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1月05日訊】1999年10月6日，河北省淶水縣信訪局副局長劉金英，被套上囚服、帶著手銬押到了公安局。
紀檢委書記劉耀華對她說：「你影響太大了。你愛煉，就回家偷著煉去，違著心也得揭批（法輪功）。」
劉金英回答：「我寧可放棄工作、家庭、甚至生命。」
他伸手給了劉金英三個大嘴巴，打完了說：「回去給我寫出深層次的揭批材料，8日交給我。寫出別的來，我還揍你！」
回到監室，劉金英非常平靜地寫了一篇《捧給您——真誠的心》。
劉金英，原河北省淶水縣信訪局副局長，此前先後任鄉、鎮團委書記，團縣委宣傳部長、組織部長，副鄉長、副鎮長等職。1996年，劉金英開始修煉法輪大法，身心受益。劉金英踐行著實事求是的原則，抱著對政府的信任上訪，卻被推向了公審大會……
以下是劉金英的內心告白，根據劉金英在2001年上訴狀和2015年遞交的控告江澤民書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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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自己被騙
1999年7月20日傍晚，三名公安幹警突然闖進我家，說是問一些「法輪功」的情況。
我說：「可以，你們想了解甚麼，我知道的全告訴你們。我這裡的資料很全，你想看甚麼，我都可以給你們拿出來看。」
他們沒興趣看資料，只是問了我一些情況，我就把知道的情況，實事求是地告訴了他們。
1999年7月21日下午四點，我參加縣委六樓的副局長以上幹部會議，聽到了會上傳達的「黨員不准修煉法輪大法」的通知及一些具體安排、布署。散會後回家已是晚上7點。我伺候好公婆和七歲的女兒，忙碌了一天的我揣摩著白天發生的一切，不知怎麼做好。
當晚，夜深人靜。突然聽到有人叫我的名字，開燈看錶已是近12點。我隔窗問是誰，他們說是公安局的，說縣委孫書記要找我談話。我答應著穿好了衣服告訴我愛人是領導談話，就出了門。
當我見到幾輛警車早已在門口等候時，心想他們也許在執行公務時順便來通知我，便對幹警說：「我騎自行車，一會兒回來方便。」
「不要騎了，這車快，回來送你。」
我就上了他們的車。
到了公安局辦公室等了很長時間，才見到孫書記和李秘書長。孫書記問我：「你還煉不煉哪？」我隨口說：「不讓煉就不煉了。」我知道這樣的回答不是心裡話，也不符合大法的要求。但當時在領導面前我實在拉不下面子。
他們對我訓斥幾句後就走了，我覺得談話結束了就往外走，一個幹警攔住了我的去路把我送到了看守所。這時我才發現自己被騙了。
7月22日下午，我和其他14名進京途中遣返的大法弟子一起被帶上手銬、腳鐐錄像。直到8月6日才被釋放。
鄭重辭職
出了拘留所，我才得知7月25日在淶水縣電影院召開了迫害法輪功的公捕大會，迫害法輪功群眾，有7名已被刑事拘留，會上我被宣布開除黨籍、撤銷行政職務。
回到家裡我發現那些大法資料不見了，才知道公安抄了我的家。我坐在地上流下了眼淚。心在淌血啊！
8月12日我向縣委組織部遞交了《辭職報告》，並交了信訪局的所有鑰匙。
這件事情不是出於感情衝動，而是經過深思熟慮後非常理智的選擇，是我們全家一致同意的。中共不是規定：「共產黨員不准修煉法輪大法，公務員不准修煉法輪大法。」嗎？
人類不是有句話叫「人各有志」嗎？我只不過在「當公務員」與「修煉法輪大法」間選擇了後者，國家沒有任何明文規定公民、老百姓也不允許修煉法輪大法呀！
8月21日下午，一位法輪功學員劉桂英來找我，說把書全交了很後悔，想上北京。我說我也想去，我們又找了另一位法輪功學員許術亭。8月22日早晨，我們3人去了北京。
3次審訊
9月28日晚，我們被三間房派出所留置。9月29日被朝陽分局處以15天行政拘留。9月30日我被保定信訪局和淶水公安局的人從那兒接了出來，當天被送到淶水看守所刑事拘留。
10月1日下午，淶水縣看守所。我被套上印有「囚犯」字樣的白大褂、戴上手銬，押到公安局地下室，鎖在一個大鐵椅子上。
