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03月05日訊】連日來，在中國大陸「小區拆圍牆」的話題持續引發輿論熱議，人們爭議的焦點主要圍繞安全和隱私問題展開。有民眾認為封閉式小區的安全性更高，隱私性更好，但也有觀點指出，中共統治下，封閉小區高牆內嚴密的監控恰恰成了監視公民、侵犯公民隱私的主要工具。

不同於西方發達國家普遍採用的「街區制」城建方式，「中國特色」的封閉小區近十多年來遍佈了大陸大大小小的城市。

據相關資料顯示，中國封閉式小區的規劃思想，最早來源於前蘇聯，之後經歷了兩個建設高峰，一個是上世紀50年代興起的單位大院，另一個是1998年之後，中國取消福利分房，居民住宅私有化，貨幣化，刺激了商品房市場的發展。房地產開發商以「安全、私密」為賣點，蜂擁建起封閉的住宅小區。

前天津市建築設計院資深建築師胡健：「如果從建築或者規劃城市角度看，國外沒有圍牆這個概念，它基本都開放的。國內那種情況下一個可能是保安、安全方面的需求，確實有一些不安全的因素，或者隱私的東西，加上共產黨那方面鬥爭論文化弄的圍牆。新建小區成為商業房之後呢，它也是為了賣房，它是利益驅動造成了一種現象。」

圍牆、門禁、攝像頭、電子監控牆，加上24小時的保安巡邏，將封閉小區打造成了一個個密不透風的「堡壘」。如此嚴密的監控手段，用來保護居民的安全無可厚非，但如果反過來被利用在民眾身上，就成了一把雙刃劍。

中國社會活動家，知名維權人士胡佳講述了他長期受小區監視器監控的經歷。

中國社會活動家胡佳：「如果有掛著外交使館牌照的，或者是外國媒體的，還有來訪的朋友啊，也包括訪民，只要你在這邊一聚集，它很快就看到，而且它會把你每個人都拍攝下來。這些人裡也有因此而受到報復的，或者說你剛剛前腳到沒五分鐘，警察就揣著八大件，包括執法記錄儀啊、伸縮警棍哪、辣椒噴霧劑啊，就帶著一群保安就到了。」

胡佳說，除了電子監視器，小區內還有很多帶著紅袖章的「人肉探頭」，表面上打著維護治安的旗號，實際上幹著監控民眾的事情。

胡佳：「她們會隨時跟小區門口的所謂『警務工作站』、派出所、分局、市公安局這些都聯動起來。當小區的公共探頭比如說發現外交牌照的車開進了小區了，馬上那幫人就會上來堵——就是那些帶著紅袖箍的老太太，她們會說『我們認識小區業主，我們不歡迎外邊來的人，我們經常有刑事案件發生，我們不讓進！』」

胡佳告訴《新唐人》，曾有小區保安向他透露，小區內的一些攝像頭保安是看不見的，而是直接歸公安機關所有，並且與公安內部的「情報網」系統相連，專門用來監視所謂「重點人物」，而不是用來安保。

《大紀元》中文網也發表評論文章，對上訴現象進行了分析。文章以大連地區為例指出，在薄熙來擔任大連市長、市委書記期間，以安全為由，利用高牆，將對民眾的監控發揮到極致，後來更是用在了迫害法輪功學員的身上。

大連市法輪功學員劉暢：「在2000幾年之前，大連地區的監控呢，主要是在主要的交通幹道上，基本上小區是沒有這麼多的監控的。自從鎮壓法輪功之後，有很多法輪功修煉者，他們會為了講清法輪功真相，所以他們就會到樓道裡去送各種真相資料，這個時候一點一點的，學員們就會發現，小區裡的監控越來越多了，樓下的防盜門也越來越多了，還有他們所謂的『協警』也是越來越多了。」

大連法輪功學員劉暢回憶，封閉小區普及以後，大連市很多法輪功學員都因為小區監控而被警方非法抓捕，小區監控完全淪為當局手中的所謂「維穩」工具。

採訪編輯/張天宇 後製/葛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