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41到59歲 佳木斯政府職員歷經人生跌宕

【新唐人2015年06月24日訊】(明慧網黑龍江電)佳木斯原城鄉建設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兼會計吳旭姝女士,從小體弱多病,備感命運的捉弄,41歲那年,她有奇遇身體康復,然而之後的日子跌宕起伏的人生讓她歷經「慘烈」與「魔難」。

以下是吳旭姝女士自述的59年人生經歷:

黯淡人生

從幼年開始,我的身體就不好,到結婚後就更不好了,女兒滿月時,我和丈夫抱著孩子回娘家,很短的路程,讓我癱在炕上,怎麼努力都起不來,我想:「孩子剛剛滿月啊,可咋辦啊?」

為了活著,我一把一把地吃藥、一斤一斤地喝藥酒;一個氣功接一個氣功追著學,一大把一大把的花錢,時間一天一天地搭進去,病情不見好轉,反而越發難受,經常像是三九天凍成的冰棍一下又扔進火爐裏,那個滋味真是沒法形容。病痛像在兜裏裝著似的,隨時可以拿出來。

那時候對於我而言生活中的一切就是糊弄,心情煩躁,說話總是沒好氣兒,同事說我:「你怎麼回事?天天嘰嘰歪歪的?」婆婆常問丈夫:「你媳婦怎麼老不高興?」聽到這些話,我只有把眼淚往肚子裏咽,再看看自己的家,簡陋到門邊都要掉了,「一死了之」成了我解脫苦難的唯一出路。

一天,三歲的女兒一本正經的對我說:「媽媽,我和你說個事兒。」看著女兒認真的樣子,我俯下身傾聽女兒的心願,幼小的女兒說出的卻是:「我想死。」孩子能懂得啥叫死?母子連心,是我這個母親整天想著死,孩子才能說出這樣的話,我一把摟住女兒,娘倆抱頭痛哭……。

命運造化,我的人生,在經歷了如此的痛苦之後,一本神奇的書奇蹟般的讓我身體恢復健康,也從此領悟了人生的真諦。

生命重煥光彩

從九五開始一直就有人向我推薦法輪功,我根本就不相信,根據我練了多種氣功的經驗來看他們就是騙錢的,不會對我身體和精神有任何實質的改變。但是和我說的人多了,特別是單位有一對老幹部夫婦也修煉,他們的人品好又有威望,而且我的病醫院是實在治不了了,沒有別的出路,於是想那就試試吧。

一九九七年一月七日,那是我永生難忘的日子──重生的日子,我找到了學法小組,學了一個晚上,我發現法輪功和別的氣功不一樣,感覺我有希望了。隨著學法的深入,了解到法輪功很正,她能將我引上正路,有了一種回歸本性的想法,原來自己可以想像法輪功書中所指明的法理中說的那樣活著。通過越來越多接觸法輪功的過程我還發現這個群體的人是很好的人,從此我每天都堅持和大家一起學法煉功。從此我的生命重煥光彩:一年到頭吃飯喝水都痛得鑽心的口腔潰瘍好了,再也不用上藥了;便秘最嚴重的像線似的淌血的症狀消失了,再也不用喝生豆油了;腦袋裏的氣兒消下去了,再也不昏不脹了;過去渾身沒勁的我,現在整天精神飽滿,精力充沛;每當我一上火就肚子痛很久都起不來,只能蹲著的毛病再也沒犯過。我終於體驗甚麼是無病一身輕了!

修煉後,我四次登上雙鴨山高八百五十二米、坡度近七十五度的七星峰,那是我過去想都不敢想的事,年輕的男同事都被我落的很遠。站到山頂,往下望去一片林海,美景盡收眼底,伴隨著微風輕輕吹來,我無法用語言形容我對法輪大法和法輪功師父的感激之情。

法輪大法的法理不斷啟悟我生命的歸真,清純悠遠的煉功音樂讓我的心靈包容在祥和慈悲的場中,發自內心的喜悅讓我整天都是樂呵呵的,早晨到煉功點參加晨煉,晚飯後到學法小組集體學法,家務活我全包了,也不和丈夫吵架了,有時間還能去照顧婆婆,後來,一大幫兒女的婆婆直接搬到了我家。婆婆的後幾年不能自理時直至到八十八歲去世的所有費用全部由我們承擔,丈夫發自內心的感謝我,說:「你和別人不一樣。法輪大法好!」

