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第七輪戰略與經濟對話」是在中美關係處於「臨界點」之時召開的，從雙方對話前的輿論造勢來看，完全顯現了雙方外交政策的特點：美國對華政策處於一種不穩定狀態，而中國對美外交政策則呈現相當的穩定與持續性。
政治制度決定的中美外交政策特點
隨著「華府對北京的感覺越來越不舒服」，對華政策上出現了三種調整建議：來自軍方和外交圈的鷹派建議是，除了保持對中國的絕對軍事優勢，還可以考慮採用冷戰時期用以鉗制前蘇聯的經濟工具，比如收緊技術出口限制，推行不包括中國的貿易安排等。另一種建議正好相反，認為華盛頓應該設法尋求與北京關係的「新常態」。第三種建議與克林頓以來的對華外交政策一脈相承，即雙方應該通過共同合作的專案來一點一滴地積累信任，這條路有助於穩定。
且不說三種意見在政界都有反對者，作為「看守總統」的奧巴馬在任期內也已沒有時間做此調整。下一任入主白宮的人究竟是誰還等著選民擲骰子，三種建議哪一種將成為主流，目前沒人知道。
相比之下，中國對美外交政策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從鄧小平改革以來就沒有大變化。對美外交政策的方向是：經濟上，美國是重要的經濟合作夥伴；在政治及意識形態上，視美國與普世價值為敵，國內宣傳未脫「美帝亡我之心不死」這一毛時代的老調，只是說法文雅一點而已；在外交重要性上，美國一直被列為「友好合作」的第一位超級重要對象。這多重矛盾的外交目標，中共按照「鬥而不破」的原則，居然都達到了：美國每年例行批評中國的人權問題，中國外交部也照例聲明，此類行為已被雙方都當作例行公事，誰也不再當真。就算是北京認為美國威脅到中國的「核心利益「，中國也是雙管齊下，在外交聲明中非常強硬，在國內黨媒上口誅筆伐，但暗中卻靈活處理。
這一點是雙方政治體制決定的。美國是民主國家，兩黨政治，總統任期最多兩屆，在對華政策上都有自己的考慮，也有不同的智囊班底，比如上一任總統小布希本人並不喜歡共產主義中國，對華政策採取「熊貓避險」是因為911事件發生後，出於反恐需要不得已而為之；但奧巴馬卻並非這樣，他本人早年因思想傾向被稱為「黑色馬克思」，大選獲勝後，曾委託美國東西方研究所（紐約）制定對華政策，該所邀請中國外交部屬下的「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從「中國視角」出發參與起草美國的「對華政策期望清單」，清單中一半內容由中方撰寫。這種做法在美國歷史上屬於開天闢地第一次，無異於對北京說：請告訴我，應該怎樣與你相處才讓你滿意？而中國也就真開列出了一張清單，指出中美兩國應該建立經濟、反恐、防擴散、綠色、跨太平洋等五個夥伴關係，目的是希望美國放棄「價值觀外交」，尊重北京政府的「核心利益」即中共一黨獨裁的執政地位。直到後來中美關係發生許多不舒服的事情，奧巴馬才做了小幅調整。
北京勢力滲入美國，借助的是美國的開放
毫無疑問，自中國改革開放重回世界以來，中美雙方都在加強交流，但對這種交流中，除間諜活動是中美雙方法律都不容的之外，中國設置的禁區遠比美國多。
在90年代，國際交往被界定為四個層次，一是國與國的交往，即政府之間的外交關係；二是NGO之間的交往；三是通過教育學術機構等開展的文化交流；四是各國人民之間個人的交往。但是，民主國家沒想到的是：後三種交往在國體、政體相同的國家比較容易達成平等交往，但在民主國家與專制國家之間，這三種交往往往容易被後者利用，即你國NGO來我的國家辦NGO，要受種種限制，而我國可以在你國創辦任何組織，因為這是你國法律所保護的權利；你國媒體來我國採訪，要受許多限制，而我國媒體可以在你國「縱橫天下任我行」。以下是中美民間交流的各種不對等：
一、中美兩國對對方國家開放媒體的不對等。中國將華文媒體、華文學校、華人社團當作「海外統戰三寶」，直接或者間接資助了不少華文學校與華人社團，華文媒體當中的絕大多數已被納入中國的大外宣體系，新華社人民網消息在美國24小時自由傳播。但外國機構與企業均不能在中國辦媒體，除了涉外賓館有幾個有限的外文媒體供外國旅客看之外，就只有China Daily這個中國自辦的英文媒體了。外國記者在華採訪受到的諸多限制與惡劣的對待，北京外國駐華記者協會（FCCC））在年度《在華工作環境報告》中曾加以列舉，近幾年的報告呈現的情況用詞是「惡化」、「糟糕」和「更加糟糕」，外國記者在中國從事報導的過程中遭遇干預、騷擾以及暴力行為。這些，我在《被剪斷的中國新聞自由之翅》一文中有詳細分析。
