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輝：中共不抗日反而通敵賣國

北京時間：2017-02-24 08:08

前文已說，中國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是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軍，那麼，中共不抗日在做些什麼？旅美學者辛灝年先生曾進行了總結，自1931年9．18事變至1937年7．7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這六年間中共做的主要事情有：

為了貫徹「武裝保衛蘇聯」方針，繼續發動武裝暴動，強佔地盤；建立偽政權「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分裂中國；攪局淞滬抗戰，派地下黨混入十九路軍製造混亂；國民黨長城抗戰期間，中共武裝暴動，發展壯大自己，併進行內部肅反，十萬紅軍被處決；勾結十九路軍陳銘樞部叛變南京國民政府，建立所謂「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繼續分裂中國；被國民黨圍剿，被迫逃跑，最後在陝北落腳；策動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軍事叛變，使中共生存危機緩解。

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中共並非如其公開所言積極抗日，而是在1937年的洛川會議上確定了「要日蔣火拚」的方針，即將國民黨視為最大的敵人。毛的前秘書李銳也在他出版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回憶錄中，對此明確的證明說：毛要和日寇夾擊國民黨。這也是為何中共建政後毛多次感謝日軍侵華的原因。

洛川會議後，毛即命令林彪的115師潛入晉察冀山區，賀龍的120師潛入晉西北山區，劉伯承的129師向魯冀平原發展。其目地，不是抗日，而是繞到敵後，以謀擴張。毛一再指示「八路軍應避開與日軍的正面衝突，避實就虛，繞到日軍後方去打游擊，主要任務是擴充八路軍的實力，並在敵人後方建立中共所領導的抗日根據地。」

至於毛和中共吹噓的游擊戰，不過是為中共奪地擴張的「法寶」。毛在毛選中承認，「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只能打游擊戰」。

公開打國軍

如果說，在全面抗戰剛剛開始時，毛和中共還有些忌憚，不敢公開的不抗日，甚至還局部的參加了抗日，那麼，隨著中共發展到50萬人馬，抗日戰爭進入1939年的艱苦相持階段時，中共的真面目開始暴露出來：專打國軍，而對日軍卻是「游而不擊」了。

中共宣傳的新四軍的所謂著名的韋崗戰役、黃橋戰役，即所謂的七戰七捷，以及西路戰役等，便全部打的是內戰，全部打的是國民黨正在抗日的「頑固派」。如中共廣為宣傳的「皖南事變」的真相就是中共軍隊改編成的新四軍，不聽從國民黨最高統帥部的命令，一直專打國軍、不打日軍、甚至是專打國民黨臺兒莊大戰的抗日主力韓德勤部，才造成被圍殲的悲劇。當年的《大公報》的報導就道出了真相（另文介紹）。

與日軍暗中勾結

除此而外，中共還通過日本佔領者向敵佔區的中國人出售鴉片、毒害自己同胞；更為惡劣的是，中共與日軍暗中勾結，出賣國民黨的軍情，也就是通敵賣國。

美國之音今年2月21日的《惡謀（中）：誰背叛了中華民族？重慶轟炸與紅色間諜》視頻，透露了不少內情，具體如下：

一、日本東京大學遠籐譽教授在臺北找到了毛對八路軍的秘密指示。毛在裡面提到：中日之戰對共產黨來說，是個絕好的機會。

二、遠籐教授在日本外務省的機密資料中發現了中共特務頭目潘漢年向日軍提供的情報《關於新四軍的作戰經過和建軍工作》，其目地是為了取得日軍的信任。其後，潘漢年向日軍提出中共和日軍的停戰問題。

三、遠籐教授找到了毛給潘漢年直接下與日軍勾結指令的證據。他指出，在中共中央的文獻研究室編的《毛澤東年譜》裡明確有記載，多處有這樣的描繪。毛有一天叫潘漢年過來，然後給他一個特別任務。此外，《年譜》裡有30多處毛致電給潘漢年的記錄。