辦公室一些福利工作是我負責的,以往過年發福利、節日買紀念品,只要家裏缺甚麼,我們就買甚麼,每次我們自己都要多留一份。修煉大法後,我想師父說的「你是個煉功人,是不是得用高標準要求你呀?」從那以後我再也沒多要一份。年終到基層單位考核,財務的賬目都由我來查看,我按照規定認真負責,不勒索,不卡要。考核單位為我們考核人員預備的接待午餐很豐盛,我看到後悄悄的離開,回家就餐。

我家住的樓房一個樓棟十戶,走廊的燈源我主動接到自己家,鄰居們都知道即使到期不給電費我也不會計較。

一次同學聚會,我在飯店撿到一條重三十多克的金手鏈,馬上找失主返回給她。同學們每次見到我都要說:「這個社會要都煉法輪功就好了。」

修煉法輪功之前,我很少考慮別人,也不太會關心別人,「真、善、忍」的法理教會我遇事先想別人,有病住院的同事,我和他的兒女們一樣值班,在醫院沒有坐的地方一站就是幾個小時;外地調來的新同事,人生地不熟,我常去她家看看,送她生活用品和食品;利用假期把同事和她們的家屬組織到一起,豐富業餘生活,使大家帶著愉快的心情工作。

人生逆轉,我把我獲得幸福的經歷也不斷的告訴更多的朋友、同事、偶爾遇到的有緣人,希望他們的人生也能和我一樣重煥光彩!


佳木斯城鄉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吳旭姝。(明慧網)

兩度遭嫡親送精神病院摧殘

自從一九九九年迫害發生,我被迫離開了單位後,每次同事見到我時都不無感激地說:「我們那個時候在一起工作真是太好了!那是一種享受,現在再也沒有那個時候了。」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那場鋪天蓋地的對法輪功的瘋狂迫害開始的時候,聽到消息的我很震驚,也很難受,本能地覺著政府錯了,我應該進京說句公道話。七月二十一日,我踏上了進京的火車。警察進行了攔截,我的同伴一個一個被便衣警察抓走了,火車上也是一會兒一盤查,最後只剩下我自己。第二天到了天安門,那裏的氣氛格外緊張。我給在北京工作的同學打了電話,同學告訴我:「你快回去吧,老多的法輪功都被關起來了,有一個體育場就有很多人用水管子澆水,在那裏暴曬他們……」

我不知道怎麼辦好,只好返回家。剛一下車,只見站台站滿了一大幫人,有人,有單位領導和同事,還有公安分局的人。公安局要求單位對我施壓。妹妹和丈夫把我帶回娘家,禁止我看法輪功書籍,膽小的丈夫嚇的把幾本大法書撕成碎片,早已裝在一個袋子裏送到單位。全家加上鄰居十多口人規勸我要為家人著想,叫我寫「不再煉法輪功的」保證。弟弟拿煙灰缸要打我,另一個弟弟罵我,妹妹跺著腳衝我直喊,鄰居往我手裏塞筆讓我寫保證不再煉法輪功……從下午四點多鐘一直折磨我到半夜十二點,我一想到要放棄大法,心裏陣陣刺痛,怎麼也不能做違心的事,就這樣,晚飯都沒讓我吃,就被小弟弟扭進車裏,送到了佳木斯市精神病院。

我在精神病院被強迫呆了三天,住在又髒又舊的病房裏,醫生受電視的毒害真的把我當成了精神病,我從來都沒被如此羞辱過,三天後家人把我帶回娘家繼續看管,不給我大法書看,不讓上班。

二零零零年二月九日,我決定再次進京上訪。一直有前去上訪的法輪功學員遭受迫害的消息傳來,所以深知此去前途渺茫,也許會失去工作,我買了一件新衣服穿上,第二次登上前往北京的火車。

二月十一日上午在國務院信訪辦門口,我被大慶市公安局值班的劉姓處長截住,然後通知佳木斯辦事處把我劫走了。回到佳木斯,原永紅公安分局的石秀文非法審問我後,佳木斯建委(建設局)主任孫東黎委派副主任李永剛強迫家人在二月十四日再次把我送到精神病院。

