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自「鴉片戰爭」後，中國便陷入一連串的外患內憂。對列強戰爭的連戰連敗，使得中國知識份子的自信心完全喪失了，這是近代中國最大的悲劇之一。「五四」後，中國知識分子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他們認為只有「西方的先進技術」才能幫助中國實現現代化。因此開始盲目崇拜西方，批判並拋棄傳統文化。把「科學」請進中國，卻把「孔家店」打倒在地。 然而與此正相反是，儒家文化流入日本後，日本人把儒家文化與西方文明進行了很好地結合，儒家文化成為日本實現現代化的助力。
台灣大學心理學系著名教授黃光國于2015年8月31日至9月2日「光復委」和「黃花崗雜誌」在臺灣師範大學聯合舉辦的研討會上發表了演講。黃光國教授說，中國在歷史上的兩次現代化都是通過中國自己的文化實現的。儒家文化的第一次現代化是孔子詮釋《易經》，第二次現代化則是理學家的「道問學」。黃教授認為，二十一世紀中國知識份子的最重要的任務就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要以「儒釋道」三教合一的儒家文化作為主體，吸納西方文明的菁華，建立「儒家人文主義」的學術傳統，就能夠促成儒家文化第三次的現代化，開創出嶄新的中華文明。
台大心理學教授黃光國演講視頻
黃光國：西方謬誤對中國現代化的影響
這個座談會很有意義，我想從一個比較宏觀的角度，來談這個「社會科學本土化跟兩岸關係的未來」。我的演講幻燈片要講兩個小時，但今天時間非常短，所以我只講要點。
西方「韋伯理論」的謬誤及影響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1864 – 1920）有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Ethic and the Spirit Capitalism），這本書最重要的內容是「基督新教倫理」。為什麼西方會產生近代的「資本主義」？而那個時代，其它地區包括中國，為什麼沒產生「資本主義」，他非常關注，所以他又寫了《中國的宗教：儒教跟道教》這本書。
現在如果問很多人包括在座的各位，儒教是不是宗教？百分之八十都說不是，我們已經上了洋鬼子的當了。而在西方宗教進入中國之前，利馬竇來中國之前，如果問中國人，每一個人都會跟你講儒教是宗教。可是現在我們已經完全接受西方的概念，有人說是，有人說不是，亂七八糟的。
韋伯在《中國的宗教:儒教跟道教》這本書裡面，解釋當時的中國的社會、法律、政治和各種制度，他認為妨礙中國發生「資本主義」的是儒家的倫理。他認為儒家倫理只要求一個人怎麼跟你的權威、父母、祖先、上司相處得很好，維持一個穩定的社會秩序。 他認為這樣一種堅持現實倫理秩序的儒家倫理，是不可能產生一種很進步的現代「資本主義」的。他說，你只是一天到晚要無條件地適應現實，你怎麼可能產生「資本主義」吶，沒有挑戰力嘛。
韋伯的這本書影響非常大。但我認為這本書有兩個很大的錯誤。第一個錯誤，我把它叫做「歐洲中心主義謬誤」。什麼意思呢？ 他是以基督教倫理做標準來看儒教，因此他怎麼看怎麼不對勁。他認為儒教沒有宗教的形態，所以不是宗教。第二錯誤，我們把它叫做「熔接的謬誤」（Fallacy Conflation）。韋伯在找中國資料的時候是跨越時間的象度的。從漢代到清代，不管哪一個時代的資料拿來拼在一起，構成一個所謂中國的理念型或理想型（Ideal Type）。其實中國歷史上的時代變化很大，並不是一個共同性的東西。這也是一個很大的謬誤。 因為韋伯不懂中文，沒來過中國，他用的資料都是傳教士給他的「二手資料」，所以就犯了這個錯誤。 韋伯的《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這本書是西方社會科學界第一本，有系統地從社會科學角度寫中國的書，所以後來形成所謂了「韋伯學派」，其影響很大。
中國也一直受韋伯理論的影響。我們很多學生去外面留學，把他的這一套理論搬回來了。這就是我們一直談的學術界的「自我殖民」。 但是你用西方標準看中國，怎麼看都不對勁。這本書出版一百年來，中國學者沒有寫一本書來批駁它，這簡直是中國學術界之恥。 所以最近我出版的一本書叫《盡己與天良》，破解韋伯的迷陣，批判他的內容。
