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2月17日訊】吳宓年幼留學美國，學成後執教清華大學，籌建國學研究院並擔任主任，更招募來民國最著名的四大導師：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然而如此一位卓越的國學大師，錢鐘書的師長，中老年的命運卻多舛。
「清華的一個精神力量」
1894年出生的吳宓，17歲時進入清華學堂，之後赴美留學，攻讀西洋文學。先後在維珍尼亞大學獲文學學士學位，在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獲碩士學位，其對19世紀英國文學尤其是浪漫詩人作品進行過深入的研究，有不少論著。
吳宓在1921年回國後，先後在南京高師、國立東南大學、東北大學任教，講授世界文學史等課程。其雖然以介紹西洋文學為主，但他仍主張維持中國文化遺產的應有價值，並抨擊新體自由詩。
後來，吳宓又來到清華大學外文系任教，錢鍾書即是其得意門生，被中共拔高的季羨林也是他的學生。他在清華最大的貢獻是參與籌建了清華國學研究院，並擔任主任，更為叫絕的是，他居然請來了民國最為著名的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四大導師任教。可以說，沒有四大導師，則國學院有名無實。正如王國維到清華後曾對吳宓所言：「我本不願意到清華任教，但見你執禮甚恭，大受感動，所以才受聘。」
王國維自沉昆明湖後，吳宓於其靈前自誓云：「今敢誓於王先生之靈，他年苟不能實行所志而淟忍以沒，或為中國文化道德禮教之敵所逼迫、義無苟全者，則必當效王先生之行事，從容就死，惟王先生實冥鑒之。」以後數十年，吳宓始終以此精神貫之。
在清華期間，吳宓被視為「清華的一個精神力量」。這不僅是由於其巨大的感召力、人格魅力，頗有君子風範，也在於其身為老師的一絲不苟。據說吳宓記憶力驚人，他自謂：「宓教課多憑記憶，不恃書冊，即有檢閱，可向圖書館查閱，無須購置也。」
1923年，《清華週刊》中有篇文章述及吳宓授課：預先寫大綱於黑板，待到開講，則不看書本、筆記，滔滔不絕，井井有條。
清華學生溫源寧在《吳宓先生》中說：「作為老師，除了缺乏感染力之處，吳先生可說是十全十美。他嚴守時刻，像一座鐘，講課勤勤懇懇，像個苦力。別人有所引證，總是打開書本念原文，他呢，不管引文多麼長，老是背誦。無論講解什麼問題，他跟練兵中士一樣，講得有條有理，第一點這樣，第二點那樣。枯燥，間或有之，但絕非不得要領。有些老師無所不談，卻不發任何議論，吳先生則直抒己見，言之有物：也可能說錯了，然而，至少並非虛誇。他概不模稜兩可，總是斬釘截鐵。換句話說，他不怕直言對自己有什麼牽累。在事實根據方面，尤其是見於各種百科全書和參考書的事實，他是無可指摘的，只在解釋和鑑賞的問題上你還可以跟他爭論。」
吳宓的學生卓有成就者中有錢鍾書、曹禺、呂叔湘、李賦寧……西方語言文學大師李賦寧如此回憶吳宓：「先生寫漢字，從不寫簡筆字，字體總是正楷，端莊方正，一絲不苟。這種嚴謹的學風薰陶了我，使我終生受益匪淺。先生講課內容充實，條理清楚，從無一句廢話。先生對教學極端認真負責，每堂課必早到教室十分鐘，擦好黑板，做好上課的準備。先生上課從不缺課，也從不早退。先生每問必答，熱情、嚴肅對待學生的問題，耐心解答，循循善誘，啟發學生自己解答問題。先生批改學生的作業更是細心、認真，圈點學生寫的好句子和精采的地方，並寫出具體的評語，幫助學生改正錯誤，不斷進步。」
而西南聯大時任西南聯大外文系主任的吳宓在眾人眼中的印象是：身穿一襲洗得已泛白的灰布長袍，一手拎布包袱，一手策杖，冬日頭戴一頂土棉紗睡帽。上講台第一件事打開包袱取出墨盒和一紅一黑兩支毛筆。他的英語講義也用毛筆書寫。漢字是蠅頭小楷，英文的大體是印刷體，重要之處，還用紅筆打上圓點、波浪線或直線以示區別。其講義也是「百衲本」，信封、購物的包裝紙，也有連史紙或毛邊紙裁下的邊角料。
吳宓非常樂於助人，他說：「宓就是樂於助人，並無其它目地，亦不望人報答。」如20世紀30年代，吳宓的一位學生要去美國留學，但費用不足，吳宓慷慨解囊，資助300元，助其成行，並再三聲明，不用償還。
然而，吳宓自己卻在生活上節儉自律，不吸煙不喝酒，平常亦粗茶淡飯。他的講課筆記及幾十年的日記本，大多寫在撿來的煙盒上，一頂蚊帳自1938年一直用到「文革」，用了將近40年。