二、中美雙方對兩國在本國的NGO態度很不一樣。美國（包括歐盟）在中國能夠派駐的社團組織極有限，除了美國在華商會（USCCC）之外，幾乎沒有什麼有影響力的社團，但大陸華人社團卻在美國遍地開花，不少美國大學都有中國留學生組織的學生會，各大城市的China Town的華人社團更是多如牛毛，中國使領館通過他們開展各種政治性活動。中國嚴厲限制社團活動，美國學生在中國的大學不能成立學生會，美國各種基金會在中國成立的NGO，被北京當作美國在中國發動顏色革命的工具，極盡打壓之能事，今年還宣佈在境外NGO在華機構當中建立黨支部（見拙文《黨支部空降NGO，「兩新組織」盡染紅》）。比如這一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美國兩個著名的「以中美友好為訴求」的華人（或為主）團體都出面遊說，一個是楊振寧等當年發起成立的「百人會」，另一個則是美籍華人與少部分美國人組成的「Project朋友」。
中美關係在政治遊說上的不平等
從法律上來說，中國不接受外國的任何遊說，如果有，那也只是出於需要找一些「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或者友好人士遞個話之類。但美國就不同了，遊說是合法的政治活動。美國首府華盛頓北部有一條由西向東，橫貫華盛頓的K街，這條街上集中了大批智庫、遊說集團、公關公司和民間組織，每天有無數活動在此開展，並影響全球政治外交事務的變化。外國公司或政府在美國可以通過兩種辦法登記遊說。因為說客的最大資本就是人脈，能夠與國會議員接近且出入無禁的人自然是最佳說客人選。因此，外國政府或者公司要在美國開展遊說，最好的辦法是委託華府一些專門從事遊說的諮詢機構。這類機構有不少是卸任議員與官員開辦。他們的工作是為雇主爭取利益（按雇主的要求縮小行政當局和國會之間的分歧，或是擴大這種分歧）。中國人熟知的「基辛格顧問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 Inc.），就是由在中美建交中立了汗馬功勞的前國務卿基辛格創辦。他雇傭的人有一批退休外交官，其中包括前駐華大使芮效儉、老布希總統的國安顧問史柯柯洛夫特（後來自己自立門戶開辦一家諮詢公司），前國務卿伊格柏格等人。據美國公共誠信中心統計，從1998年至2004年，來自中國的遊說費用累計422.53萬美元。從2004年開始，這種遊說擴大規模，駐美大使館由公使銜參贊蘇格領導的遊說工作小組已有26人。從2005年開始，中國駐美大使館還和Hogan & Hartson與Jones Day兩家公關公司長期合作，從事對美國政府、國會和智庫等機構的遊說工作。Jones Day的主要業務是在臺灣、西藏、宗教自由和經貿匯率問題上向中國提供簡報，並代為聯絡美國國會及行政部門。與中國政府有合作關係的美公關公司最多時曾達到8家。
由於這種活動過於興盛，2012年，美國國會眾議院撥款委員會批准一項修正案，禁止總統、副總統、國會議員、大使，以及行政當局需要國會批准的政治任命官員在離職後10年內為某些國家政府遊說，該修正案禁止為之遊說的國家是美國務院指定的「存在嚴重侵犯人權和宗教迫害而需要特別關注的國家」，這個名單包括中國，而中國正好是近年來通過「遊說」獲益最多的國家。
對本文做個小結，那就是，美中關係當中有兩個重要的構成因素，一個是經濟依存， 二是民間交流。從結果看，中國很好地利用了美國的跨國公司與民間交流來影響美國對華政策，而美國則相形見絀，無由施加影響。中共當年在國統區從事地下工作之時，習慣性地將地下工作者稱之為「戰鬥在敵人心臟裡」，如今美國是「戰略夥伴」，可以與時俱進地稱之為「戰鬥在‘夥伴’心臟裡」。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