保定法院的人先自我介紹，我平靜地給他們解釋，他們了解到我沒有任何違法行為，沒再說甚麼。
但是，淶水縣縣委副書記孫貴傑大聲嚷著：「如果因為你影響了我，我饒不了你，一會兒就揍你一頓。」
一個人給我打開了鐵椅子上的鎖鏈，（接著）一個耳光打在我的右臉上，我就甚麼都看不見了。再上來人又打。臨走時，孫貴傑還說：「這是輕的！」
10月2日上午，我又被套上囚犯白大褂、戴上手銬，押到公安局地下室，鎖在大鐵椅子上。
縣委書記韓雅生親自指揮一幫人對我大打出手。他們讓我給縣委書記跪下，一個人打累了，另一個接著打，有時還共同出擊。
韓雅生暴跳如雷地喊：「臭不要臉的，拿電棍去電她！」
話聲剛落，一個警察拿了一個帶刺的膠皮棍重重地打在了我的後背上。
公安局局長譚書平從地上把我抓起來，揪住我的衣領，左右開弓地打了我一陣耳光，翻了翻眼皮才散手。
10月2日下午，當我被第三次帶上手銬，穿上囚服押到地下室時，見到了市委書記王珽玖，他命令人把手銬打開，平靜地問了我幾句話。我告訴他：「我去北京是為修法輪大法，只要能有書看，能煉功，哪怕打工、當保姆。」
那天我從地下室上來，看到法輪功學員于振剛被繩子捆著押了去。他是「301糧庫」的職工，我在外面聽到了對他的打罵聲。
10月4日，看守所辦公室。譚局長帶著一個叫王炳武的副局長坐在沙發上問我：「要槍斃了你，你還煉不煉哪？」
我說：「槍斃就槍斃，有自由我就煉。」
一個叫梁戰海的警察說：「你永遠有不了自由！」
譚局長又問：「那就給你報槍斃了？」
我沒說話。那時，我是在看守所的七院小號被隔離，只有3個刑事罪犯看著我，也真不知外面是甚麼環境，沒人給我透露一點消息。
10月6日，公安局政保股。譚局長勸我：「你說咱們都是同齡人，我比你也大不了兩歲，你今年才35歲，就按70歲的壽命計算，你還有35年呢！你怎麼會不怕死呢？好死不如賴活著，你看街上那些撿西瓜皮吃的，都不願意死……愛煉回家插上門偷著煉去吧！」
10月13日晚上，我被取保候審送到了民兵訓練基地靶場學習班，我見到那裡有幾十名法輪功學員，有的被打得滿臉是傷，也有的眼睛掛著血絲、嘴角掛著傷。由公安局、檢察院、法院3個單位的人輪流看著。
公安紀檢委書記劉耀華瞪著眼對我說：「你先考慮一會兒，如果你再說煉，我就開始揍你，打得你說不煉了為止。」
10月20日，我和其他6名法輪功群眾從靶場被帶進拘留所。10月22日，發給我《拘留證》，日期為10天。實際這次拘留長達49天，直到12月7日我愛人拿了5,530元，才把我贖去。
530元是交拘留所的：49天的飯費，每天兩碗稀粥10元。還有40元「按手印錢」。那5,000元交到公安局政保股李增林的手裡。
我問他：「不開票啊？」
他說：「不開票。」
我又問他：「這是屬於罰款還是屬於押金？」
他說：「不叫罰款也不叫押金，交了錢你就走人。」而且還得自己寫上「自願交納」的保證書。
我心裡說：這簡直就是敲詐！雖然不願意，但那時我從家出來已經三個半月，心想：為了這點錢就沒必要在這兒撐著啦！
後來我發現這叫助紂為虐。這五千多元已遠遠超出了我上班時一年的所有收入，我為共產黨工作16年，無論家裡有多大困難，也從沒向政府伸手要一分錢，這錢交得沒道理。這麼多年我絕大部分時間在鄉、鎮工作，風裡雨裡的不說，我的孩子真的比同齡人缺少母愛，吃了不少苦。
辭職回家後，我不再從事任何社會活動，只是做一些家務，接送孩子上學。
拘留所受刑老太太遍體鱗傷
2000年7月19日，兩名公安幹警又到我家，說交不了差，把我送到拘留所。
7月19日晚上，紀檢委書記劉耀華、政保股代春傑提審我。我對他們說：「你們不能這樣沒完沒了地抓我，非要逼得我遠走他鄉，妻離子散嗎？煉不煉法輪功是我自己的事，再說我在家裡煉，也沒犯甚麼法，你們讓我回家吧。我的父親病著呢，孩子也需要照顧。」我聽到的答覆是：「你就委屈幾天吧！」
2000年7月20日上午，我接到了已填寫好的《拘留證》，填寫時間是7月19日，上面寫著：「由於仍然堅持練法輪功，處以15日行政拘留。」
那時拘留所裡關了我們共10名大法弟子，有5人是先後進京上訪抓回來的，另5人是從家抓去的。當我得知一個叫張鳳芝的老太太已經10多天沒吃飯了，就過去問她為甚麼？她拖著很瘦的身體，用很微弱的聲音告訴我：「沒有犯法，我不吃這裡的飯。」