住到醫院後,他們讓丈夫、妹妹、母親輪班看管我,每天都把我關在病室裏不讓接觸任何人。一天,單位派紀檢書記陳金和黨組支部書記孫穎去見我,他們說你要法輪功還是要黨籍和工作,我當場寫了退黨申請書。其實孫穎在九九年七月之前每當中午休息時都和我一起看法輪功的書籍,她是知道法輪功好的,就在這種高壓下她也參與迫害逼迫我放棄修煉,後來我知道她得了喉癌時打電話告訴她記著「法輪大法好」就會絕處逢生,但是最終遭受中共毒害的她還是留下兩個未成家的孩子離開人世。

當時精神病院的主治醫生張學民、科主任薛鳳啟、護士長李淑清,未經任何檢查就把我定為「抑鬱性精神病」,逼迫讓我吃氯丙嗪弗呱丁醇,若我不吃藥,我的親生母親就打我,我煉功也被打,母親和妹妹始終不離身看著我,還找到我的同學和好友來勸我放棄修煉,她們輪班每天幾個人圍著我,輪番的用電視的謊言一遍遍逼我放棄信仰。

真正精神病人吃的兩片藥,給我服下後見我沒有反應,就加大藥量給我吃四片、六片直至到八片。丈夫心疼我,有一天,沒人在的時候他偷偷的從褲兜裏摸出兩片藥對我說:「這是我藏起來的,我說給你吃過了。」

母親看我在服用八片藥還清醒的向人講法輪功被迫害的真相時,在中共高壓恐懼的驅使下,母親變的毫無人性,她竟然送禮給大夫,要求給我打那種專門針對重病症高劑量的點滴。我拒絕她的無理要求,她對我說:「不打就把你綁在床上。」沒辦法我只好違心的讓親生母親看著滴滴藥水注入我的體內,注射藥物後,我口乾舌燥、舌頭不聽使喚,腿站不穩,心情煩躁,難受的兩腿不由自主的亂蹬不停,渾身癱軟無力。一個月的時間,身體上的痛苦,精神上的凌辱使我痛不欲生。

三月十三日走出了精神病院的大門後我仍然沒有自由,單位領導讓家人繼續看著,不讓我回自己的家,母親特意倒出一個屋子讓丈夫白天黑夜看著我,她還每天端水拿藥,逼我吃。小的時候,媽媽也總是為我端水送藥,那時媽媽會對我開玩笑的說一句:「我養了個廢物,啥時能好呢?」今天我的身體無病一身輕了,該是媽媽高興的事了。然而經歷了歷次中共運動的母親,受到了怎樣的毒害,為了保全自己的女兒做出如此令人心痛的選擇呢?事後母親曾愧疚地對我說:「當時想的是,讓醫院給你留下病例,說你有精神病以後好不被迫害啊。」多麼扭曲的想法!這種傷害對於我的母親和親人來說是多麼的殘忍,何種方式才能彌補他們的傷痛?

自幼作為長女的我,獲得了父母額外的疼愛,弟、妹的尊重。在無端的迫害下,我的親人在共產黨暴力的淫威下被謊言矇騙,人性扭曲,採用「送我進精神病院」這樣的辦法「保護」我,我曾經非常不理解,也很怨恨他們,很長一段時間我都不願去見他們,甚至母親碰我一下我都直咬牙。事後想,難道我永遠這樣恨下去,我這樣又和他們有甚麼不同,都是被邪黨迫害的,我不是按照「真、善、忍」修煉的人嗎?那時我的慈悲心油然而出。因為我喜愛攝影,於是在二零零五年十月一日的假期我主動和家人提出給他們照相,當我想這麼做的時候,全家七台車三十七口人出去玩。那天媽媽坐在我身邊,撫摸我的手,看到她對我的心疼和家人為了讓我高興努力做的樣子,我知道我又獲得了幸福,這種幸福來源一個修煉人以博大的胸懷包容一切後無私的境界。我把大法的「護身符」給了他們,多年沒見的親人抱住我,為我的遭遇痛哭,妹妹的婆婆告訴我:「你們都是好人,你們沒有錯。」大法化解了我心中的怨恨,我真正的從對方的處境設想予以體諒,心中那股澎湃洶湧的怨恨也在一點點的輕淡消失。

