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2日，最高法第二巡迴法庭撤銷河北高院（1995年）原審判決，改判聶樹斌無罪。

在聶樹斌蒙冤21年後，在此案複查逾11年後，我們終於等來了一個不正義的正義結果。

2號中午，杭州陽光明媚，在浙大西溪校區的樹蔭下，一家電視臺採訪我，問我對此事的評價。我說：痛並快樂著；法治的陽光明媚，而我們仍然在陰影下討論冤案。

記者問我：冤案糾正了，不是法治的勝利嗎？

結果正確不等於正確結果，正義實現了，但這不是我要的正義。

正義，必須以正義的方式實現。

1、法治不是結果正義，而是過程正義

真凶出現後糾正一個冤案需要11年，而真凶又被提前行刑造成懸案，聶樹斌的無罪之路，是法治之恥。

如果糾正冤案等於法治的勝利，那麼，竇娥冤、楊乃武與小白菜案，最後都沉冤昭雪，能否說，封建專制社會能夠糾正冤案，也是法治社會？

顯然，冤案昭雪，只是起碼的良心道義，與法治無關。

所有國家、任何朝代，都會盡力減少冤案發生，尤其是命案。這是考量政權合法性、社會有序性的基本標準。「實事求是、客觀公正」並非現代法治社會才有的理念，而是貫穿中國歷史的基本人心公道。如《晉書．元帝紀》云：「其有政績可述，刑獄得中，人無怨訟，久而日新。」在歷代統治者心中，無冤少怨都是重要的政績內容。

在古代，冤案經常可以驚動最高統治者。如明成祖親自糾正瀋師橋被錯誤羈押案，嘉靖糾正李玉英冤案。乾隆更是親自糾正了「隱形輪姦」（利用巫術、隱形法輪姦婦女）案的錯誤，並親批「矜慎庶獄，罪疑惟輕」八字方針。

所以，司法的最低限度是無冤。就這一點，我不同意陳興良教授「司法的最高境界是無冤」的論斷。縱觀世界歷史，無冤是所有正常司法體制的基本追求，有冤必糾也是古往今來所有國家的共同選擇。

無冤不是司法的最高境界，而是社會的最低要求。

現代法治國家的優勢不是糾正冤案，而是以正確的方式糾正冤案。

結果正確，不是法治的特徵；程式正確，才是法治的特徵。如果把結果正確等於法治核心，就很難理解辛普森案件中美國人的態度。辛普森案宣判後，68%的受訪人認為辛普森有罪，但80%的受訪民眾認為法庭審判的程式是正義的。

極權與民主制度，都會出現錯誤，不同的是，極權體制是御筆糾錯，而法治社會是自動糾錯。在尼克森的水門事件中，即使總統也不敢對抗法官要求交出錄音帶的裁定。而在聶樹斌案中，一個副部級的張越，竟然可以單挑整個國家法律制度21年。

聶樹斌案的無罪之路，不是法治化的糾錯過程。聶樹斌案是一個普通殺人案，判決書漏洞百出卻得以維繫，再審之訴不被受理；真凶出現後被提前殺掉；原審河北法院拒絕認錯，只能由山東高院異地再審；最終以最高法院再審結束，主審的是副部級法官。

這是一個無法複製、高層決策、逆向法治的糾錯過程。

我看不到希望，卻感受到絕望。

2、即使真凶未落網，也是錯案

聶樹斌案最終被判無罪，是因為真凶落網。

但是，從最高法第二巡迴法庭的再審判決來看，即使真凶沒有落網，聶案也是一個不折不扣、嚴重違法的錯案。

最高法第二巡迴法庭從九個方面認為原審錯誤（以下均原文引用）：

（1）聶樹斌被抓獲之時無任何證據或線索指向其與康某1被害案存在關聯；

（2）聶樹斌被抓獲之後前5天的訊問筆錄缺失，嚴重影響在卷訊問筆錄的完整性和真實性；

（3）聶樹斌有罪供述的真實性存疑，且不能排除指供、誘供可能；

（4）原審卷宗內案發之後前50天內證明被害人遇害前後情況的證人證言缺失，嚴重影響在案證人證言的證明力；

（5）聶樹斌所在車間案發當月的考勤表缺失，導致認定聶樹斌有無作案時間失去重要原始書證；

（6）原審認定的聶樹斌作案時間存在重大疑問，不能確認；

（7）原審認定的作案工具存在重大疑問；

（8）原審認定康某1死亡時間和死亡原因的證據不確實、不充分；

（9）原辦案程式存在明顯缺陷，嚴重影響相關證據的證明力。

毫無疑問，這九個方面的任何一個方面有問題，都是嚴重錯誤，都屬於「事實基本不清楚、證據基本不確鑿」，在任何法治國家，都是錯案。

這些司法人員的法律知識一定是體育老師教的。

退一萬步講，假如聶樹斌真的殺了人，原審判決也是錯判，這才是法治社會的正確邏輯。在「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案」中，米蘭達對強姦殺人供認不諱，但因為被迫認罪，美國最高法院仍然再審改判米蘭達無罪。在聶案中，如此嚴重的程式違法、證據不清，即便碰巧結果對了，也是偶然事件。換言之，如果承認存在嚴重錯誤判決的合法性，即使在聶樹斌案中沒有殺錯人，也必然在其他案件中殺錯很多人。