破解韋伯的迷陣的《盡己與天良》
我在《盡己與天良》這本書中指出，要破解韋伯的兩大錯誤論點，破解他的迷陣，就一定要先建構一個和他相對的社會科學理論。所以在書的第二部份我講我們怎麼建構理論來破解它。我說如果你用西方韋伯自己的標準，理性化、除魅化、世俗化和現代化的標準來看的話，中國事實上在歷史上經過兩次現代化了。 你必須要用現代社會科學角度重新來看儒家。我在書的第三部份講了先秦儒家的文化型態是什麼，在歷史上經過了怎樣的變化？ 到了日本去以後變成了什麼樣子？
在書的第十五章，我講了「『陽明學』在日本」。我特別講了日本的例子，從這章裡你可以看到日本「明治維新」的志士，沒有一個不受「陽明學」影響的，很多人是念「孟子」那一套理論出來的。甚至是打日俄戰爭、打台灣的那些人，也都是受到「陽明學」影響。因此儒家文化到日本後，成為幫助日本實現現代化的助力的助力，但在中國卻被認為是妨礙了中國實現現代化。
儒家文化的兩次現代化
我在《盡己與天良》這本書裡面談了孔子這個人和他的特色。孔子是商的後裔。商被周滅掉以後，並沒有把商人全部殺掉，他們把商人後裔封在宋國，所以孔子是宋人。 到了孔子第四代的祖先，宋國發生了動亂，他們逃到了曲阜。曲阜是現代的東夷人，也就是韓國人和日本人混居的一個地方，所以他的文化非常混雜，又是商文化，又是周文化。 周文化是講「周禮」的，是「禮」的文化。可是孔子非常了不起，他把這些東西融合在一起，塑造所謂「仁」的文化，就是以「仁」為主的文化。 那麼這個的「仁」文化在今天的價值是什麼呢？它的意義是什麼呢？先期儒家這種形式的文化形態到底是什麼？ 我們了解了這些你才能給它公正的評價。
我們可以看到孔子這個人非常了不起。孔子到五十歲以後，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跟他的弟子詮釋《易經》，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的現代化。《易經》本來是一個占卜的書、卜卦的書，經孔子的解釋之後，就變成一本修養的書 ，道德修養的書，它沒有任何迷信成份。所以儒家文化的第一次的現代化，在孔子那時候就已經發生了。
有一個德國歷史學家叫雅思培（Karl Jaspers），他說公元前六百年前到公元兩百年這八百年之間，是人類文明史上的「軸樞時期」。 在這個「軸樞時期」，世界上幾個獨立地區出現了很多思想家，有四個人總其成。 他們是孔子、蘇格拉底、佛陀、基督四個人，們的思想體系都很完整。各位請注意，現在台灣有很多人搞不清楚的，他們認為台灣是多元文化，有十四個原住民民族。不是那樣的，原住民的很多文化是沒有文字的，因此它構不構成一個完整的文化體系。而這四個人是有完整的文化思想體系。 這樣就完成的理性型態，韋伯也認為那是理性的，可是跟西方的理性不一樣，它被叫做「理性的順應」，西方人叫「理性的控制」，都是理性的。 韋伯自己也承認這裡面沒有迷信成份，不像西方基督教之前那很迷信的，所以這是第一次的現代化。
然後，西元第一世紀，佛教進入中國，跟儒教和道教結合，形成「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東亞文明，這樣一個東亞文明維持優勢將近一千年。到第二次現代化的時候，已經是宋明時期。「宋明理學」以前分兩派，一派是「程朱」，一派是「陸王」。一個講「道問學」，一個講「尊德性」。其實一個是用現代的觀點來講「知識的建構」，另外一個講的是「德性的實踐」。兩個不一樣。這就是第二次現代化的過程和內容。
台大人文社會科學院的院長黃俊傑，他最近出了一本書叫《儒家思想與中國歷史的思維》，講的是中國歷史思維的特色。他說你看在我們的史書上看，從《史記》開始，都是一個故事講完以後就是一個「太史公曰」。 「太史公曰」什麼意思？他是用儒家的價值觀，來評估某一個歷史事件，跟西方史書寫法不一樣。他把這種思維方法叫做「具體的普遍性」（Concrete Universals）就是 用一個具體事件來說明一個普遍的人間的道德法則。各位請注意，我們現在很多人受西方影響，老是以為西方講的價值觀是普遍性的，如果你真地把儒家的價值觀搞通的話，它也是普遍性的，而且比西方的價值觀更普遍。
