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全球最大的新聞無疑是川普宣誓就任美國第四十五屆總統。而我的手邊擺放著的，卻是高智晟律師輾轉傳出的他所起草的《中華聯邦共和國憲法（草案）》。
我在數天前已經從一個朋友那裏收到了這部憲法草案，卻一直沒有動筆寫點什麼，其主要原因是恐怕感想會寫成一本薄薄的書。從對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反思，到對民主制度本身的看法，討論起來必然連篇累牘。思來想去，還是先寫篇簡單的小文。
美國憲法是人類的第一部成文憲法，並確立了憲法在美國法律中至高無上的地位——即所有與憲法牴觸的法律都是無效的。美國的最高法院，實際上是憲法法院，也就是當美國現有法律沒有辦法提出清晰的原則進行審判裁決時，憲法法院根據憲法的原則做出判例，並因此成為地方法院判案的標準。
其實這引出一個問題，為什麼人類第一部成文憲法到十八世紀末才出現？作為中國人，可能我們更想問的是，為什麼中國傳統的皇權社會中沒有出現過憲法這一概念？
這個問題讓我想起我到美國留學後看到的一個現象，那就是在美國，人們過父親節和母親節，選在這個日子向父母表示感謝。那麼中國為什麼沒有父親節和母親節？難道中國人對父母毫無感激之情嗎？
當然不是。傳統儒家認為「百善孝為先」。西方人在成年結婚後離開父母單獨生活，乃是因為《聖經》的教導。在《創世紀》中上帝就對亞當和夏娃說：「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因此西方的家庭是小家庭。因為子女不和父母住在一起，當然就需要通過父親節和母親節這樣特殊的節日來表達孝道。
而中國人即使結婚後仍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晨昏定省，天天盡孝。我們甚至可以說，中國人天天都過父親節和母親節，也就不必要專設這樣的節日。
回到《憲法》的問題。實際上共產黨有意歪曲、而一些黨外人士則誤入歧途，認為中國古代是一個君主專制的極權社會。實際上，百姓除了納稅、服兵役和徭役外，生活上跟政府幾乎沒有關係。譬如大唐開國的時候，人口大約1000多萬，但政府官員只有643人。以當時通信和交通之不便，到了縣以下，百姓完全自治。從這個意義上說，百姓可以完全不關心政治，當然也就沒有制定《憲法》約束君權的緊迫感。
而中國古代並不是沒有約束君權的概念。「君權神授」本身就是對君權的最高約束，這是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的概念（實際用詞不是這四個字）。這裡暗含的意思是，我們承認你的權力是神聖的，但是如果你背離天道、殘民以逞，上天會收回你的權力，也就是將發生改朝換代。中國人從來不認為一個朝代應該千秋萬代，而應該循環輪轉。一個王朝氣數已盡，就該有下一個王朝取代它。而這個王朝氣數已盡的標誌，就是政治走向壓迫和腐敗。
其次，就是中國人認為儒家價值觀高於皇權，所以儒生才可以根據儒家經典指出皇帝什麼地方做錯了。
還有一層約束就是中國人對歷史的重視。皇帝的言行要寫入史書中。唐太宗就曾經說過：別人認為皇帝的權威至高無上，但我不覺得。我上畏蒼天，下畏群臣的仰望，一句話說不對就會影響很多百姓，所以我講話非常慎重。這時有個史官叫杜正倫，對太宗說：我的職責就是記錄陛下的言論，如果陛下說錯了話，不但影響現在的百姓，也會讓後代人嘲笑你。
因此「君權神授」也好，儒家經典也好，還有史官的秉筆直書，都起到了類似憲法的約束作用。我知道這個問題如果爭論起來，是可以寫幾篇博士論文的。限於篇幅，這裡隻闡述一個觀點。
我認為，百姓無需關心政治，這其實是治理的最高境界。這樣的政治一定是良性的。其實美國到現在也仍有很多人對政治毫不關心，即使今年大選如此激烈和分裂，美國的投票率不到有投票權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七。
回到高律師起草的《憲法》草案，其內容我認為分為兩個層面，一個層面屬於價值層面，另一個層面屬於操作層面。操作層面包括國家體制、如何選舉兩院的議員，總統任期該有多久等等，而價值層面則包括宗教自由、言論自由、對其它人權的保護等等。
我對於操作層面的東西並不特別在意，至少在現階段。但對於價值層面的東西就尤為重視。高律師從多年辦案中所目睹的共產黨對百姓的迫害中，反思這些基本人權價值的意義；也從親身遭遇的殘酷迫害中，懷著悲憫世人的情懷，希望能從法律層面保障這樣的迫害不會發生在他人身上。因此高律師起草的《憲法（草案）》在價值層面上，具有從公義和常識出發的特點。只要價值層面可以成立，操作層面的東西都可以通過時間來加以完善。
價值層面的原則最終關係到一個人的信仰，因為起草者不能不面對一個基本的問題——「為什麼這個是對的，而那個是錯的」，而這個問題如果一直追問下去的話，就只能回到一個答案，即美國《獨立宣言》的第一句話——「我們認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不同的信仰者對於價值層面也難免存在少許分歧，但只要有充分機會討論其在憲法中的表述方式，總可以達成共識。
高律師在自序中自嘲，這是一個沒有制憲會議的制憲活動，但這種討論也只能等到高律師重獲自由的時候。
幸運的是，我和高律師都認為，這樣的日子應已並不遙遠。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