像考勤表丟失、作案工具有疑問等嚴重問題，是基本的常識性錯誤，絕非法治理念落後、制度不健全的原因。這些嚴重錯誤，即使放在一千年前的司法體制下，也不能輕易下判。

從最高法第二巡迴法庭的判決書來看，原審判決是一個完全違反「常識、常理、常情」的判決，簡直是草菅人命。

即使真凶不落網，這樣一個漏洞百出的判決，如何在各方抗議下頑固地維繫了21年？

細思恐極，司法實踐中，有以上九個錯誤中的一個或數個的判決，是否還在延續著合法性？

還有多少這樣濫殺無辜的判決，令人不寒而慄。

3、法官明知有錯仍然判死，構成故意殺人罪

作為公訴機關的最高檢察院也認為聶案錯誤明顯，「最高人民檢察院向本院提交的書面意見提出，原審判決採信的證據中，直接證據只有聶樹斌的有罪供述，現場勘查筆錄、屍體檢驗報告、物證及證人證言等證據均為間接證據，僅能證明被害人康某1死亡的事實，單純依靠間接證據不能證實康某1死亡與聶樹斌有關。」

如果21年後隔空審理時，控辯審三方都能高度一致地認為聶案是錯案，那麼，21年前直接面對聶樹斌和原始證據的法官，更知道這是錯判。

接下來的問題是，明知證據不足、事實不清，仍然下判的法官，如何追責？

根據刑法理論，明知可能發生危害結果而放任的，是故意犯罪。據此，聶案原審的司法人員，如果明知可能是錯案，仍然放任其發生，致使被害人被判處死刑，已經構成間接故意殺人罪。

領導的干預，能否影響定罪？有傳言說，原審法官也提出質疑，但領導批示從重從快處理。在刑法理論上，這一問題很清楚：批示的領導屬於教唆犯，而下判的法官屬於實行犯。兩者都是共同犯罪，構成故意殺人罪。唯一的例外是，法官喪失意志自由，如被領導拿槍頂著下判，顯然，不可能出現這樣荒唐的局面。

在聶樹斌案中，更多的學者在反思制度之惡，而忽視了法官之惡。

再惡的制度，也要個人的配合；再好的制度，也要個人的努力。

把個人之惡推卸給制度之惡的做法，本身就是最惡的制度。

美國心理學家斯坦利教授在《對權威的服從──一次逼近人性真相的心理學實驗》一書中，記錄了一個讓受試者電擊無辜者的心理實驗，發現「服從受試者最常見的思維調整是：他認為自己不必承擔自身行為的責任。他將所有的主動權完全交給主試這個法定權威，從而推卸了自己的責任。他把自己視為一個外部權威的代理人，而不是一個以道德責任行動的個體。」正是司法人員把責任推給領導的心理，才導致如此肆無忌憚的迫害無辜者。

司法人員因領導干預而下判，與納粹軍人受命開槍殺猶太平民的道理一樣，在現代法治社會中，不是免責的理由。

防止集體作惡最有效的做法，是讓每一個參與作惡的人付出最高代價。聶案，猶如河北公檢法對聶樹斌的輪姦。共同犯惡的輪姦，是加重、而不是減輕處罰的事由。殺掉聶樹斌，當初是為了預防他人再犯；同樣，嚴懲亂判的法官，今天也是預防冤案的最好做法。

唐律實行「誣告反坐」制度，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康得講：「如果你打了別人，你就是打了你自己；如果你殺了別人，你就殺了你自己。」讓假借國家權力、對他人行惡的人明白，害人就是害己，才能讓製造冤案的手有所顫抖。

當然，我反對同態報復，更反對以惡制惡。

但是，作惡無成本，集體作惡時法不責眾，是中國司法亂象的根本原因。法治的成功不是靠道德約束的，在辛普森被判無罪後，僅因為在法庭上撒謊沒有說過「黑鬼」（這是律師的圈套），福爾曼警官就被定為偽證罪。即使總統克林頓在法庭上對性醜聞撒謊（非刑事案件），也要被吊銷律師執照並罰款。美國的司法公正、法庭尊嚴，不是人性美好的結果，而是嚴刑峻法的產物。

可是，如果面對聶樹斌這樣「事實基本不清、證據基本不實」的明顯錯案，如果司法人員以領導批示為由，就可以輕描淡寫、一笑而過，則永遠會不斷有聶樹斌在天國哭泣。

我反對案件終身負責制，也反對把法官當成聖人而無限追責。

但我堅持認為，司法人員把明顯無罪的人送上刑場，構成故意殺人罪。

我們有理由推測，聶樹斌案是河北司法人員集體製造錯案，並不斷掩蓋冤案的過程。放在任何朝代，這樣系統性的陷害，都會引發官場大追責。

即使天塌下來，也要讓每一個參與錯判、掩蓋冤情的人，罪有應得，這才是法治的勝利。

我們用了21年糾正了冤案，更應當用21年完成追責。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