這種「具體的普遍性」有個特點，講的都是歷史上一些重要人物。比方說《史記》講的是世家、本記、列傳，講的都是王侯將相，而不是一般的老百姓。這樣一來就會有一個誤解，我們在這種文化中怎麼發展出社會科學？因為社會科學的的原理、原則必須應用到任何一個人身上去，光講王、侯、將、相是不夠的。所以這裡面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說，那麼儒家主張的這種「普遍性」、「天道」和「天理」到底是什麼？你怎麼把它講清楚，這是「社會科學本土化」最重要的挑戰。否則你就會認為它是過時的，跟西方理論不能配合的，因此西方人認為它是沒有意義的。
儒家哲學理論的產生發展與瓶頸
我下面就講一下在「宋明禮學」時期的重要人物。
周敦頤。他講「太極圖說」，其實是講儒家對世界的看法。《易經》裡面的世界觀，陰陽的世界觀。
張載。事實上他的整個理論是要理解一個人。你的心理怎麼運作，心性怎麼運作的，你完全可以用他的來建構一個現代的社會科學的理論的。 可是這個是西方的思維特色，中國沒有。我們中文很多東西都是語錄體的，一段一段的，它沒有一個系統化的思維，這個我們必須承認。 他是要刻畫一個儒家新的模型，可是他沒有辦法用現代客觀的這種科學理論把它建構出來，而我們現在可以做到，我在《盡己與天良》這本書裡我就做了這個事情，是可以做到的。
朱熹。 朱熹也一樣。「理一分殊，月印萬川」，朱熹他講的是說，中國人講的「天理」只有一個，在各種不同情境裡面，好像月亮照到河流裡面去，有各種不同體現。 問題是你怎麼樣把這個東西建構成理論？ 我們講「五常」、「五倫」，講仁、義、禮、智、信，那麼我們怎樣把它建構成社會科學理論？光在知識層面上講是講不清楚，我們要承認以前它是講不清楚的。 因為它講不清楚，所以出現了第二次「理性化」，另外一個人出來了。
王陽明。王陽明年輕的時候信了朱熹的「格物致知」，所以去格竹子，格了七天七夜什麼都格不出來，格出病來了，結果他說這樣不行，光講這種從個具體的事件要瞭解儒家的道德，不對。儒家是講實踐的，所以它談「知行合一」，談「致良知」。這個傳到日本去以後，跟「孟子學」傳到日本去以後，對日本的明治維新」產生很大的影響，非常大的影響。
然後你可以從朱子所講的書裡面，看出他的侷限。他認為「天下之事在於人，一人之事在於心，人主之心一正，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天下之事無有不邪」。這樣到最後史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君王身上，老百姓不可能變成社會科學的主體。
所以今天我們必須充分吸納西方的科學哲學，讓各種不同科學哲學典範（我把它叫做「多重哲學典範」），來建構包含我們文化理論，來了解我們這個社會理論的特色，這樣我們才能把每一個人都考慮進來，而不只是在講帝、王、將、相。我在《盡己與天良 – 破解韋伯迷陣》裡就在講這個，講怎麼做。
中國傳統文化的漸失
西方在十一世紀以後「十字軍東征」。本來基督教世界是在所謂「黑暗時期」（Dark Age），因為「十字軍東征」打伊斯蘭世界前後八次動員，要軍隊，要武力讓這個基督教世界產生很大的變化。從「黑暗時期」開始到十四世紀「文藝復興」，「文藝復興」以後，歐洲快速發展。十六世紀「啟蒙運動」，十八世紀「工業革命」，隨著這個變化往外擴張，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來了。很多非西方國家在歐洲的快速進步之下，開始人為刀殂，我為魚肉，開始被他們宰制，中國也一樣。
你看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後，連戰連敗，那是一個羞辱的世紀，沒有一個勝的。被日本打敗以後，台灣割給了日本，我們今天故事就是從這來的。後來日本又把俄國又打敗，讓整個知識份子的信心完全失掉，這是整個近代中國最大悲劇的來源。 他們完全忘掉了日本是用儒家理論來推動它的現代化的，而我們是要把儒家整個幹掉，這是個很怪的現象。
