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談楊改蘭，那事很敏感，要被和諧。

我談的窮人，是50年前的。50年，是不是有恍若隔世之感？所以，這個相對保險，相對不會被和諧吧？

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去年初，我應邀到四川雅安下屬的漢源縣參加一個會議。漢源那地方，山高路崎，大渡河及其支流縱橫。前些年，因修水電站，這裡好像還發生過一起群體事件。讀者自行度娘。按下不表。

水電站高峽出平湖，全新的縣城就依山就勢建在湖畔，城雖不大，卻乾淨整齊，夜晚燈火錯落，倒映在寧靜的湖水中，讓人有一種說不出的溫婉安詳。

當地贈送的一本書，很快打破了這種溫婉安祥。

這是一本內部出版的書，由漢源縣政協編印，題為《我所經歷的食堂化：漢源三年困難時期紀實》。

關於三年困難時期，百度百科有一個我認為比較正確的解釋，茲引如下—-如果不加以解釋，估計眾多80後、90後已經不知為何物了。人類就是這麼健忘。

三年困難時期是指中國大陸地區從1959年至1961年期間由於大躍進運動以及犧牲農業發展工業的政策所導致的全國性的糧食短缺和飢荒。在農村，經歷過這一時期的農民稱之為過苦日子、過糧食關、歉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在1980年代以前則多稱其為三年自然災害，後改稱為三年困難時期。海外一些學者則稱之為三年大飢荒，西方學者也稱其為大躍進飢荒。

漢源縣政協這本書，編委會在序言中稱，「大多數是本人的親身經歷」。酒店裡，我花了一個晚上讀完這本只有13萬字的小書，掩卷沉思，心中湧上好幾個念頭。

第一是感嘆：你永遠不知道窮人有多慘。

第二是慶幸：幸好我沒有生活在50年前。

第三是憤怒：近年來，不少學者和偽學者紛紛指稱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人是謊言，甚至是某種陰謀。那麼漢源發生的這些慘絕人寰的悲劇，難道是漢源人民向壁虛構的嗎？

該書引用官方統計資料說，該縣皇木鄉（皇木因明、清兩代建造皇宮殿宇採伐原木於此，故得名皇木廠）1959年，該鄉勞動力1520人，1960年1223人，減員297人；1961年1145人，又減少78人。三年困難時期共減勞動力375人，佔總人口的24.6%。

皇木地處深山，地廣人稀，有大量野果野蔬果腹，尚且死亡如此之眾，何況那些地狹人稠的平原呢？

一縣如此，一省亦復如此。該書第一篇《李井泉四川調糧真相》中說，「1959年春，四川各地浮腫病時有發生，到秋後猛增，死亡人數迅速增長；1960年初，四川140個縣浮腫病流行，死亡率高達53．97‰，人口自然增長率為—42．23‰。」（李井泉系江西人，老紅軍出身，擔任四川一把手多年。三年困難時期，李將大量糧食外調，導致川中災難雪上加霜。關於此人的命運沉浮，頗值另寫一文）。

如果說這些死亡多少、減員多少的數據是宏觀總結的話，那麼書中絕大多數個人的回憶，則從一個個不同的角度再現了苦難年代一個邊遠縣份的人民，由於肉食者的失誤而遭遇的可怕災難。

從漢源回來，我一直打算以漢源作為局部，寫一篇長文透視那段業已雲遮霧繞的歷史。但瑣事猥集，且題材過於沉重敏感，一直未能下手。近日牙疼，讀書打發時日，遂將此書重讀一過。

長文尚需假以時日，在此，不惜做一回搬運工，先將該書有關內容予以摘編，既作為寫作長文之資料準備，亦為廣大讀者開一扇遙望先人苦難的小窗。

誰要是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

「1959年下半年，糧食嚴重不足，許多食堂出現斷糧斷炊，情況越來越嚴重……為了節約用糧，國家配給幹部的糧食標準一降再降，每月30斤降到22斤再降到19斤。」

「我們的口糧最早是月供24市斤，60年以後減為19市斤，以每月30天計，日均6兩，每日兩餐，一餐3兩。這個標準在大酒大肉副食充盈的今天，可能消費不完……那年月，無蔬菜，無副食，無油葷，人的胃已經退化成牛的草肚子了。」

「社員在山坡、地邊挖土三尺找野菜充飢，吃國家糧的幹部職工不準參與，不能混同於老百姓。有兩位女教師在背後山坡上尋找野菜，被公社領導好一頓批評：身為人民教師，竟敢帶頭鬧糧。」

「那時我全家11人中9人住在山區，2人在工廠和行政單位工作，與別人相比有一些自救能力，但還是在食品缺乏導致的飢餓和腫病中，得不到有效救治而死去2人，6人輕度水腫未住醫院，3人嚴重水腫住院後活了下來……伯父是家裡的主要勞動力，1960年深秋的一個晚上，他吃過晚飯照常背著背簍上山去岩腳草棚里守防野豬糟蹋玉米，第二天便沒回家，在一根土坎腳死在了裝滿牛草的背簍下面。是因身無力氣，被壓倒在地後，終於沒從死亡線上掙紮起來。1960年7月，最小的妹妹，才8歲，上山放牛，飢餓中吃了過多的馬桑果，產生腹泄，得不到救治轉成了其他疾病，兩天後病情嚴重，極度虛弱，脫水而死。」