合法上訪 被開除公職

二零零零年六月的端午節前,單位才叫我上班,李永剛副主任對我說:「你的工作能力是沒說的,但是你修煉法輪功不行。」我被無正當理由地降職分配到下屬工程質量監督站工作。上了五、六天班後,吳慶智副主任把我叫到建設局,讓我在所謂的「包保責任書」上簽字,不許煉法輪功。我告訴他:「做不到。」他說:「那你要不簽,就不能上班。」我說:「我修煉有啥不好的?單位各科室的窗戶都是雇人擦,我們辦公室的玻璃,都是我擦;涉及到錢財的事不貪不腐,我不佔一分。你們領導都知道,都放心,要都是這樣的職工,都修煉法輪大法,都做好人不好嗎?」

之後,單位逼迫我的丈夫不准上班每天都在家看著我,弟弟來到我家把大法書撕成碎片,父母表示要搬行李住在我家。為的是不許我外出,不許我看書。二零零零年六月中旬,我尋機第三次進京上訪,被綁架到前門派出所,單位派的人和丈夫把我從北京接回當地。

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日佳木斯建設局以佳建‘2000’81號文件將我開除公職。理由竟然是因我兩次上北京為法輪功申冤!

當年我憑著自己的業務水平走進政府的工作大樓,丈夫一直引以為榮,經常對我說:「你的人品好、聰明,咱們廠子裏的這些年輕人誰都不如你。」親戚也都誇獎我:「你錯不了,這孩子好啊。」可是由於我按照真、善、忍標準做更好的人,為法輪大法說句公道真話而被開除公職,親戚、朋友、同事都為我鳴不平,丈夫更是看透了說:「共產黨完了。」


吳旭姝1999年的工作證。(明慧網)


吳旭姝曾獲得諸多榮譽。(明慧網)

無辜通緝 屢遭綁架

迫害還在繼續升級,大法蒙冤、師父被人誣陷,法輪功學員被酷刑折磨、關進牢房,這個政策肯定是錯了。我覺得我還是得去反映真實情況,二零零零年十月二日,我第四次前往北京上訪。

當時的天安門廣場氣氛陰森恐怖,大客車排得密密麻麻,警車隨處可見,全副武裝的士兵、警察、便衣、保安,排著隊在廣場上來回跑。來北京上訪的法輪功學員也隨處可見,會意的一笑,大法弟子間的默契讓我們即使互不相識,也互相信任。大家決定等人稍微多一點同時上訪,當時很多法輪功學員都住到了北京郊區,於是我也在北京郊區住了下來,當地派出所挨戶盤查,每天都有法輪功學員被劫持。十月十九日,我們在住處被當地派出所劫持,關在當地派出所的一個有鐵柵欄的房間裏,晚上很冷,警察特意把窗戶的一塊玻璃撤掉而讓冷風往裏吹,值班的警察穿著棉大衣,我們坐在鐵籠子裏冰涼的水泥地上,吹了一夜的冷風。我們四個人中有一個十三歲的孩子,他的媽媽已經先被綁架了,我把他抱在懷裏取暖。我們背著師父的《登泰山》「攀上高階千尺路 盤回立陡難起步 回首如看修正法 停於半天難得度 恒心舉足萬斤腿 忍苦精進去執著 大法弟子千百萬 功成圓滿在高處」,互相鼓勵度過寒冷的夜晚。

十月二十二日,佳木斯長安派出所的片警闞立新把我們從北京帶回當地,欺騙我們說送我們回家。向我索要了八百元錢說是車費,回到當地把我們交到原永紅公安分局,由郭維山直接把我送進了看守所。

看守所陰森森的大鐵門在我身後「銧當」一聲門關上後,我就進入了人間地獄。打開監室的鐵門:一鋪大炕是木板釘成的,地下距離炕邊只有不足一米寬的地面,有接水的水管,洗澡用涼水直接澆;有便池;僅存的一點地方堆著雜物,鋪上垛著被褥,地鋪下面有時老鼠跑來跑去,吃、住、拉都在這裏,室內潮濕灰暗。獄警從監控裏監視著每個人的活動,一天裏絕大多數時間人挨人排坐著,不能隨便活動。晚上犯人趴在牆角透過暖氣管道的縫隙,對著隔牆男號的犯人說著污穢的、不堪入耳的髒話,我做夢都沒想到我能進到這樣的地方。

