，中共政府放棄了戰爭賠款的要求，這樣的毛和中共是何等的不堪？！而日本至今不向中國人民道歉，不願意賠償中國人，與毛和中共的態度有一定關聯。
朝鮮戰爭50萬中國人異國埋骨
迄今很多中國人不知道的是，中共一直宣傳的「抗美援朝」實則是一場幫助侵略者朝鮮的戰爭，中共是侵略者的幫兇。
2015年大陸澎湃新聞網刊登了蘇聯解密檔「斯大林毛澤東如何商定中國出兵援朝」，檔顯示，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起初朝鮮軍隊進展順利，到8月中旬就將韓國軍隊驅至釜山，並佔領了韓國90%的土地。隨後，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於9月15日在仁川登陸，在美國空軍的不斷轟炸下，朝鮮軍隊開始招架不住，焦慮不安的金日成于是考慮請中國出兵援助朝鮮。在中、蘇、朝三方的反覆溝通下，毛下令中共軍隊於10月19日跨過鴨綠江參加朝鮮戰爭。
而對於中共幫助朝鮮之舉，國際社會的反應是：1951年1月30日，聯合國大會第一委員會以四十四票贊成、七票棄權的表決結果通過了譴責中國為侵略者的提案。當年5月18日，聯合國還通過了提案，要求成員國對中國實行禁運。
這場戰爭使至少50萬中國人葬身異國他鄉，僥倖活下來回到中國大陸的不少人，在以後的運動中則不斷被折騰而晚景淒涼，而在中共幫助下的朝鮮金氏政權，今日仍在奴役著幾千萬朝鮮人民。毛的罪孽怎樣說得清？
毛時代老百姓的窮苦生活
毛時代不顧基本民生，重點發展重工業，忽視輕工業，物資極度匱乏，這也是為何當時的糧、油、布、線一切都要票證。1958年的趕超英美的大躍進更是造成了餓死3,000萬到4,000萬的慘禍。
在農村，毛和中共還強行推行人民公社，將農民手中的一切個人財產與生產資料劃歸公有，並且在產品分配上採取了絕對平均主義來分配，造成「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的局面，嚴重抑制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生產率極其低下。
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廣大農民一年到頭只有到年底才能拿到幾塊錢。更多的農民是透支，倒欠生產隊錢。對工人的剝削比資本家更厲害千百倍。
文革更是將國家經濟拖入災難。1977年12月，據李先念在全國計畫會議上估計，文革十年在經濟上僅國民收入就損失人民幣5,000億元。這個數位相當於建政30年全部基本建設投資的80%，超過了建政30年全國固定資產的總和。
文革期間，有5年經濟增長不超過4%，其中3年負增長：1967年增長-5.7%，1968年增長-4.1%，1976年增長-1.6%(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編：《中國經濟發展五十年大事記》)。
1978年2月，華國鋒在五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由於文革的破壞，僅1974年到1976年，全國就損失工業總產值1,000億元，鋼產量2,800萬噸，財政收入400億元，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
而基本上靠工資生活的城市居民，從1957年到1976年長達20年的時間裏幾乎沒漲過工資。1957年全國職工平均貨幣工資624元，1976年下降到575元，不進反退，還少了49元(曾培炎主編：《新中國經濟50年》，第897－898頁)。很多生活消費品供給不足，需憑票購買。糧票，更是流行了40年，被稱作第二貨幣。自行車、手錶、縫紉機、收音機和照相機，五大件置備整齊不到600元，但對很多家庭來說，卻只能敬而遠之。
此外，中國的中老年人都記得，那時人們的服裝從顏色到樣式，單調劃一，藍、黑、綠、灰，是佔絕對統治地位的主色調。住房相當困難，幾代同室並不少見。
再看農民的生活。吃不飽、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個房子的樣子，是普遍現象。據原農業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統計的數字：1978年，全國農民每人年均從集體分配到的收入僅有74.67元，其中兩億農民的年均收入低於50元。相當多的農民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僅掙不到錢，還倒欠生產隊的錢。
這就是號稱「為人民服務」的毛和中共帶給中國和中國人的所謂「幸福生活」——一場切切實實的災難。
更讓人費解的是，中共在自己國民困頓重重之時，卻大把撒錢「援助」外國。1961年大飢荒期間，僅僅因為阿爾巴尼亞支持毛反赫魯雪夫，在中國人成千上萬被餓死的當口，就給僅有160萬人口的阿國200億元糧食和物資，此外，還給了越南200億元「援助」。這就是口口聲聲「為人民謀幸福」的毛和中共的真實面目。
糜爛私生活
與馬恩斯列「四大導師」一樣，毛的私生活同樣放蕩、糜爛。毛走出韶山沖後的第一位戀人是陶斯詠小姐，後與其老師的女兒楊開慧結婚，生有三子。
