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3月24日凌晨，雲南生產建設兵團三師十三團二營四連駐地（保山盈江）發生一場火災。當清理現場扒開灰燼時，所有的人都驚呆了：有十名死難者被燒得形若枯炭，面目全非，肢體殘缺，縮至不足一米長短。其中有八具屍體幾乎緊緊團在一個狹小的空間，還有兩人倒在距門不遠處，其中一人身下壓著隻從兩千公里外家鄉成都帶來的木箱。她們是睡在第二間茅草房裡的十名成都女知青，平均年齡不足17歲。

1971年3月10日，成都市第39中260餘名初中生出發，7天後來到雲南兵團駐地。又一個7天以後，3月24日，他們中的十名女孩葬身火海。

3月23日是她們正式勞動的第一天，為建自住房，和泥打土坯。因白天幹活很累，晚上11點就睡覺了。火災發生在一個多小時後的午夜12點至零點間。

此時，在旁邊小窩棚裡的上海男知青趙文俊趴在床上看書，不慎碰翻了煤油燈，火苗即刻竄起來。慌了神的趙文俊急忙拿起外衣、枕頭扑火，沒想到越扑燒得越猛，他叫醒同棚的兩名知青逃命。

小窩棚緊靠著一排5間草棚，靠在最前面的是3間女知青宿舍。這排草棚用料全是竹子和干茅草。倖存者女知青魏大群說：「當時大家都睡得沉，我都是被竹子的噼啪聲驚醒的，我在濃煙中衝出去，拚命往山下跑，直到有一個北京知青喊我『站住』，我才回頭一看，5間茅草房已經不見了，隻剩地上還在燃燒的兩團火，這個過程不足10分鐘。」

另一倖存者陳春華回憶：開始不知道有人沒出來，連隊到處都亂遭遭的。有人拿竹竿去掏灰燼，想把沒有燒壞的臉盆刨出來，結果刨出了人的頭蓋骨。

混亂中，忙著搬自家東西的老工人走過來說怎麼有香味兒，是不是知青帶的臘肉被燒熟了？後來是在傣族老鄉的提醒下，指導員清點人數時才發現缺失十名女知青。

十名花季少女，就這樣被烈火吞噬了。從現場分析看，她們已然從睡夢中驚醒，但是沒來得及跑出去！他們的哭叫求救聲，淹沒在了竹芭牆燃燒時噼噼啪啪的「爆竹」聲中，沒人能聽的見。

茅草竹芭草棚，加上三月旱風，猶如被鼓風機吹著的一堆乾柴，一個火星都能引起一場大火。小玻璃瓶自制的煤油燈尤其危險，之前因它引發的火災有過多起，但是連裡這些從外地各城市來的知青，完全沒有這方面的生活常識和防火意識，顯然連裡的領導也沒有告訴提醒他們。

出事後，成都家裡很快就知道了。遇難者施桂芬，家裡剛接到她的第一封家信，信中說自己開始掙錢了，以後將按月給家裡寄10元錢，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他父親剛看完信，報喪的人就來了。另一名李曉妮的母親是在賣油條的小攤邊聽說女兒出事的。李母在女兒出事那晚做了個奇怪的夢，夢見曉妮回家了。那天早晨排隊買油條聽人議論說去雲南的孩子被燒死了十個，其中一個的母親就是在區房管局工作的某某（李母的名字），她當場就昏倒了。陳春華回憶付蓉碧：我回家探親時去過付蓉碧家，還特地帶了5斤白糖去，她的媽媽拉著我的手哭，第二天進了醫院。付是家中的獨女，兩位老人的晚境特別淒涼，出了這件事後，她的父親無法繼續工作提前退休，每月只有30多元的退休工資兩人生活。她的母親為了生活背著背篼撿字紙賣，後又當保姆幫人帶孩子，最後死於癌病。

都說水火無情，而人若有情呢？

如果第一天的勞動，沒有打250塊磚坯的任務，沒有那麼高的強度，「累得不行了」，她們可能不至於睡得那麼沉，醒得太遲？

如果她們當時住的不是茅草竹芭房，而是土坯房，火勢就不會這麼急這麼猛，不足10分鐘5間草房化作兩團火？

如果女孩子們睡覺的房間裡空間不那麼狹窄，過道只能容一人側身而過，可能不至於擠成一團而跑不出去？

如果孩子們從成都晚下來個把月，等連隊裡把安身的土坯房建好了，即便碰翻了煤油燈，也未必能釀成一場火災？

如果肇事的上海知青，允許他白天看那本禁書《珍妮姑娘》，也就沒有必要非在夜裡躲進蚊帳「偷看」的過錯？

如果沒有這場上山下鄉運動，她們應該在父母身邊，生活在成都溫馨的家裡。

如果沒有文革，她們應該繼續讀書，出現在校園的課堂上。

每一個追問，都是一道問責，都應該有人來回答，站出來承擔責任。但是，慘案發生了近半個世紀，只見到碰翻煤油燈的上海知青趙文俊被重判十年。而真正的責任者，各級責任者，沒有一個被追究的。

知青慘案發生在文革期間，是文革歷史的一部分，如同噩夢，不堪回首。知青歷史，令每一位有過知青經歷的人刻骨銘心。知青一代人，不會忘記那段苦難，但也絕不粉飾、歌頌那段苦難，需要的是認真反思和真正正視那段歷史。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