「五四時期」中國知識界有三個意識型態，一個叫「社會達爾文主義」，物競天擇，弱者淘汰，適者生存。第二，怎麼生存呢？ 一定要學西方的科學，也就是「科學主義」。其實那個時候大家也不懂什麼叫「科學」，只知道皮毛而已。 第三個就是「反傳統主義」。要把科學請進來，一定要把「孔家店」打倒。 大家注意，這個怪現象在日本沒發生，而在我們中國卻發生了。
有個重要人物叫陳獨秀，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 陳獨秀的一些說法，就是兩極化的主張。還有一個主張「全盤西化」的是胡適，他是國民黨的一個很重要的智囊，四九年跟著蔣介石到台灣來了之後，又開始宣揚所謂的「自由主義」傳統。 政治運動一直都以「打倒傳統」作為一個藉口， 當然有其它的目地，所以你可以看到到「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批林批孔」是一個主要的口號。
台灣也一樣，很奇怪啊，為什麼？ 道理很簡單。 各位你知道，在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日本所有的老師都被遣送回去了。本來在台灣，日本採取的是殖民的政策。台灣人在台大、帝國大學，只唸兩科，農科和醫科。我爸爸是唸醫科的，我祖父也是唸醫科的。有錢人唸「醫」，沒錢人唸「農」。「法」、「政」是不准你唸的，為什麼？殖民地唸什麼「法」、「政」啊！ 被統治者跟統治者是不一樣的。
台灣光復以後，這些日本教授全部被送回去了，從大陸帶來的教授填補了他們的位置。那時候老蔣帶了將近兩百萬的人來台灣，六十萬是軍人，其中一大部分是文化菁英，藝術家、知識份子和在大陸要逃離共產黨的知識份子，所以你現在在台灣可以看到很多的中國文化的傳統，其實是從那兒來的。 然而不幸吶， 不幸吶，他們也把「五四時期」那三個意識型態，「科學主義」、「反傳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一起帶到台灣來了。
那個時候最重要的一個代表人物是殷乃光。殷乃光本來在大陸是替國民黨「中央日報」黨報寫文章的。到台灣以後，看國民黨不行了，就打落水狗，開始批國民黨。 殷海光當年在台大講的是「邏輯實證論」，他提倡「邏輯」，沒有顏色的思想，沒有價值觀的思想。他認為所所有形而上學的東西都應該淘汰的。 那是一九三零年代，歐洲流行的「邏輯實證論」，其實是一個很早、很落後的一種科學觀，它認為所有形而上學的東西都要淘汰的。
我在《社會科學理路》這本書裡邊介紹過，「邏輯實證論」早在一九六零年代就被西方判死刑了，因為它是一個完全錯誤的科學觀，可是在台灣卻非常流行， 它談的是「科學主義」。西方的科學哲學一定講三論： 本體論、 知識論和方法論。「本體論」是一個學者應該怎麼針對我現在的研究的這個本體去建構知識。「方法論」是檢驗我這個知識對不對。 知識是人建構的，「本體論」是我們假設的。 華人的社會科學界，包括自認科學界， 不講「本體論」，不講「知識論」，只講「方法論」。因此訓練出來的博士生沒有一個會思想的，更不會建構知識，只會檢驗西方理論的對或不對。所以你會看到一個很嚴重的現象，台灣一樣、大陸一樣、香港和澳門也沒有例外，都在套用西方理論。 你去注意看他們的教科書，都只講「方法論」，不講「本體論」，不講「知識論」， 而那正是西方理論最重要的東西，這是一個怪現象。
我有一個朋友出了一本自傳，講他當年上殷乃光的課，上課前三十分鐘一定先罵人，罵誰？罵「新儒家」，講它毫無價值。但是殷乃光老年的時候反省了，發現不對了，可是來不及了，因為觀點傳播很廣並影響非常大。
一九四九老蔣又把一批文化精英帶到台灣來，所以在台灣民間生活世界裡面就保有特別多的中華文化傳統。 今天如果你到台灣來，你馬上可以看到台灣社會，它的民間保有很多中國傳統文化的成份，大陸的朋友一到台灣來，就發現這裡怎麼比中國還中國。 大家注意喔，這是一個「儒釋道」三家合一的文明跟西方文明結合的產物。
可是怪異的是，我們的學術界，受了雙重「自我殖民」的影響，一個是全盤接收西方的社會科學的理論。你可以回想一下，西方的社會科學滲透到了每一個角落，你們念過的社會科學理論，有哪一個是講中國文化的，有的話，請你舉手告訴我，一個都沒有。 你不要忘掉西方的所有社會科學理論都是以「個人主義」做基礎而建構出來的。 華人文化根本不是「個人主義文化」，而是「關係主義文化」。你如果按照「個人主義文化」去搞，搞到最後就是災難。