「一開始是白天下種，到了晚上，所有餓得不行的大人小孩，就到地里把種下的玉米掏出來，吹一吹泥巴，就丟在嘴裡生的嚼爛吞下肚裡。後來工作組檢查發現，所有下種的玉米都沒有了，就想出用人糞便拌種……餓得心慌的人們管你用什麼拌種，照樣在工作組沒有發現的瞬間，把玉米種子掏出來在身上擦一擦就丟進嘴裡咽在肚裡……這時想出更絕的拌種手段，即用煤油加桐油來拌種……但人一旦到了垂死掙扎的時候，就會不顧一切了……就到地里一粒一粒地把玉米種子掏出來先用河沙揉搓，再用開水燙一下就吃了……工作組最後宣布用劇毒農藥『六六六』粉拌種，人畜吃了都只有死路一條。那時餓得只有一口氣沒有斷的人們，還是把種子掏出來在身上擦一擦就吃了，確實如工作組所預料，當時就死了不少人。我也是吃了『六六六』粉拌種的玉米後口吐白沫死過一次的人，是父母發現後使勁灌冷水，用手不停地在我嘴裡撈吐才搶回來的一條命」。

「在花灘電站上面的轉彎處，即發現公路上躺著四個奄奄一息的病人，司機趕緊停車，下車想讓他們離開公路，司機伸手剛去扶其中一個人時，那人抓著司機的手，有氣無力地說：『師傅您就是行行好，把我們碾死算了，免得我們活受罪。』……到了滎經縣城，我們一行下車吃飯，每人買了一小碗飯放在桌上，轉身去取菜湯。冷不防從門口闖進幾位骨瘦如柴、滿臉污垢的小孩，伸出黑□□的小手抓起我們的那小碗飯一邊往嘴裡塞，一邊往衣裳里倒。」

「吃了米糠大便屙不出來，用竹棍掏，肛門被刮出血來。我餓得眼皮掉下來幾乎遮著眼睛，頭髮蓬鬆，滿臉鬍渣，青瘦似鬼。有個農民問我，『孫老鄉，你恐怕滿六十了吧？』當年我才30來歲啊。」

「為了充飢還將採集的野菜、泥巴放在湯湯飯里或直接吃下。各種骨頭也成了充飢的食品，蚯蚓、老鼠、癩蛤蟆和各種病死動物更成了美食。用藥物拌種種在地理的洋芋、玉米等也成為充飢的好食品……在『媽媽哎，我餓得很』的慘叫聲中每天都有人死去。死去的人無棺木安葬，或拉出去丟在山上毛坑裡，或挖個坑放在地坎下挖點泥土蓋上。死去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天天都有……皇木街上健在的80多歲的老共產黨員李成兵夫婦二人，李說，困難時期他家餓死了5口人，爹媽、岳父岳母和他的一個孩子。他扒著手指算，當時合心社有37戶270人，僅剩下不倒100人。當時皇木公社有1000多戶近6000人，有孤兒378人。」

「死人的事不斷發生。開始的時候誰家死了人，還能聽見家人失聲痛哭。漸漸地，大白天死了人，草席一卷，找兩個人輕飄飄抬出去，軟埋了事。不見家人嚎啕，一臉麻木。好像死去一個人，不是什麼悲傷的事，是一陣風，一股煙，升天了。」

平實的文字記載的都是當事人的血淚，這些50多年前的人間慘劇，今天讀來仍然頭皮發麻，觸目驚心。

估計今天的青年已經不大清楚一個地大物博的國家，為什麼會出現如此嚴重的大飢荒了，畢竟這是和平年代，而和平年代餓死幾千萬國民，大概既是前無古人，估計也將是後無來者的創舉。這創舉又是怎麼來的？

簡單說吧。濫觴於大躍進運動。大躍進運動造成了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接下來，人民公社推行「一大二公」，「一平二調」，造成農業生產管理鬆弛，糧食產量下降。人民公社重要表現形式的公共食堂只得先吃干後吃稀，到後來終於難以為續，大面積的飢荒便成為活生生的現實。

此前相當長時間裡，這段痛苦的記憶被稱作三年自然災害，人禍推給了沉默的蒼天。現在的人愛說人在做天在看，可蒼天即便看到了，又有什麼卵用？何況有時候它還得替人背黑鍋呢。

至於人民公社，毛澤東在1958年視察河北等地農村時指出：「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便於領導。」

但究其實質，人民公社事實上是把這個國家改造成了一個龐大的勞動營，它需要的不是個性、思想、獨立，而是集體、服從、溫順，如同工蜂和工蟻。

三年困難時期結束時，高層對此也有一定的反思。比如劉少奇就說：「農民餓了一兩年飯，害了一點浮腫病，死了一些人，城市裡面的人也餓飯，全黨、全國人民都有切身的經驗了。回過頭來考慮考慮，總結經驗，我看是到時候了，再不能繼續這樣搞下去了。」(《劉少奇選集》下卷，第338頁)

但劉的反思卻遭到了毛澤東的反對，他質問劉，「你急什麼？壓不住陣腳了？為什麼不頂住？」而一向對毛十分恭順的劉難能可貴地說了一句著名的話頂撞毛：他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這不是一篇文章，這只能算一篇讀書筆記。信手寫來，到哪裡是哪裡。在此，我要感謝編印此書的漢源縣有關人士，他們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為我們保留了這段慘痛而又必須牢記的歷史。白紙黑字，足以告慰去者，昭示來人。

那篇構思中的以漢源為局部，進而透視那個大悲劇時代的長文，我想，我必須把它寫出來，只為了那段不能忘卻、但某些人卻希望我們集體失憶的歷史。

文章轉自作者微信公眾號

──轉自《作者微信公眾號》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