抗戰勝利後，吳宓在輾轉幾所大學後，最後落腳重慶，在相輝學院任教授，兼任北碚勉仁學院文學教授。他因對中共缺乏基本的認知，拒絕了國民政府教育部和海外大學的多次邀請。中共占領大陸後，兩所學院被合併，吳宓隨校合併進入西南師範學院任教。從此開始了其虎落平陽任人欺的命運。
與陳寅恪的友誼
1919年，吳宓與陳寅恪在哈佛大學一見如故，經常相偕散步於查理士河畔。
當時，吳宓驚其博學，服其卓識，並給國內朋友寫信說：「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並多次說，「陳寅恪雖係吾友而實吾師，歷年所以啟迪予者良多。」
1925年，吳宓擔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主任，第一件要做的便是聘請陳寅恪為「導師」。此後兩人共事於清華，朝夕往還，吟詩唱和。
反右、文革中被辱
中共建政後不久，為了消滅有獨立思想的知識分子，中共開展了「思想改造運動」。1952 年5月5日晚上，當吳宓得知，「思想改造運動」即將啟幕，學生將督促教師的改造，「深為警懼」，連電影都沒有心思看就去睡了。第二天，文教部派人進駐他所在的西南師範學院，專辦教師思想改造的事。因為聽說北京對梁漱溟、張東蓀、趙紫宸等人「嚴行評判，加重其罪名」，他意識到自己的處境岌岌可危，「心殊憂懼，恐將不免一死，戀愛結婚更不敢言矣」。（見《吳宓日記》）
由於朝鮮戰爭，中共暫時停止了對知識分子的「改造」。不過，中共幾年後又掀起了另一場運動。
1957年「反右」期間，吳宓因評論簡體字的不當與不便被打成了右派。文革時更是因此被批鬥、毆打、羞辱，並被冠以「反動學術權威、買辦文人、封建走狗、蔣介石文化打手、美帝國主義幫凶」等帽子，被下放到了四川梁平縣勞動改造。他的三個女兒也和他斷絕了關係。
曾聆聽過其教誨的學生李永暉在《我所知道的吳宓先生》中描述了1966年夏天他親見的一些「批判」場景：一是「群醜亮相」，即將包括吳宓在內的全院數十個「走資派」和「牛鬼蛇神」弄到網球場掛黑牌、戴高帽，「坐噴氣式飛機」，讓烈日暴曬，一個個被折騰得氣喘吁吁，滿頭大汗，苦不堪言。
二是遊街示眾，即押著包括吳宓在內的全院數十個掛著黑牌、被打入另冊的「黑幫分子」到北碚遊街，進行人格侮辱，如若哪個不低頭或走得慢了點，就被呵斥甚至挨打。
三是「開小灶」，即在大禮堂單獨批判吳宓。儘管場內瀰漫著濃濃的「火藥味」，先生總是埋著頭，眯著眼，一聲不吭。一位「小將」見先生如此「頑固」，便氣急敗壞地衝上台，揮起皮帶朝他頭上一陣猛抽。他痛苦地用雙手捂住頭頂，看著這位「小將」說：「同學，別打了，已經流血了。」於是幾位「小將」一擁而上，在一片口號聲中將先生拖下台，弄到學校衛生科去包紮。李永暉目睹先生慘遭毒打，「我不忍心看下去，心頭十分難過」。
而在另一次批鬥中，紅衛兵命令吳宓跪在毛像前認罪。他不跪。被紅小將猛踢後腿才跪下，但腿骨折斷，接著紅衛兵左右兩邊揪他耳朵，不斷扭擰，使他痛徹心肺、兩耳欲斷，最後則被紅衛兵一腳踢翻在地，昏死過去。
在又一次批鬥中，他被架上高台示眾，不免頭暈眼花直打哆嗦，因他走得慢了，架他的人立時將他推倒，吳宓由此摔斷了腿。腿傷稍好，即令打掃廁所。後來他的一隻眼睛也失明了。
1974年，他的堂妹到重慶探望生活不能自理的吳宓，發現屋子裡根本沒什麼家具，床上的被褥單薄，布證、棉花票一樣也沒有，一件藍布面的棉襖勉強能穿，上面有三十六處縫補。他遂被接回陝西涇陽老家，當時吳宓所有的積蓄，是枕頭下的七分硬幣。在老家養病的一年裡，每次吃飯，眼盲斷腿的吳宓都要問：「還要請示嗎？」
1978年，吳宓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彌留之際，這位著名的老教授不斷地低聲喊道：「我是吳宓教授，給我水喝！……給我飯吃，我是吳宓教授！……我是吳宓教授，給我開燈！……」
一個熱誠率真、正直不阿的學者和詩人，就這樣在自己深深眷戀的國家中被扼殺。其弟子趙瑞蕻在其去世後，用一百多年前左拉的名言「我控訴！」來為吳宓招魂。若地下有知，吳宓究竟會控訴誰呢？
（責任編輯：任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