儒家文化的第三次現代化
牟宗三，他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 他到台灣來講歷史哲學，他說儒家在中國歷史上有三次發展，跟我所講的三次現代化是對應的。 先秦，宋明，當代「新儒家」。 各位你注意當代「新儒家」是從大陸逃出來些文化精英在台灣、香港發展出來的，牟宗三是代表人物，很了不起。牟宗三他講，中國要完成第三次現代化，一定要「道統」，搞清楚自己文化理念最重要道德倫理基礎是什麼； 然後「正統」；「學統」, 學術傳統，這個學術傳統必須要吸納西方文明，建立各種不同的社會科學理論，你才有可能真正正視傳統，否則你做不到的。牟宗三把它叫做「三統並進」。
我出過一本書叫《社會科學的理路（第三版）》，我把西方的社會科學哲學，分作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實證主義」到「後實證主義」是自然科學。殷乃光所講的東西是「實證主義」和「邏輯實證論」。現在科學的哲學主義其實已經換到「後實證主義」了，後面有很多變化。 然後「結構主義」、「批判理論」、「詮釋學」，社會科學用的。你把這五種哲學弄在一起，就可以用它做基礎來建構我們的所謂的「多重哲學典範」的社會文化理論。 《社會科學的理路（第三版）》就是我用這種方法寫出的一本書。
《社會科學的理路》這本書第一年只印了一千本，賣得很差，一年以後才賣了二十本，其實是賣不出去的。為什麼賣不出去，因為大家都看不懂。每個人都看西方理論，看不懂中國理論。所以我把它翻譯成英文。出版商說我這個題目人家看不懂，建議我換個題目，叫作 Foundations of Chinese Psychology。 我問為什麼，他說因為現在中國崛起，大家想了解中國的心理，換成這個題目是為了市場考量。我一聽他說為了市場考量，我馬上答應。 當然他們很會做廣告，每一章都有摘要，然後請人來做書評。結果這本書後來賣得很好，跟著我的《儒家關係主義》這本書也賣得很好，現在已經是再版了。 再版時我在題目上加了一個這樣一個小標題，《儒家關係主義 – 哲學反思、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 這樣把哲學基礎講得更清楚。我們大家可以看到台灣這種「學術殖民」地，華人社會「學術殖民地」的特色，你要有任何學術成就，如果西方人沒有說好，中國人是不會說好，一定要西方人說 OK，他才 OK，大家請要注意這個怪現象。
今天我們在談到「民國」、談到「民國」的學術成就的時候，我們更要注意的大陸淪陷之前那段時期的學術侷限。就是「五四運動」那個時期，大家看事情的思維方式，思考一下我們現在該有怎麼的轉變，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抓住未來。
在未來二十一世紀，中國崛起、政治穩定、經濟穩定以後，一定會迎來第三次的現代化。 那麼怎樣才能實現第三次的現代化？ 那就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今天看來張之洞的說法是對的。我們要搞清楚自己文化的「主體」是什麼？ 價值觀是什麼？ 理想是什麼？什麼樣的一種文化可以讓你的生命得到安頓？ 我們在吸納西方文明的同時，建立儒家的人文主義的學術傳統，這是未來二、三十年一定會發生的事。
下面我留出十分鐘讓大家討論，各位有問題可以隨時提出來。
現場答問
聽眾問 ：您是主張在現代的中國和民國建立一個新的儒家學說，以儒家學說為主體的一個文化的新體系，是吧？但是我個人理解，儒家文化是產生於這個農業社會，那麼我們現在已經進入工業化、信息化的社會了，在這個社會基礎上面，我們已經產生了現在的政治、法律、哲學，比如說「憲政」。 但是「憲政」在大陸實行不了，之所以實行不了，就是因為它把西方的一種極端的馬克思主義講的所謂唯物主義的「本體論」，引伸出極端的「集權主義」政治，它完全抹殺了「憲政」文化和政治文明的存在的可能性。我認為儒家學說是推演不出來「憲政」理論的， 如果這樣發展下去的話，那麼我對「民國」目前在台灣地區搞的憲政的現代化，感到憂心忡忡。