我根本就不是犯人,被關進這裏是對好人的侮辱,沒有說話的地方,絕食成為我尋求說話的方式,但是我沒有想到在利益的驅使下,本來是保護公民生命的警察視生命如草芥。我絕食的第五天後,開始對我進行強制灌食,剛剛從其他法輪功學員口中抽出的管子直接插到我的嘴裏,一陣陣噁心,想吐又沒有吐的東西,灌的是加了鹽的玉米麵稀湯,連續灌了三天,灌完後,兩人一副四十斤的腳鐐子銬在腳上,腳鐐子都生著鏽,逼我們圍成一圈兒坐在地鋪上。只有最邪惡的政權才會讓人幹這麼喪盡天良的事!

絕食的第九天我的生命出現了危險,犯人把我背出後交給我的丈夫,家人直接把我送到醫院搶救。幾天後,我找到長安派出所警察闞立新,我問他:「你不是說送我們回家嗎?你為甚麼騙人?還有你們所長史雙飛從我丈夫那裏還勒索去了三千元人民幣說是路費?」我幾次要求他們返回,他們才勉強退給我丈夫一千五百元人民幣,我丈夫害怕他們繼續幹壞事,又送給所長史雙飛個人五百元。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七日早上,我去同修張淑芬家串門,一會聽見急促的敲門聲,見不給開門,向陽分局的國保大隊隊長崔榮利(確定已遭報死亡)帶七、八個人砸碎窗戶玻璃,闖了進來,像一群強盜,滿屋亂翻,把一些法輪功真相資料和兩本大法書還有一鑲有師父法像的鏡框都搶走了,將靠在窗台站著的我拽住掄倒在屋地中央,我說:「我們在自己家又沒幹違法的事,我不走。」他們就罵人,見我不跟他們去,就換來一個司機偽善的對我說:「就到分局核實點事,核實完了就讓你回家。」我說:「那我也不去。」我們八名法輪功學員被他們連扯帶拽的弄車裏拉到向陽分局。崔榮利非法審問我,還強迫我們照像、摁手印。我知道我配合他們就是讓他們進一步犯罪,我不配合他們。他們見我啥也不配合就說:「不按就不按,不照就不照吧。」事後其中六個法輪功學員被送看守所,有的被勞教好幾年。當晚我丈夫被迫簽字保證我不再出去,才將我放回。後來得知參與綁架的有向陽公安分局的秦中玉、崔榮利、於進軍、市公安局的陳萬友。

二零零一年新年之前,市建設局局長孫東黎派辦公室副主任史之章到我家問我:「上不上北京上訪啊?」到了三月份,孫東黎又派了幾個和我關係密切的女同事,以玩麻將的名義天天到我家,其實就是變相來看著我,她們平時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就向她們講法輪功的真相。幾天後,有幾個人聽明白就不來了。

二零零一年三月八日,孫東黎又派兩個人來我家。有當時任支部書記的孫穎,那天她剛一出單位的門就把胳膊摔骨折了,這樣,就剩一個人了,這人只好帶了一個外人來到我家,她倆進屋不久,永紅公安分局的人就來敲門,邊敲邊喊讓我開門,我對局長孫東黎派來里應外合的同事說:「你不能開,你知道他們是在犯罪,你要開了後果是甚麼樣? 」他們見到來我家的這個同事遲遲不給公安分局的人開門,就打電話過來,聽同事回答他說:「我找誰?人家都不來了,我只騙來一個人,還是我的鄰居。你們來人吧,我沒辦法。」 那頭著急就要綁架我,孫東黎又派來單位當時的紀檢組書記陳金和警察在門外一起砸門。家人知道後,找他們據理力爭,下午四點多鐘警察才走。害怕我再遭受迫害,丈夫勸我離開了家,從此我過上了流離失所的日子。

