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官方和民間各曝出了一條有關如何編寫小學教材的消息。來自中共教育部的消息稱，「從2016年起，將義務教育小學和初中起始年級『品德與生活』、『思想品德』教材的名稱統一更改為『道德與法治』」。隨之附上的還有這樣一條著意強調的規定，即「上述學科…，仍沿用原出版社的教材，不得更換其他版本」。也就是說，「為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關於在中小學設立法治知識課程的要求」，教育部最終的應對方案是，更換教材的名字，卻不改教材的內容。

對於教材本身而言，名稱與內容孰輕孰重，讀者自有定奪。然而重要的是，對中國的青少年進行了多年洗腦教育的《思想品德》課本，真正令人感到差強人意的正是內容，而非名稱。比如2003年11月第三次印刷的《思想品德》（第十冊）中居然寫有誹謗法輪功的內容；又比如，某省小學六年級《品德與社會》上冊一書中，也被添加了誣衊法輪功的內容和照片。好像學習「品德」，就是為了攻擊法輪功；上品德課不是為了學會愛，而是如何激發仇恨。當孩子學習這些內容時，腦海中就會逐漸形成「仇恨法輪功是一種正面的思想行為」的看法。可見，中國這類打著「品德」標籤的教材不是在教孩子做一個道德品質高尚的人，而是為了完成某種政治任務。

除了「品德」課之外，語文這類人文學科也肩負著這樣的政治任務。編造、歪曲事實的手法不變，填充其中的內容卻改頭換面為讚美中共杜撰的「假英雄」。由於這一舉動一直在網路上遭到質疑、批判，因此如今的語文教材刪減了不少這類虛假的「偉、光、正」故事，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涉及歷史人物如列寧、高爾基、白求恩，科學家如牛頓、愛迪生、居里夫人，自然和人文景觀如非洲的風情、荷蘭的牧場、威尼斯的小艇，世界名著如丹麥作家安徒生的《賣火柴的小女孩》、英國作家笛福的《魯賓孫漂流記》等」的小故事。

然而，輿論的譴責似乎並沒有就此偃旗息鼓，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對於小學教材，除官方有動作之外，民間也有話要說。有人在網上發表了一篇指責「人教版小學語文教材嚴重西化」的文章，給教材出版者們扣上了「崇洋媚外」，「貶低中國人」的大帽子。面對這樣的指責，人民教育出版社第一時間做出了回應，聲明「涉及外國內容的有80餘篇，約佔15%」，意思是量很少，並且還表示「選取了大量歌頌和讚揚祖國優秀人物的文章，如反映革命傳統的《狼牙山五壯士》、好學上進的《為中華崛起而讀書》」等。

光看這最後提到的文章就不難發現，這話似乎又說回去了。看起來人教社還留戀著之前走的那條自以為「偉、光、正」的老路，還不願放棄用杜撰「假英雄」故事的方式，來對孩子們灌輸所謂的主流價值。這株風中搖曳的「牆頭草」似乎始終不知道自己應該倒向那個方向。我們不禁感到納悶兒，作為小學教材的出版方，人教社為何總不能給自己一個準確的定位？而中國，作為一個擁有2億多少年、兒童的泱泱大國，為何總也整不明白小學生學習的教材？

事實上，要知道如何編寫孩子的教材，並非是難於上青天的大課題，從現實生活中就能得到最佳的啟示。我們不妨來看看這樣兩則真實的故事：一則發生在陝西長武縣，說的是這裡有一戶人家培養出了3個清華大學生。記者赴當地走訪時了解到，原來這家有一位愛讀《史記》、《資治通鑒》以及《菜根譚》的爺爺，孩子們從小到大就是在這種環境下受到了耳濡目染的教育。從這幾本或能讓人讀史明智，或能教人如何修身、處世的書籍來看，爺爺的言傳身教必然對孫子的啟蒙教育產生了不少正面的影響。

而這第二個故事則更為直接，講述的是一個來自重慶的17歲高中學生被全球最難考的大學——紐約大學阿布扎比分校錄取的消息。孩子的媽媽在接受採訪時無比自豪的說，「從5歲開始，（孩子）背誦了中國古典經典《論語》、《三字經》、《弟子規》及上百首經典古詩」；「學習《論語》對兒子的性情情操影響深遠」，他性格中有「誠實、好學、尊師、積極、善良及對社會的責任感等」。可以說，這名高中生能被世界名校錄取，得益於儒家經典對其完成的啟蒙教育。

說到儒家經典，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又何止影響了這一個中國學生？貫穿其中的「禮、義、仁、智、信、溫、良、恭、儉、讓」的標準和要求，可謂是構建出了中國整個傳統文明以及道德體系的根基。且不說歷朝歷代帝王將其視為統治國家的法則、教書育人的根本，就連現代社會也越來越認識到儒學這門「君子之學」的重要性。只看看跟咱們一衣帶水的鄰邦韓國、日本，他們對禮儀的高度重視、對國民素質的高度敏感，就不難發現儒家之學在教育上所彰顯出的巨大力量。

如此顯而易見的事實和道理已經擺在面前，人教社以及官方的教育部門真的還需要抓耳撓腮、冥思苦想嗎？爭議不斷，或正因為中國人都已看到，重拾經典、恢復傳統早已是大勢所趨。他們的訴求不也正是如此嗎？顯然，順天意、順民心才是上上策。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