四、遠籐教授研究證實，潘漢年曾多次向日軍出賣國民黨的戰略情報。至於針對蔣介石的多次「斬首行動」的相關情報是否就是由中共提供的，還有待研究，但以中共在重慶的地下勢力，獲取情報也不是難事。

五、遠籐教授認為潘漢年通日不可能是個人行為，而只能是毛和中共的授意，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何中共建政後，毛要儘快將潘漢年以及相關知曉內情者一一關進監獄或處死。

而另外可以佐證中共與日本勾結的是，共產國際駐延安特派員兼塔斯社記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一本書中寫道：「我無意中看到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的證實了：毛等與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存著聯繫……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繫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來的。」

「葉劍英告訴了毛，我已經知道了新四軍發來的電報內容。主席跟我解釋了很久，說明領導人為什麼決定與日本佔領軍司令部建立聯繫。」

「領導人中只有幾個人知道此事，毛的一個代理人，可以說一直隸屬於南京的岡村甯次大將總部的，什麼時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間諜機構的嚴密保護下，暢通無阻的往返於南京與新四軍總部之間。」然而，「領導人卻要做出打日本的樣子欺騙莫斯科。」

1984年大陸出版的《南京志史》也同樣披露了中共當年賣國通敵的事實。該書揭露：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居然能夠直進直入南京崗村寧次司令部，並受到禮遇。事因則是：……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日本陷於戰線過長的困境。中國戰場上，國軍仍頑強抵抗。為了挽救這種極其被動的局面，至1945年6月，岡村甯次向新四軍軍部發出了議和資訊……新四軍接報，因感到事關重大，立即報請中共華東局請示中央。延安立即密電答覆說，「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觸」。

于是，六月初，日軍便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乾兒子、日軍總司令部參謀部對共工作組組長為首的使團，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並建議中共方面派出負責官員前往南京與日軍總部首腦直接談判……經中共中央迅速批復，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便啟程赴南京。抵寧次日，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和楊帆開始正式談判，並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雙方停止軍事行動以之外，日方還答應讓出蘇北的八個縣城給新四軍，新四軍需保持中立，也可以將來和日方合作，共同對付蔣介石的國軍和美、英方面……同時還協商好了保持秘密接觸的級別、方式、地點、時間，為進一步談判做好了準備工作……而這一系列賣國勾當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在一九四五年八月發現的秘密……」

只是因為抗日戰爭提早的結束，中共與日本勾結以及進一步締結條約的可能性才終止，但中共通敵賣國的罪惡卻在歷史上無法抹去。

發展壯大自己

不抗日的中共，還利用國民政府抗日，無暇剿共的大好時機，繼續發展壯大自己。他們種鴉片，並用賣鴉片換來的錢買武器去打抗日的國民黨；他們亦派出了大量人馬到國統區去，一方面埋伏下來，等待時機，一方面製造混亂，給國民黨製造麻煩；他們還在延安發動整風運動，確立了毛的思想統治和獨裁地位……

根據辛灝年先生的研究，1936年底，中共紅軍僅存不足2萬人馬，其勢力亦不足三縣之地。全面抗戰後至1937年，中共因靠抗日招兵買馬和向國民黨索要軍費，已經擁有十萬軍隊，佔地35,000平方公里，控制人口150萬。此後至1943年，在敵後共一億八千三百萬的總人口中，中共已經能夠控制擁有五千四百萬人口的根據地。至1945年，中共已經在全國建立了16個根據地，其中5個有各級政權，8個有行政委員會，3個為軍事區域，中共黨員已達120萬人，其軍隊也已達120萬，所控制人口已達一億以上。

與1936年的中共相比，僅在軍力上便是八年前的60倍；與在八年全面抗戰中傷亡了數百萬官兵、陣亡了二百餘位將官的國民黨軍隊相比，其反差之大，足以令人觸目而驚心。難怪中共黨史學家們要說，中共正是在「八年抗戰」之中，才「為解放戰爭的勝利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打下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