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08月01日訊】1958年到1962年，中共前黨魁毛澤東以「超英趕美」為目標，發動了全國性的「大躍進」運動，最終導致各地發生了慘絕人寰的大飢荒，餓死的人數至今被中共掩蓋。近日，陸媒報導稱，當時有5萬被父母遺棄的嬰幼兒被政府送到北方收養。

7月31日，陸媒報導稱，1959年到1961年，中國遭遇嚴重大飢荒，一向富庶的長江下游平原也未能倖免。江南地區的受災程度，比河南等北方省份更甚。

於是，有人把孩子送到當地福利院，或直接送到上海。但上海也沒飯吃了，1960年中央發文提到，京津滬這三個最大城市的存糧是：北京為7天，天津為10天，上海無庫存。

斷糧後，蘇皖一帶餓死無數，哀鴻遍野，骨肉分離幾成平常。上海民政志載，上海社會福利機構1958年共收容嬰幼兒1770人入院，其中棄嬰佔98%。1959年收嬰3525人。1960年1~3月，共有棄嬰5277人入院，最多的一天收容109人。1960年年收容量創歷史最高記錄。

最後，中共前總理周恩來出面與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烏蘭夫協商，「內蒙古草原上有牛，也有牛奶，把孤兒們接到內蒙，由草原上的牧民撫養吧！」

于是，被福利院收養的棄兒，又被政府分批派送，送到相對殷實的北方家庭。

自1960年至1963年，內蒙一共接收了3000餘名上海孤兒。很快內蒙也滿了，來自蘇浙皖各地的棄兒，開始沿著鐵路線、車輪所到處尋找其他的棲身之所。

山東、山西、河南、河北、陝西，吉林、新疆，凡有火車汽車所到處，孩子們走一路，丟一路。至今已無人說清，北上這一路究竟留下了多少孩子，拋別孩子的哭聲。

事後，人們估算的一個保守數字，是5萬人，被統稱為「江南棄兒」或「國家的孩子」。

棄兒漫漫尋親路

棄兒們長大後，被遺棄的陰影卻像釘子一樣釘著每個人，呼吸不絕，糾纏一生。他們幾乎花了整個前半生，與自己和解。而後半生，踏上了尋親之路。

6歲時，住在洛陽的王金虎知道了自己是養子這個對他來說最大的秘密。媽媽帶他出門，別人問，這是你抱養的那個上海娃啊？媽媽回答，是啊。

13歲時，他在書里看到，在耳朵上剪疤，或是在身體上刺字、烙疤，原本是江浙滬一帶，農戶為了避免混淆，在家畜身上做的記號。但在特殊年代，被人們當做了尋親的標記。

但他對上海的一無所知，混雜著對生父母的怨恨，對養父母的愧疚，長成一個沉默的少年。80年代，他結婚生子，沒告訴妻子自己是棄兒，「怕她知道後出什麼問題。」

1990年一個夏夜，王金虎夢見了上海的親人，面目模糊，叫他的名字。半夜驚醒，他生出要尋親的念頭，第二天，就買了去上海的火車票。

生活在洛陽華山腳下的小城潼關的李萬成，同樣經歷了充滿煎熬的少年時代。

在小鎮上誰家孩子是抱養的，大家都清楚。孩子們開玩笑，說他是抱養的，他就和人打架，經常打到鼻青臉腫。

90年代，各地掀起了一波波的尋親熱潮，但成功者寥寥無幾。

2000年後，李萬成看到南方棄兒尋親的新聞，動了心思。但沒有任何線索，不知目的地在何處，棄兒們還是沿著曾經北上的鐵軌南下了。棄兒們尋親的第一站，大多是福利院。

如今，當年的棄兒，都到了當爺爺奶奶的年紀。近20年來，數以萬計的孤兒苦苦尋親，他們參加尋親會、網上發帖、DNA入庫，甚至算卦，求籤，該做的都做了，最後大多數棄兒已經放棄。

李萬成說：「我活這一生，找不到親人，也是這樣，永遠缺這麼一塊兒。」

無錫福利院當年負責棄兒工作的專員余浩稱，僅1960年一年，無錫福利院就向北方送出兩千孩子。

余浩說，那些孩子大多一歲上下，被遺棄在通運路的汽車站、火車站、輪船碼頭，從通運路到當時的福利院，只有兩公里路，當年灑落哭聲的路線，現在是蒼鬱的香樟大道。

由於被遺棄的孩子太多，福利院床位不夠，只好借了國營工廠的廠房作為育嬰室，工人則成了臨時護理工。每攢到七八十個孩子，他們就包上一個車廂，送往北方。

余浩說，當時天天都有幾個孩子死掉，「我給藏起來了」。

大飢荒是人禍

作者楊繼繩在《墓碑》一書揭露，1958到1962年之間，由於中共人禍，有3,600萬中國人被活活餓死。

書中說，1958年到1962年，在沒有戰爭、瘟疫，氣候正常的年景，因當年高度集權的政治、經濟體制的過錯，數以千萬計中國人因飢餓而死。死亡前的飢餓比死亡更恐怖：野菜、樹皮吃光了，鳥糞、老鼠、棉絮、泥土都用來填肚子。屍體、外來的饑民，甚至自己的親人都成了充饑的食品。

楊繼繩說，餓死是最痛苦的死亡方式，是對人體內部的「千刀萬剮」。自我消耗、自我分解到死亡大概一個月左右，這個過程非常殘酷、非常痛苦，相當於從人體內部「凌遲處死」。

責任編輯：趙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