毛逃到井岡山後，本可以在安頓下來後就將妻兒接來團聚的毛，卻始終未與楊開慧見面，反而與更年輕的女子賀子珍同居起來，並在未離婚的情況下，在1928年與其結婚，還生下了第一個女兒。而當時，楊開慧帶著3個孩子住在離長沙東鄉60里的板倉，生活十分窮困，生命危在旦夕，毛兩次打長沙都經過此處，也沒有進去看看他們，甚至都沒有去營救因其被處死的楊開慧。
據網上流傳的作者為淳於雁寫的文章披露，1982年湖南省政府指令有關部門，維修楊開慧的祖傳老宅作為文物保護時，在修補的磚牆縫裡，意外發現了用蠟紙包好封存的楊開慧寫給毛的7封情書手稿。1990年當局再次修繕楊宅時，又從她的臥室外檐頭下，發現藏著同樣以蠟紙密封的她在被捕前所寫的最後一份手稿。
這些文稿字裡行間充滿了楊對毛從痴情熱戀轉化為極度怨恨的「血和淚」，如她在最後的一封信裡，指責毛是「生活流氓，政治流氓」，並寫道：「即使他死了，我的眼淚也要纏住他的屍體。他丟棄我了，一幕一幕地，他一定是丟棄我了。」這證實了先前的極端自私的毛冷酷無情背棄妻子楊開慧的傳聞。
讓楊開慧如此憤怒的一個原因是毛與賀子珍的再婚。此事被上井岡山探望毛的楊開慧的哥哥楊開智親眼所見，並在隨後告知了妹妹。而毛的前秘書李銳還曾透露，楊開慧憤怒的另一個原因是她發現毛強姦了她的堂妹。
中共建政後，毛曾寫了一首詩，其中有一句是「我失驕楊君失柳」，中共解讀這是毛對楊開慧的思念之情，但從毛極端自私的個性看，這不過又是在作秀。
毛對楊開慧無情，對賀子珍也是如此。1934年在逃跑過程中，毛只顧自己生理髮泄，對賀子珍逃跑途中的難處、痛苦根本不管不顧，一年期間竟然使賀子珍三次懷孕，弄的瘦弱多病，人老株黃。
到達陝北後，毛又棄賀子珍不顧，與北京來的女學生、身邊的英語翻譯吳廣慧勾搭成姦，姦情被賀子珍撞破，毛卻不找自己的錯誤，反而讓賀子珍去了蘇聯。賀子珍在莫斯科生下的兒子因病死亡後，她要求回延安，卻遭到毛的拒絕，毛將三歲的女兒嬌嬌送到賀的身邊。毛的冷漠導致賀子珍在莫斯科的待遇下降到了零點，後來嬌嬌在保育院因患重病被醫生扔進了太平間，賀子珍為此與保育院院長大鬧，保育院院長竟將賀子珍視為瘋子關進了精神病院，並且一關就是6年。
而此時，在延安的毛又與電影明星藍萍，即江青同居。毛依舊並不滿足，借邀延安評劇院的四大美女之一的馮風鳴談工作之機，將其強姦。感覺受到欺騙的馮風鳴憤而離開延安，不知所終。後來，據說馮風鳴在延安的日記在香港等地風靡一時。
1949年12月，毛還在赴莫斯科的火車上將其俄語翻譯、周恩來的養女孫維世強姦，孫維世也因此在文革被江青害死。此外，當時的影視明星如上官雲珠等也被傳與毛有曖昧關係。
除了上述這些，毛的私人醫生李志綏撰寫的《毛澤東的私生活》以及其他人的回憶錄，披露了更多毛糜爛的私生活，在此不一一贅述。據說，被毛澤東蹂躪的女兵、文工團員、電影明星、雜劇明星、服務員等高達幾千人。很多人在被毛糟蹋後，送往海南島五指山、大小興安嶺等與世隔絕之地，以防泄露中共的最高機密。
從毛以及共產黨的其他導師看，當今中共高官們的淫亂的根源也就不難找了。
中共沒有徹底否定毛的原因
毛究竟是人民的「大救星」還是「大災星」至此一目瞭然。
文革結束後，1981年6月，中共發表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並對毛作出了官方評價，即肯定毛在中共暴力革命鬥爭中和在建政7年中的經濟發展和「社會主義改造」中的作用，嚴厲批評了毛在其統治後20年（1956－1976）中所犯的「錯誤」，這些錯誤包括「反右」、大躍進、文革，稱毛對文革「負有主要責任」。
對毛如此評價，是由鄧小平定下的基調。作為文革和毛後期的受害者的鄧小平和其他擁有類似經歷的中共領導人，在如何評價毛的問題上似乎面臨著一個困境。一方面，只有削弱或否定毛的形象、放棄並修改其政策，即證明其錯誤才能確立中共新政權的合法性；但另一方面，否定人們心目中曾經的神聖形象是極為危險的。因為毛一貫的偽裝和中共宣傳機器虛假的宣傳，使一大批中國人，特別是參加過中共暴力革命的老幹部和文革中的積極份子，對毛仍舊懷有尊崇的心理。否定毛，很可能導致民眾對中共政權的合法性產生懷疑，對產生這個國家的革命的道義合法性產生懷疑。其結果是中共政權處於危機中。
也正是出於維護中共統治的需要，鄧小平定調稱「我們不會像赫魯雪夫對待斯大林那樣對待毛」，「要把毛的像永遠挂在天安門前，作為我們國家的象徵，要把毛作為我們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因此，要對毛的功績作出「適當的評價」。
1981年的決議暫時解決了對毛和文革的評價問題。幾年後，對毛的個人崇拜的殘存現象至少在公開場合逐漸消失了。不過，毛曾經的「神聖」形象雖然自此有些黯淡，但依舊挂在中共的所謂「聖殿」上。中共只有繼續不斷重複著謊言，繼續欺騙著民眾，才能確立其政權存在的合法性。毛的真面孔依舊被中共刻意掩蓋。到了90年代之後，處於政治需要，經過相當修飾的毛的形象，又被人們以不同方式利用，有時還大加頌揚。無疑，不徹底剝掉毛的畫皮，就不能使中國廣大民眾真正認識到中共的邪惡本質。
結語
文革時被殺的四川大學生物系四年級女生馮元春，在「反右」鳴放時題目就是「毛澤東是偽馬列主義者，共產黨是最殘酷的集團」，其所言皆為歷史所證實。如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畫皮正在被揭開，他們藉由共產主義思想毀滅人類的諸多罪惡也正在逐一被曝光。而瞭解了這些罪惡的中國人，唯一的選擇就是徹底拋棄共產黨，建設一個全新的國家。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