身處魔難中的我,深知這場迫害真正毒害的是不了解事實真相的民眾,為了讓世人不被謊言矇蔽。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二日早,我在往牆上寫「法輪大法好」時,被原永紅公安分局蹲坑的政保大隊大隊長石秀文和教導員郭維山發現,他們糾集長安派出所所長史雙飛和包片民警闞立新及不認識的幾個警察綁架我。郭維山扯住我的頭髮拽著往地上砸,頭上當即撞出幾個大包,身上沾滿灰土。我掙扎著站起來,郭維山又一陣拳打腳踢,多少天後我喘氣肋骨都疼,身上多處青紫。他們把我劫持到永紅公安分局後,市委書記趙慶有、市公安局局長李運陽、國保支隊大隊長陳永德還有扛錄像機的警察已經等在那裏,我不配合他們要求,他們把我掄起來摔倒在地,我的頭被撞在桌子角上昏倒在地,他們還謊稱說我裝的,欺騙家人說我在睡覺。他們強行把我按進鐵椅子裏面,再把椅子用繩子繫上。市公安局一個姓黃的二十九歲年輕警察,把我做的椅子轉向面朝牆,他用腳猛跺我的腳,拽著我的頭髮往牆上撞頭,撞了三個多小時。黃姓警察折磨我時身邊三個值班警察看笑話。當我質問市公安局局長李運陽:「你的部下為甚麼打人?」李運陽無賴的說:「誰打你了?」 之後再次把我送進了佳木斯看守所非法關押。事後我回來時,一個親屬告訴我,我們在《三江日報》上看到你的消息了,這我才知道他們不僅非法勞教我,還利用媒體造謠誹謗我。

進到看守所,我開始絕食,警察們把我的雙腳套進兩頭各一個鐵環的木板上,再把我和木板固定在一起釘在地鋪上,就這樣我24小時不能活動。第三天的時候,因我不穿囚衣,就又把我雙手用手銬銬住,也釘在地鋪上,人呈「大」字固定住。當時我渾身傷痛,呼吸困難,一動不能動的躺一宿。在看守所的第四天,突然警察過來喊讓我們穿衣服走,用車把我們拉到了佳木斯勞教所。

在佳木斯勞教所辦公室,一個警察對我說:「這是你的判決書,判你三年勞教,你簽個字。」我說:「這是非法的,我不會簽字的!」他說:「不簽也照樣勞教。」

剛到勞教所,一個體重二百多斤、身高一米六八、眼神邪惡的讓人感到窒息女警宮春波,她是中隊長,她把我的衣服扒到剩短褲、背心,進行搜身。然後把我關進「轉化隊」,每天不准出屋,上廁所要限時,還得敲門請示值班警察後再由犯人跟著,上廁所是有次數限制的。每個不「轉化」的法輪功單獨隔離,不能出監舍的房門,不能和其他法輪功學員碰面,不能盤腿坐在硬板床上。

警察劉亞東強迫我到管理科照相,我堅決不配合,她和另一個警察把渾身傷痛、行走困難的我直接拖到一樓。管理科一個姓林的男警逼我坐好,我說我不是犯人不照!他連續踹我的腳,又來推我。劉亞東聲嘶力竭的罵大法創始人,他們把我按住硬是照了一張不配合的照片了事。

我不順從他們寫所謂放棄信仰的「三書」,劉亞東讓那些被逼迫放棄修煉的人一天天圍著我,少則五、六個,多則一屋子人;來了一夥又換一夥。劉亞東見我不聽她們的,就大喊大叫著搜走我用的筆和紙。不讓我煉功,不讓我閉眼睛,只能坐在硬板床上,最後屁股都坐出繭子,以此消減我的意志。

有時把我們不放棄信仰的法輪功學員趕到走廊,坐在小凳子上看造假的光碟、錄像帶。還有一次,讓我們去大俱樂部開會,聽轉化人的報告,周圍的牆上掛圖都是造假污衊法輪功的,他們怕我們撕去掛圖,周圍都是獄警,幾步一個,戒備森嚴讓人毛骨悚然。我們的心難受極了,如稍有一點舉動就會被帶到那個恐怖的舊樓裏受刑!平時當我的同修們被灌食的時候,獄警們就會把廣播、錄音機的音量放大到能掩蓋住她們施暴的聲音,掩蓋他們的罪行。

