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痞子化這一過程，幾乎與中國縣城政治黑社會化同步。中國的地區行政治權由中央、省、地（市）、縣、鄉（鎮）五級構成，縣級政治是決定中國地區政治生態的關鍵，縣政府是鄉（鎮）、村的直接管理機構，縣級政治生態則是鄉村政治生態的高級版。
湘北紅鎮：鄉村社會痞子化的一個樣本
《當代青年研究》發表了一篇《中國農村後代之殤：從留守兒童到鄉村「混混」》（2015-10-29），是作者對自己在湘北紅鎮的田野調查的一份簡略介紹。作者揭示了一個事實：大量留守兒童成為鄉村混混的主力軍。
紅鎮地處湘鄂贛三省交界，資源匱乏，近年來發展賭場經濟與高利貸，衍生出一條食物鏈，為賭場看場子、當「保安」的賭場打手，以及為高利貸者收取息錢抽取佣金的統稱之為「吃血飯」。這些年輕人約在15－20歲左右，大部分都是因父母外出打工而留在家裡，由留守兒童成長為鄉村小「混混」。
混混們的存在不僅顛覆了鄉村秩序，還顛覆了鄉村的價值觀。調查報告說，紅鎮裡「大混混」賭場老闆、高利貸主們的風光，小混混的囂張，不僅讓家長們對看不見明顯效果的教育投資充滿懷疑，更讓眾多青少年開始羨慕他們的「成功」方式轉而紛紛效仿：「在鄉村內部壓制力量與懲罰機制日漸消亡的情況下，『混混』獲得了足以震懾他人的價值再生產能力，而鄉村社會不再認為『混混』行為是一種越軌和罪惡時，被認可的『混混』人生觀進而佔據了鄉村價值系統的主流地位」。紅鎮一些村民在發生鄰里糾紛、農忙時搶水紛爭時，也開始利用這幫小「混混」來達到目的，如利用他們解決鄰里糾紛、農忙時搶水紛爭等。
男生做鄉村痞子，女生則外出賣春。紅鎮調查寫道：紅鎮中學教師黃某某在這個學校當了6年老師，教過的學生當中已經有100多女生初中未畢業就出去打工。其中只有10幾個是通過學技術就業，其餘幾乎都是「不正經就業」，潛台詞很明白，那就是「賣」——對於不少農村女孩來說，「賣」並沒有難以踰越的心理障礙，2013年9月13日，中國少年兒童基金會發佈《女童保護研究報告》，稱留守女童佔被性侵人群94%，施害者多為同村男性甚至親屬。
紅鎮調查作者指出，留守兒童成為混混的主要原因，「是因為缺乏家庭社會化教育，從村莊的傳統道德和倫理秩序中脫離」。從教育學的角度來看，缺少家庭教育與關愛的孩子心理都不健康，容易成為不良青少年。全國農村留守兒童6,102.55萬，流動兒童達3,600萬，合計將近1億，幾乎佔中國人口的1/14，是農村青少年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將對中國社會產生什麼影響，紅鎮的情況至少算是一種類型。
紅鎮調查的結論因為借用了社會學語言，所以有一段看似充滿矛盾的陳述：比如「具備一定自制力的紅鎮『混混』形成了一個相對隱性的社會。這個相對隱性的社會一方面因為對村莊社會秩序的侵蝕，而顯性地呈現於紅鎮社會當中，另一方面又由於與村民日常生活的融合，而隱性地存在於紅鎮社會當中。」這段話實際上想表達的是：隱性社會參與了構建顯性社會的社會秩序，並起相當重要的作用。十多年前，中國黑社會勢力猖獗之時，勢力大的黑社會組織被當地人稱為「第二政府」，揭示的是警察與黑社會共同治理當地社會這一現象。
鄉村社會痞子化與縣城政治黑社會化呈同構狀態
中國總共有縣級行政區計有2,860個，其中1,463個縣、117自治縣。縣級政治的劣化，一是體現為家族政治，二是體現為政府與黑社會共同治理。
1、縣級政治的家族化
2011年9月1日，《南方週末》發表《「中縣『家族政治』現象調查」》。2015年，這個「中縣」被證實為河南南陽新野縣，該報告作者是北大社會學系博士生馮軍旗，曾在新野縣掛職副鄉長與縣長助理，有機會觀察該縣各種盤根錯節的政治關係。