黃光國 ：請注意哦，你的問題其實已經把剛才我所講的主要的東西重複了一次。你說「儒家」是農業社會產生出來的，而現在我們已經到工業社會了，而西方的文明是工業社會產生出來的。這個說法是不對的，這其實是已經被西方的那一套東西洗過腦之後的說法了，而且這是「五四」以來大家的一個普遍的說法。
第一，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我剛才在演講的時候，我特別強調儒家學說到日本去以後，它幫助日本實現了現代化，而不是妨礙他們的現代化。我在《儒家關係主義》那本書裡面特別有一章講「武士刀與算盤」。 什麼意思呢？ 各位知道，在日本接受「陽明學」的那一票人，不只是推動「明治維新」的那些人物，還有企業界很重要的人，其中有個人叫澀澤榮一，在書裡面講他的故事，他很了不起人。那個時候他「幕府」派他到法國去參加博覽會， 他到法國去以後，看到歐洲那麼進步大吃一驚，開始學法文，並停留在法國二、三年，在法國幹嘛？他參觀他們的銀行、軍隊和各種現代設施。 回到日本去以時，「幕府」已經被打倒了，「明治政府」建立了，他進入到「明治政府」的「大蔵省」當少輔，「大蔵省」就是日本的經濟部。 他認為要日本實現近代化，一定要提倡他的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叫「論語與算盤」。 澀澤榮一認為任何一個經濟活動，沒有道德是不可能進行的。 在東亞社會你不可能把西方個人主義的道德觀移植進來，不可能。 他認為要建立一個現代的日本，一定要把「論語」與「算盤」兩個綜合在一起。
所以你剛才提問的那個說法，很多人都有同樣的問題，為什麼？都是「五四時期」的那個思想嘛！完全沒有搞清楚儒家是什麼，就說儒家是落後的等等，跟韋柏的說法是一樣的。今天我們不要忘記，如果沒有自己的文化本體，談什麼政治改革，都是亂七八糟，這是台灣的經驗。
聽眾問 ：您如何看待現在以北京聲稱的所謂「大國崛起」、「北京共識」與習近平的「中國夢」為標誌的這個政治文化現象，謝謝。
黃光國 ：「大國崛起」付出很多很多的代價，而這個代價基本上跟剛才我所講的其實是一樣的，它是用西方的很多科技硬把它移進來這樣地撐起來的。可是你不要忘掉它那個整個社會的後面撐起的價值觀，是很中國傳統的。大陸現在面臨的危機，基本上也在這個中西文化的衝突之上。我先講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有一次我到青島去參觀你們的一個「海軍博物館」，那裡面展示陳列的東西不全是舊的呀！有新的呀！我就問他們那怎麼回事，他們說我們這個是跟人家買最新的東西拆開，就是所謂「逆向工程」，就是看你怎麼做、我就怎麼做，他倒過來做的。 我重新設計，做出來比你的東西更好，然後就把買進來的這些新的武器擺在「海軍博物館」裡展示。各位你注意，這就是他撐起來的一個力量，什麼意思？「山寨版」嘛！我剛剛講過，你沒有辦法掌握住人家的科學哲學，真正的「本體論」、「知識論」的特色，而只會用方法，你搞什麼，我比你更好，我就這樣搞嘛。我們可以搞出很多「山寨版」來，但是真正的精神你學不來。
各位請你不要忘掉，我剛才所講的很重要的一個立論，東方文明，「儒釋道」三家合一的文明，你沒有真正的把它搞清楚的話，跟中西文明的這個對立，你搞不清楚，你沒有辦法真正地吸納西方文明，因為此你沒有辦法真正創造。所以那個「大國崛起」，它的底氣很弱，不會是很紮實的，因為你自己沒有創造嘛！
我在《社會科學理路（第三版）》這本書裡邊提到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們到國外去唸書，不管你唸哪一個領域，最後他給你的學位一定是哲學博士（PHD – Doctor of Philosophy），為什麼？ 因為西方的整個創造力是以它的哲學作基礎的。 我們很多人自己也弄一個 PHD 的頭銜印在名片上，但是卻搞不懂西方的哲學，搞不清楚西方科學哲學理論到底是怎麼演變來的，那哪會有創造力呀！ 你們叫作「山寨版」，台灣叫作「海盜版」啦，因為你們靠山吃山，我們靠海吃海呀！其實是拿人家的東西嘛。你不講「本體論」，不講「知識論」，不懂得如何「建構知識」，而只會套人家方法，就只會成這個樣子。
