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08月29日訊】清華大學社會學博士汪建華，2年前開始調查中國南方東莞和深圳的農民工與幫派之間的關係，他發現新生代農民工有組織化趨勢，隱而不宣的地下組織如同蛛網一般密佈整個城市。而幫派跟警方之間則是利益共生的關係。

2013年的珠三角，上演著一幕幕鮮為人知的幫派故事。從小鄉鎮裡走出來的年輕人，怯怯地進入大城市裡，卻被霓虹車流晃暈了眼。同鄉會、行業商會、甚至犯罪團夥，或是網路遊戲公會，只要是能給予庇護和歸屬感的，都能吸引那些初至陌生城市的年輕人。

清華大學社會學博士汪建華，在這裡經過半年的調查訪問後，寫成了一篇1萬3千字的論文，與其他青年學者關於工會、NGO研究一起，組成了《新生代農民工組織化趨勢》調查報告，2014年12月16號在北京發表。

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表示，在深圳和東莞有很多外地人，他們在這裡沒有任何保障，因此就尋求來自外部的保障，特別是老鄉。比如河南人，湛江人，廣西人，湖南人，他們都有各自的一些幫派。

在東莞和深圳，常有很多糾紛發生，包括工人跟老闆，當地人跟外地人，或外地人之間的糾紛。這些糾紛就會需要外部或內部的人進行調解甚至保護。劉開明認為，幫派是政府失效的一種副產品。

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 劉開明：「實際上是在政府治理失效，治理不好的時候，老百姓要尋求一種外部的保障，我們叫『亞社會群體』。就是一種政府秩序的替代者。所以我們很難用『黑社會』來形容。」

深圳和東莞有80%以上是外來人口。但是政府對這部分人的公租房，子女就學，醫療等所有公共服務都跟不上。他們的權益受到侵害、發生糾紛的可能性更大，處於更無力無助的境地，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必然尋找體制外的力量來保障自已，因為無法指望中共的體制。

劉開明表示，在深圳和東莞，當地警力的配置跟目前人口的數量是完全不匹配的。在這種情況下，當局可能大量使用一些制度外或體制外的力量。汪建華的報告也說，15萬名治安員成了警力不足的替代品。

劉開明：「那麼這種力量在使用過程中，比如產生各種各樣的問題。比如說我們看到汪建華的報告裡面，很多幫派小頭目都是當地治安員或派出所協警。這些人實際上都不是體制內的，是體制僱傭的臨時人員，他們本身也是外來人口。他們在這種體制裡面，可能可以利用體制的身份獲得一些不當的力量。」

汪建華看到，在一個人口幾十萬的社區裡，警察只有6、7個，治安員成了老闆們最常見到的「執法者」。汪建華結識的一名化名阿華的治安員就曾在幫派裡混過，現在已經「金盆洗手」。

汪建華在論文中說：「政府提供明的秩序，黑社會提供暗的秩序，政府和黑社會形成了共生共存的複雜生態圈。」

劉開明透露，很多政府僱傭的臨時工作人員，就是幫派頭頭。

劉開明：「比如某一個地方娛樂場所比較發達，官員可以去收取賄賂，然後幫派提供保障。那就是一種利益共生的關係。12.12幫派幫助政府官員跟當地娛樂場所之間建立一種聯繫。因為很多幫派都有成員在派出所或者村委治安隊工作，有一種聯繫的渠道。」

據一個深圳黑幫頭目曾告訴汪建華，在東莞可以賣毒品。在惠州淡水賣淫，國家都不管，賣淫已經公開化了。在東莞和鳳崗，可以明碼標價。

這種現象是否可以稱之為警匪一家？劉開明認為是。

而甚麼是白社會，甚麼是黑社會？汪建華引用了一個從山東老家來深圳打拚的小頭目阿光的話：「戴上墨鏡就是黑社會，摘下墨鏡就是白社會，關鍵取決於你怎麼看。」

採訪編輯/秦雪 後製/陳建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