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10月12日訊】26年前因積極推動和引導中國學生民主運動而被中共當局列入「六四黑手」名單的萬潤南，在流亡海外後，曾在紀念「六四事件」時發文披露了自己當年策劃和推動的兩件事，並特別申明自己當時的所作所為，與時任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無關。

原四通公司總經理萬潤南，在「六四事件」後，於1989年6月30日被中共當局列入「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俗稱「六四黑手」）名單中。2006年「六四事件」17周年之際，已流亡海外的萬潤南先後撰文《十七年前，我做了兩件事》和《為什麼我在十七年前做這兩件事》，主動披露了當年他曾全力推動而終究未能成功的兩件鮮為人知的事情——1，企圖促成召開一次人大常委緊急會議；2，企圖勸說學生適時離開廣場。

據萬潤南的回憶，1989年5月中下旬，北京的學生民主運動引起中共當局的恐慌，北京已開始戒嚴。當時，以曹思源為首的四通公司社會發展研究所曾參與在幕後運作，希望促成召開人大常委緊急會議，來解決當時的政治危機。萬潤南同意曹的想法，並積極參與推動這件事情的落實。之後，在萬潤南的支持下，由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為推動此事而全力進行院外活動。

曹思源首先找到時任人大常委的胡績偉。胡審閱了《建議書》後，表示明確支持，並在《建議書》上加了一句話：「如果暫不能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召開在京常委委員非正式緊急會議。」

胡簽名後，表示願意以他的名義，委託曹思源等人向其他常委委員辦理徵集簽名事宜，並正式寫了委託書。從5月21日晚開始到5月24日上午，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與各方聯繫，或登門拜訪，或打電話，或發加急電報，要求同意這一主張的全國人大常委委員在《建議書》上簽名。

最後，一共有46位常委委員或直接簽名或電話委託簽名。加上之前已有一部分人大常委委員也呼籲從速召開一次緊急會議，來研討當前的嚴峻局勢，謀求問題的解決。先後共有57位人大常委委員贊成召開「全國人大緊急會議」，超過全國人大常委委員總數的三分之一，達到了立即召開人大緊急會議的提案人數。

1989年5月24日上午，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將關於提議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的信件，及收集到的常委委員的意見材料交給了胡績偉。胡老又分別給萬里委員長、習仲勛副委員長、彭沖副委員長寫了親筆信。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於24日下午一時半將這些材料送到全國人大常委會收發室。當時香港《文匯報》駐京辦事處主任劉銳紹據此發表了第二天的頭條消息。

隨後，李鵬對此事件進行了追查。未及六四開槍，曹思源在自己家門口被秘密綁架；萬潤南的座車被跟蹤；公司氣氛瀰漫著緊張和不安。這時候，萬潤南在公司召開的大會上明確表態：「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進行的活動我知情，也贊同。我鼓勵四通同人：我們的血要熱、頭腦要冷、骨頭要硬。」

此外，1989年5月22日下午4時許，萬潤南還曾在國際飯店彩虹中餐廳，召集北京和外地近八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靜坐學生負責人開會。在會上，萬潤南首先肯定了學生們的行動，讚揚他們為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做了貢獻，同時也告誡他們：民主不是一天可以達成的。提醒他們凡事必須考慮到社會承受力。再在廣場上僵持下去，會成為軍隊鎮壓的理由。

萬潤南對學生領袖們建議說，「現在，你們應該不失時機地撤離廣場，主動地撤回學校，再堅持校園鬥爭。這樣，你們就會受到整個社會的讚揚。」

他提醒學生：「你們應當知道，軍隊進城意味著什麼？如果學生回學校了，廣場上沒有學生了，部隊進城就沒有理由了。」

5月23日，四通公司的曹務奇根據萬潤南與學生對話的內容，又起草了一份《倡議書》，由在天安門廣場靜坐的二十所高校署名，並要求新聞單位對此進行公開報導。

《倡議書》寫道：「我們鄭重倡議：撤消戒嚴，軍隊回去，學生撤離，恢復秩序。我們呼籲：迅速召開人大常委會和中央全會，按照民主和法制的程序討論並接受愛國學生和全國人民的正義要求。」「如果軍隊回去，撤消戒嚴，我們相信在運動中一直保持理智、剋制、秩序的廣大同學會同意撤離。我們的撤離不是退卻，而是把民主運動推向一個新階段。」

萬潤南在《為什麼我在十七年前做這兩件事》一文中進一步說明：自己當年做這兩件事，既不是受政府某官員委託，也與趙紫陽或其秘書沒有任何關係，是自己獨自作出的決定。

當時對自己有影響的是曾擔任中央紀委書記，已75歲的李昌和時任深圳大學校長羅徵啟。

據回顧，李昌曾聯合十位退休上將出面反對北京當局戒嚴，反對中共當局對學生動用暴力。為此他差一點被清除出黨，與他同命運的還有李銳、杜潤生、于光遠。

而羅徵啟則曾經領銜寫了一封公開信，對當時的政治局勢表達了關注，對黨內生活的不正常反映了基層的一些看法和意見。但後來被中共清算時被說成是「官辦動亂」，羅也因此被「雙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