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05月30日訊】（新唐人記者何雅婷綜合報導）大約50年前，中共前黨魁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主要由青年學生組成的「紅衛兵」時，一句話讓中共元老宋任窮之女宋彬彬立即放棄自己的名字。近日，有旅居海外的自由撰稿人發文稱，毛澤東當時對宋彬彬說的話表明他根本不懂孔子和孔門典籍《論語》。另有學者指，毛澤東其實對《論語》背得很熟，只不過他不是從學術的角度來看待孔子和《論語》，而是出於所謂政治鬥爭的需要發動了對孔孟思想的大批判。

文革初期，北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於1966年8月5日，被北師大女附中的學生批鬥毆打致死。3天後，當時身為北京師大女附中紅衛兵首腦人物的宋彬彬等人，率師大女附中紅衛兵赴天安門，參加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活動。

宋彬彬在萬眾矚目下，在天安門城樓上為毛戴上「紅衛兵」三字袖章。毛詢問她名字，得知她叫宋彬彬後，毛澤東又問：「是文質彬彬的彬嗎？」宋彬彬答：「是。」毛澤東說：「要武嘛。」此後，對毛崇拜萬分的宋彬彬立即改名為「宋要武」。但她沒有料想到的是，不久她自己就成為了更加激進的「紅衛兵」的打擊對象。於是在幾個月後，宋要武又悄然更名為宋岩。

5月26日，自由撰稿人謝選駿在海外中文網站上發表了《毛澤東讀不懂孔門的》一文，指當年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廢了宋彬彬的名字，提出「要武嘛」，表明他竟然讀不懂孔子的思想。

文章解釋說，「彬彬」一詞來源於孔門典籍《論語》中，孔子所說的「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這句話中，「彬彬」二字表達的是文與質這兩大要素的相輔相成、和諧統一。小至個人的品德修養，大至文化的興盛與否，都取決於「文與質這兩大要素之間能否取得內在的協調」。

從做人來講，質樸（質）勝過了文飾（文），人就會變得粗野、粗俗，而文飾勝過了質樸，人就會變得虛浮、迂腐，只有質樸和文飾比例恰當協調統一，才能成為君子。

從人類的整個文化史來看也同樣要求「文與質相協，史與野相濟」，也就是說，「在人的生命素質與生命附加層的『文化積累』之間，取得了有機的、向上的平衡」。

文章稱，毛澤東讀不懂孔門《論語》，結果只能把政治理解為「造反有理」，卻不懂「天道有常」。《荀子•天論》中寫道：「天道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而毛澤東不懂這個「天道」，只片面地強調「要武、造反」，結果就是「自己淪為兇惡之徒」。

毛澤東真的完全不懂孔子和《論語》嗎？從史料記載來看，毛澤東年輕時曾接受過傳統的文化教育，讀過六年孔夫子的書，他對《論語》其實是背得很熟的，還經常在講話中引用。1917年11月，他還率領湖南第一師範工人夜學的師生員工向孔聖行三鞠躬禮。但次年8月他去到北京紅樓工作，受到所謂「新文化運動」的感染後，才轉而批孔。而1966年毛發動「文化大革命」，號召全中國人銷毀中華傳統的文化典籍，並大肆開展「批林（林彪）批孔（孔子）」的運動，完全是出於他政治奪權鬥爭的需要。

李零撰寫的《喪家狗：我讀》一文中，討論了毛澤東為何越來越討厭孔子的問題。

文章表示，文革中「批林批孔」的主力是大學老師和工農兵學員。在那個年代，陶醉於政治狂熱中的國人「說話方式怪，閱讀心理怪」，人們都變得「特愛捕風捉影」。就連好端端一雙塑料涼鞋，人們也能從鞋底的作用讀出「介石過海」的政治寓意。雖然，知識分子那時候是政治打擊的主要受害者，但也有不少知識分子「揣著明白裝糊塗」靠整人爬到了權力巔峰。

文章回顧說，在毛澤東的從政生涯中，他既尊過孔也批過孔。「文革」前，毛對孔子有褒有貶，「說好的時候有，說壞的時候也有，有時自相矛盾」。1954年，毛澤東還說「孔夫子是革命黨」；1958年他反過來了，討厭孔子提倡的「溫良恭儉讓」，在鬥爭的環境下，他愛講鬥爭話，想聽鬥爭話。

李零認為，毛澤東對孔子的態度急轉直下，完全是出於政治原因。「政治鬥爭就是政治鬥爭，一切以對手為轉移，這是問題所在。」毛本人也曾經承認自己有「以人廢言」的毛病。

文章最後寫道：「我們不要忘記，批孔是政治，不是學術。對抗格局下的思維定勢，永遠都是翻烙餅……跟著政治對手跑。政治，好惡深，偏見生。學者要有超然獨立的學術立場。」

責任編輯：凱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