看到她臉上青一塊紫一塊的，就問她：「他們打你了嗎？」
她點點頭，掀起衣服讓我看她身上的傷。
真是遍體鱗傷啊！她的臀部及腿上的肌肉有很多瘀血，硬梆梆的，我用手按按幾乎沒有彈性；胯上還有一個核桃大小的膿包，像個小氣球灌上了水，軟軟的，後背上清清楚楚地留下了男鞋底的印跡，血淋淋的……她告訴我是他們鎮黨委書記帶人親自下手打的。她今年50多歲，和我母親的年齡差不多。看著這位樸實的農村婦女受到這樣的傷害，我說不出心裡是甚麼滋味兒。
此外，宋各莊鄉的法輪功學員隗鳳蘭、王金花曾被抓到鄉里，關在一個小黑屋裡，3天3夜沒給吃的，也不准她們上廁所。7月19日夜深人靜的時候，她們用手把門掀了一塊板，從底下爬出來跳牆後步行向北京走，到了張坊以東才趕上了公共汽車。
她們到了天安門，警察把她們送到了密雲縣拘留所。後來由淶水縣公安局接回的。陳成蘭去北京上訪是被送到昌平拘留所後接回的。據她們說北京各大分局裝不下了，才把她們送到了周邊縣，抓的人太多，她們都被編了號。
我剛進拘留所的時候，心裡真的不平衡，覺得不該和她們關在一起，我沒去北京啊！但逐漸我認識到自己和她們相比確實遜色許多，都是大法弟子，也都是做母親的，當大法遭到迫害、大法弟子受迫害時，她們卻敢於去證實大法，而我想到的只是自己，還有那個家。
到了8月3日該釋放的日子，仍不放人。
8月3日下午，我要了紙筆，寫了「給中央及政府領導的一封信」。王金花、楊振平她們也想寫， 我就把她們提供的內容也寫在了那封信上，共三方面：（一）、法輪功對社會有百利而無一害；（二）、1999年7月以來，淶水縣法輪功學員受迫害的情況；（三）、呼籲各級政府及職能部門停止迫害法輪功學員。寫的都是我們10個人的親身經歷。
然後我們親手簽了自己的姓名：劉金英、方永連、楊錫芳、張國華、張鳳芝、王金花、隗鳳蘭、陳成蘭、楊振平、陳淑英。
8月4日下午交了170元稀粥錢後，我才被第一個釋放。至此，淶水縣公安局已對我進行3次行政拘留（每次都是超期拘留）、一次刑事拘留，累計96天。
去天安門附近煉功
我從拘留所回到家中，陸續有一些親朋好友到家看望我。大熱天，又拘留17天，他們也憤憤不平。我就把在拘留所寫的上訪信拿給他們看，得到了許多人贊同，又有人簽了自己的姓名、詳細住址及聯繫電話。
8月8日，又有6、7個人簽了名，當時我正發愁怎麼樣能把這封信讓中央領導見到，有個大姐說：她的弟弟給中央寫的上訪信被打回來了，還被義安鎮罰款2,000元，我才想到了上網最可靠。當有人提出把這封信帶到她家去簽，我就遞給了她，並說：「簽名要自願，要負責任，為的也是有據可查。」
8月10日早晨，我和法輪功學員閆財旭、張娥、李小華一行4人坐出租車去了張坊，見到張建平接過上訪信及簽名，張建平也上了我們去北京的車，她還帶著一個人到北京，我們去了一個法輪功學員家，把信委託給她們就去了天安門。
在東長安街路邊金水橋附近，我們停住了腳。我對李小華說：「你如果想回家，就帶閆財旭回去吧，她沒來過北京。一會兒我在這兒煉功可能要被警察問。」她們執意不走，我就坐在地下打坐煉功，一會兒警察就過來了。
到了天安門派出所，警察告訴我們，「今天光淶水縣的，就登記了55個，還不算你們6個。」
很快我們被送到保定駐京辦事處 。淶水縣石亭鎮鎮長李亞民脫下自己的皮鞋瘋狂地抽打我們的臉，打時還罵不絕口。那天下午，李亞民非法把我們送往淶水縣黨校，還要了我們每人10元的車費。
天黑了，縣委副書記孫貴傑說：「把劉金英、張娥、方永蓮送到看守所去。」他一句話我們3人就都被刑事拘留了，後來我被非法判刑。
我被關入看守所最後排一個小號監室。那個小號的後窗緊挨著一個豬圈，這是看守所警察巡視在押人員的窗口。小號牆上的壁虎隨處可見，炕上的小蟲比沙子粒還小，咬得奇癢。
每天晚上，他們要我值班（幹活），白天還要疊1,500個蚊香袋。
一次，檢察院廖志剛非法提審我時，只有他一個人，還拿手銬銬了我。他平日以前就和我住在一個院裡。這次，他答應給我丈夫捎個信請律師。
但是，他最終沒敢登門去我家。
（未完待續）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任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