在該調查中，作者完整記錄了這個縣級政權系統內部各家族成員的任職關係，在中縣之內，竟然梳理出21家政治「大家族」（一個家族產生5個以上副科級幹部），140家政治「小家族」（5個以下、2人以上的副科級幹部），總共161家大小政治家族。
在現代政治中，一國的政治資源被某些家族成員壟斷，其實是該國社會的精英選拔機製出現了嚴重問題。縱觀中共統治60餘年的歷史，除了在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前期曾出現過按「成就原則」選拔精英的短暫陽光之外，從未脫離按血緣選拔精英的文化窠臼，在《中國為何容易出現「政治家族」？》一文中，我指出家族政治產生的幾個原因：
A.家族政治在中國有源遠流長的歷史。早在殷周兩朝，中國就形成了完整的宗法制度，政治權力按等級分配，世襲罔替；
B.中共執政時期從未真正建立過合理的精英選拔機制。在毛時代，這一時期的精英選拔以血統原則為主。與以前的血統原則重視精英相比，毛則是逆向而行重視草根與邊緣人的「出身論」。在毛的所謂「紅色接班人」的選拔標準中，最重要的就是出身即血統原則。從1998年高等教育產業化開始至今，社會呈現向「身份型社會」復歸的跡象。黨政事業機關除了技術性極強的崗位之外，一般可替代性強的非專業技術職位，血統原則在競爭中的作用日顯重要，「二代」現象表明中國精英階層的素質嚴重退化。
2、縣級政治的黑社會化
今年5月，一篇《中國小縣城的黑社會江湖》不脛而走，文章稱：「一個縣域社會有幾十萬人口，但真正有權有勢或許只是幾百個人。這幾百個人裡面大概有兩三百個科級以上幹部，然後有幾十個較有影響的各行各業的老闆，再有就是幾個有頭有臉的江湖人士」。按河南新野的情況推論，那兩三百個科級以上幹部當中，必然有不少是家族勢力。
這三種勢力當中，公安局「是權力的交匯點，也是信息集散地。……是縣城裡面唯一合法掌握並可施展暴力的機構。……因為公安局是唯一可以毫無阻力地接觸社會各個角落的機構，它本身就是一個情報中心」。
黑社會組織的頭目黑老大們，既與當地經濟圈相熟，也與權力圈有關連，公安系統更是黑社會必須籠絡之部門。黑社會組織經營的多是賓館、娛樂、建築業——這與東南亞國家、港台地區的黑社會涉足行業大致相同。這些黑社會有自己的組織內部規則（比如不犯命案，不與政府作對，嚴守秘密等）。黑社會組織之間因競爭關係，有血拼。在血拼過程中，會有黑社會組織消亡。但一般情況下，由於黑社會組織的保密規定，不會供出後台人物，它們在政府系統的保護傘因此會安然無事。
這種情況與我2007年在《當代中國「官」「黑」之間的政治保護關係》中，根據中國各地黑社會消長情況所分析的並無差別。在中國縣級政治當中，官黑之間的關係模式已經固化，成了一種政治生態。
對這種畸型的縣鄉政治生態，生活於其中的人已習以為常。2013年中秋節期間，江西萬載縣農民汪金亮拍下當地多人去縣長家送禮的場面，結果被當地公安以「破壞政治生態」為由抓捕。論者嘩然，認為此罪太過離奇，但如果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這種離奇正好證明當地價值觀已經扭曲到以黑為白，以非為是，將這種權錢關係視為政治生態。
不少農村出身的知識者近年回到家鄉，非常痛切地感受到鄉村的淪陷，這種淪陷面非常廣，從基層組織到人際關係，從鄉村教育的衰落到村民道德的淪喪（從生產有毒食品到視坑蒙拐騙為理所當然）。因此開始回憶民國期間農村社會的鄉紳自治，討論重建鄉紳制度的可能性。
鄉紳自治並非一種獨立的政治形態，它附著於王朝時期的政治制度，比如科舉制以及退休官員致仕等制度；其經濟基礎是封閉性的自然經濟，人口流動極少。這種制度在民國時期已成餘暉。經歷過中共的邊緣人革命與鄉村痞子化，如何將痞子流氓改造成紳士，恐怕是個無法完成的艱巨任務。
文章來源：美國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