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28日，習近平在政治局會議上說，「反腐敗鬥爭壓倒性態勢已經形成」，2017年反腐四大重點是：加大問責力度，嚴把政治關，推進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減少腐敗存量、重點遏制增量。

4年前剛開始反腐時王岐山就說，反腐分兩步走，第一步是針對個案，把貪官污吏一個個打下去，蒼蠅老虎都要打，第二步是從治標到治本，要從根本上清除產生腐敗的制度，于是才有了新近推出的國家監察體制，習陣營要用國家的監察委來取代中共黨務的中紀委。

這算是習陣營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依法治國」的一部分，不過中共歷來執行的都是「黨領導一切」的專制體制，儘管近年來新的法官律師宣誓時，隻宣誓忠於憲法，不再提忠於黨，但在「黨具有一切生殺予奪權力」的專制國家，把高高在上的黨拉到憲法之下，難度之大，弄不好就成了挂羊頭賣狗肉。

如今在中共高官們的講話中，總是帶著「堅持黨的領導」這樣的大帽子，堅持黨的領導與堅持依法治國，這本身就是水火不相容的，法大還是權大，這在文革浩劫中就有了答案：一旦權大過法，國家民族就會陷入災難中，哪怕周永康在政法委專權，也是要禍害整個國家的。

如今習陣營推出國家監察制，這與孫中山在中華民國建立的五權分立體制就更接近了。「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這五權相互獨立、相互制約，讓百年前的中國社會第一次向民主共和制邁進。當年的中國人能做到，如今的中國人難道還不能重現大陸民國時期的成果嗎？

要法治不要人治、要法治不要黨治，這些道理誰都明白，但為何中南海遲遲不大規模行動呢？一方面是既得利益者的阻撓，一方面是高層對1950年代的中共抱有戀戀不舍的懷舊感。不少中共高層的改革派認為，只要反腐進行得徹底，中國就能回到1956年那種「政治清明、民眾平安、國家發展的好時期」。

然而那些官員這種孩子兒時的記憶和感受，並不能客觀地反映真實的中國，它只是理想主義者的幻覺。1956年之前與之後的歷史，顯然都不能說是「好景」，或許隻算暴風雨來前的片刻寧靜，就像癌症爆發前人體感覺還挺好的，但只要發展下去，就必然會出現黨魁為保權力的一意孤行，就必然出現破壞傳統文化的大革命。這是共產黨的基因決定的。（詳情請看《九評共產黨》）

1956年初，中共基本完成所有制的改造，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積極動員和團結社會各階層全力投入經濟發展，稱要把中國建設成一個經濟繁榮、國力富強、社會和諧的社會主義國家。然而很快人們徹底失望了。

當時蘇共正在批判斯大林模式，毛澤東擔心自己也會被批判，就先下手為強，在1957年夏季掀起鋪天蓋地的「反右派」運動，把整個社會重新推上了政治舞臺，並用「階級鬥爭的法寶」，使人們再次陷入了「你死我活」的爭鬥。

那時，中共努力建立的所有監督機構瞬間都完全失效了，同樣的個人攬權與個人武斷髮生在1999年6月，江澤民為了保黨的一句話，就把上億民眾推到的中共的對立面，把中國再次帶入另一場文革中。一個「610」領導小組，就把所有法制與法治一夜間全部給踐踏給葬送了，所以才有了今日腐敗遍地，黨票成了貪腐的進門票與保護傘了。

不取消一黨專制，就不可能真正把權力關在籠子裡。誰能保證今後會發生什麼呢？中華民國五權憲法或其他民主國家的憲法，前提就是取消政黨的至高權力。中國大陸只要順應這個歷史潮流，就能走出一條新路。

舍不得拋棄共產黨，關鍵就是感情上舍不得、觀念上拋不掉。有個故事講人的觀念如何決定人的一生。一個吸毒母親經常痛打孩子，但當警察把母親抓進監獄時，孩子卻痛苦不已，拚死拚活也要跟媽媽在一起。這個比喻還不那麼恰當，因為這樣的母親還是母親，只是個人道德的缺陷，但中共卻是害死了數千萬生命的西來幽靈，可以說是嗜血惡魔了，卻被宣傳灌輸成中國人「母親」。我們從小就被謊言灌輸，以為離開了這個「黨媽媽」我們就不能活了。放眼全球，不但全世界95%以上的國家沒有共產黨，人們生活得好好地，而且像蘇聯、東歐這樣的共產國家，拋棄「黨媽媽」後，比以前生活得更好。

要實現中國夢，就不能感情用事，要用理智代替感情，堅定地走正確的要走路。拋棄中共並不難，人還是那些人，只是換了體制、換了觀念，只是丟掉了中共幾十年造孽留下的罪惡包袱，只是重新撿起被丟棄的傳統文化，讓中國人「做中華兒女，不做馬列子孫」。

抉擇有時可以很簡單，關鍵就是放下那段虛幻的情感，讓理智代替感情，中國人就會有美好的未來。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