聽眾提問 ：您認為這個盜版是不是東方文化的缺點？ 因為是東方人創造出來的東西，而不是西方人的東西？
黃光國 ：你要那樣講也是可以講的通的，因為急嘛，因為我想發財嘛，因為我想要升官嘛，我想要幹嘛。比方說像我剛所講的，台灣學術界很多人都在製造這個，我叫「垃圾論文」嘛，為什麼？因為政府的鼓勵。 然後這些用「垃圾論文」就可以去跟政府領奬金嘛。大陸也一樣，比我們台灣更厲害哦，結果是這個整個文化都是在製造一些垃圾嘛，也就是「山寨版」嘛。 這其實是個最嚴重的問題，你不知道自己文化的特色，也不知道西方文化的特色，而只是學表面，那麼問題來了，你一定要搞清楚自己文化特色，自己的文化是什麼優點、是什麼缺點，都要搞清楚，缺點你要承認，優點有沒有？有，不是沒有，對缺點要客觀來看自己的文化，而不是簡單地講「打倒」。
另外，我要跟各位講一件事情，就是文化的載體在語言。你用他的語言跟人交流的時候，你已經在不知不覺受他的影響了，文化是永遠也打不倒的，所以你非得把它的文化搞清楚不可。我們常常講「打倒孔家店」，你今天看你打倒了沒有？ 我到山東去參觀，看到很多的碑都碎裂過，當然現在用水泥又糊起來，但是大家還是覺得不對勁，不知道問題出在哪裡，因為你還是沒把它的文化內涵搞清楚。
前台灣立法委員錢達 ：我們這裡有很多學者都是大陸出來的。很多朋友大概對黃光國教授不是很熟悉，我簡單幾句話介紹一下。 黃光國教授是道地的台灣人，但黃光國教授是出生在中國。 他的父親是溥儀的御醫，他是個遺腹子，他沒有見過他父親，從小就跟著母親顛沛流離，最後來到台灣。
但是黃光國教授不但是台大心理系的，擔任過台大心理系的系主任，擔任過「亞洲心理學會」的會長。 雖然黃光國教授是心理學系的，但是他在中西方文化方面知識，對於中華文化的研究，真是學貫中西。前兩年我去拜訪黃光國教授的時候，黃光國教授跟我講，當西方的文明正在衰退的時候，在過去幾年當中，有好幾位西方頂尖大學的學者，學校派學者來給他作專訪，因為看得出來西方的學者，他們發現西方的文明出問題了，他們在中華文化當中在尋找有沒有什麼元素，可以幫助他們解決問題。我覺得黃光國教授所提出的理論正是幫我們中華文化提出來一個新的觀念。
我們不能簡單地說中華文化比西方文明優秀，但我們看到西方文明當中的缺點，我們中華文化正可以補救，在未來的人類文明新的發展當中，一定是中西文化的優質面進行結合而創造出新的文化，而我認為孫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三民主義」，就是最早發現中華文化和西方文化能夠結合，而創造優質文化的一個理念。
黃光國簡介：
黃光國，台北市人，出生於1945年11月6日。美國夏威夷大學社會心理學博士，現任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致力於結合東、西文化，以科學哲學作為基礎，發展本土社會心理學。著有《知識與行動：中華文化傳統的社會心理詮釋》、《民粹亡台論》、《教改錯在哪裡？》、《社會科學的理路》、《一中兩憲：兩岸和平的起點》、《儒家關係主義：哲學反思、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倫理療癒與德性領導的後現代智慧》，《Foundations of Chinese Psychology》、《Linking Science to Culture The Third Wave of Psychology (連結科學與文化：心理學的第三波)》以及中英文學術論文一百餘篇，曾獲得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三次、優良研究獎十餘次、教育部國家講座兩次。曾任國科會特約研究員、亞洲心理學會會長、國科會卓越計畫主持人，目前為海峽交流基金會顧問及總統府國策顧問、台灣大學終身特聘教授，台大講座、傑出人才講座及教育部國家講座教授，亞洲本土及文化心理學會會長。
視頻及文稿來源:《透視中國》工作室
點擊進入：透視中國Youtube官方網
責任編輯：蔡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