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惡廣為國際社會所知之際，在美國國會、政府通過決議、報告對此惡行予以譴責之時，2016年度第26屆國際器官移植協會（TTS）大會從泰國改到香港舉行。最為蹊蹺的是，主辦方聲稱19日才正式在香港開幕，但18日卻開設了「中國器官移植專場」研討會，為中共活摘器官罪惡漂白。

在這個專場研討會上，除了海內外臭名昭著的中共器官移植專家、前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以及醫生鄭樹森、石炳毅、鄭哲、范上達和陳靜瑜等外，還有三名知名的國際器官移植專家參加，為中共站台。他們是國際器官移植協會前主席傑里米·查普曼（Jeremy Chapman）和現任主席菲利普·奧康奈爾（Philip O』 Connell），以及美國芝加哥大學醫學中心全球外科副主席、移植中心創始主任米歇爾·米里斯（Michael Millis）。

芝加哥大學專家的謊言

芝加哥大學移植中心創始主任米歇爾·米里斯是出現在央視相關報導、為中共辯白的外國人。他稱自己到訪過中國很多地方，見證了中國在器官移植方面實現了很多「重要的改革」，愈來愈多中國人「自願捐獻」器官，並稱加拿大前亞太司司長David Kilgour和加拿大人權律師David Matas的相關指控「並不正確」，「中共政府已多次澄清和反駁，他相信中方的說法」。

如果不是米里斯無知或者被欺騙，那就是在有意替中共漂白，而其原因則是其與中共的關係。米里斯曾是中共原衛生部（現國家衛生計生委）的器官移植顧問，目前仍是中國器官移植和捐獻委員會顧問。根據「AME科研時間」對其的採訪，米里斯是在2000年開始與黃潔夫在器官移植方面進行合作，他們「希望最終能夠建立一個全新的器官移植體系」，而這個體系已經在2014年實現。

這十多年中的合作，應該讓米里斯與黃潔夫結下了「深厚」的關係，米里斯從中得到的是什麼？而且從其採訪中，可知他不僅知道「器官移植旅遊」，而且也知道中共在使用「死囚器官」。問題是，十幾年中中國器官移植數量的非正常增長，面對外界可靠的調查和分析，米里斯會不知道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惡嗎？即使中國出現了所謂的「重要改革」，即使捐獻器官增加，他也不可能不知道，在中國社會，「自願捐獻」數量極為可憐，根本無法解釋中國的器官供給，尤其是普遍的短得嚇人的器官移植等待時間，只能說明那是按需殺人。

2008年獲選十大最具影響力科學家的美國醫學教授亞瑟．卡普蘭2011年在《美國生物倫理學雜誌》發表論文指責中共「按需殺人」現象，並在費城醫學院演講指出，在中國大陸活摘器官「為需求而殺人」普遍存在、年復一年持續，「是器官移植界最令人髮指的罪行」，「全人類的恥辱」。

兩名澳洲專家與中共的合作

值得關注的是，就在國際器官移植大會召開前，查普曼和奧康奈爾與中共的隱秘關係被曝光。德國獨立研究者阿恩·施瓦茨自6月開始對這兩名在悉尼韋斯特米德醫院工作的澳大利亞醫生進行調查，其調查顯示：

自從2005年以來，韋斯特米德醫院就跟長沙中南大學第三湘雅醫院有合作關係，而後者是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醫院之一。在2013年11月份，在參加了一個宣傳中國移植系統改革的論壇之後，奧康奈爾和查普曼還簽署了一份韋斯特米德和第三湘雅醫院之間的「合作意向書」。它規定，雙方「定時進行學術交流會議，進行人員交換訪問，進行有關醫學治療，外科演示和醫學諮詢的高級研究和遠程教育」。

在2014年，雙方的關係更加密切。10月份，作為TTS主席的奧康奈爾赴中國參加異種移植會議。同月，第三湘雅醫院的14名專家訪問韋斯特米德醫院。異種移植指的是不同物種之間的細胞移植或組織移植，特別是將動物的細胞/組織移植到人體。此外，在2014年有查普曼在場的一個會議上，韋斯特米德醫院和第三湘雅醫院又簽署了一份協議，這一次被稱為2013年「意向書」的「補充協議」。它規定，挑選一個由護士、管理人員組成的團隊訪問韋斯特米德進行高級研究。

自從2004年以來，有關異種移植的研究在澳大利亞就被叫停。但是，奧康奈爾的學生易壽南通過跟第三湘雅醫院的合作繼續進行此類研究。這背後涉及怎樣的利益交換？

更為奇怪的是，多個查普曼的同事都不知道這些信息，並且對其感到驚訝。TTS倫理委員會成員雅各布·拉維表示：「這種合作從未向TSS倫理委員會披露」。

對此，施瓦茨評論道：「現任和前任TSS主席對國際移植界處理中國的不道德移植系統具有重要影響。」「如果他們對中國移植做法的判斷因為在中國的既得利益而發生偏頗，它就不再能夠被信任。」

無疑，這三名國際器官移植專家與中共的密切關聯正是他們為中共公開站台的主因。只是當歷史走過這一頁，當罪惡被全面曝光，面對他們今日的所為，他們難道用「被欺騙」之語就可以搪塞嗎？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