不放棄信仰就不讓家人會見,家人只好托關係花錢找人,見到家人後,讓家人說大法不好,否則就不讓再見。一次,妹妹捎給我一條過百元的皮帶,穆姓警察借由說裏面不能用腰帶把腰帶佔為己有。信件都要先拆開,看看有沒有法輪功的內容,有你永遠也接不到家書。也不許往家裏寫信,托人、有關係的可以寫,但是一定是說在勞教所裏好才行。

只要不放棄信仰,就單獨關在幾平米的陰暗屋子裏,被小偷、詐騙、賣淫、吸毒的犯人看管。夏天屋裏三十多度的高溫悶熱不開門,勞教所是長明燈,晚上蚊子和小咬到處都是。冬天室內溫度低的獄警都穿著棉大衣,我們的被子是透亮的,夜裏經常凍醒,褥子薄的硌骨頭,賣給法輪功學員的多是走的人扔下的舊被子,還要交一百五十元錢。由於終日不見陽光,有的法輪功學員被折磨的臉都是青的。監舍裏甚麼東西都不能存留,哪怕是一支筆和一張紙。

勞教所的經費是按人頭撥款下來的,剋扣到餓不死我們就行,給我們吃的是一碗水加幾個菜葉的白水湯,主食粘牙的黑饅頭,米袋子上邊印有雞飼料的字樣,後來這件事情在海外媒體曝光後才得以改善。有一個大窟窿的破塑料盆在地上拖著饅頭送到每個監室,有時饅頭是九成熟的,很粘,還有的帶著在盆的破處與地面摩擦的痕跡。一次,中午打飯,打飯人用水瓢在菜桶裏一攪和,然後端起瓢倒向碗裏是一碗清水,連一個菜葉也沒有,當時我讓犯人找到女獄警於文斌,她自知理虧,一聲不吱,讓送飯的又給打一次菜湯。夏天有幾次被獄警帶到院子的空地採野菜,不是獄警出於良心發現,而是為了藉此理由可以高價出賣給我們她的大醬從中牟利。不放棄信仰的法輪功學員衣服也得在監舍裏洗,晾衣服都是值班的犯人,一般衣服丟了都找不回來的。警察懷疑誰幫了法輪功,就把誰弄到辦公室或庫房體罰、電擊,還不許聲張。他們還利用、逼迫那些犯人迫害修煉法輪功學員,叫這些刑事犯打、罵、侮辱法輪功學員,誰越狠越壞,她們越獎勵誰。

因為我不放棄信仰被隔離非法關押,終日見不到陽光,若不是心裏裝著宇宙大法,真會精神崩潰。一次,我打坐煉功,於文斌闖進屋裏往下搬我的腿,我告訴她我沒犯罪,在哪都應該煉功。

由於長期的非法關押,我的身體狀態越來越不好,我打電話告訴家人:「如果我的生命出現危險時,可千萬不要聽信他們的謊言說我自殺,是他們害死的。」家人到勞教所要求給我檢查身體,醫院檢查結果是我隨時會出現生命危險,家人要求治療和放人,警察還是把我送回勞教所。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我四肢冰涼,身體不能自理,二十四小時需要別人照顧。一天,獄醫來給我測血壓,低壓降到五十,他像沒有事一樣走了,沒人管我的死活。我像一具殭屍一樣躺在那裏,渾身沒有一絲熱呼氣,整宿不能入睡。十日家人來到勞教所,正告他們:「這個人死了你們負責!我們不要了!」他們害怕我死在裏面擔責任,祝鐵紅才簽字同意送我去醫院。當晚警察李秀錦坐車押著我到的醫院,她在搶救室一直看守到天亮。當時三個醫生為我量血壓都為「0」,檢查結果:心衰、腎衰、休克,心血管供血不足。她向勞教所的政委一遍遍彙報,「沒有血壓……」這才於十一日把我交給我的家人,還讓我的弟弟簽上字,生命出現危險與她們無關。我在勞教所整整被非法關押二百天,真是在人間的地獄走了一回。警察宮春波拒絕我帶走那裏所有的衣物及用品,她把物品全部佔為己有。

即使身處如此惡劣環境,我記著師父的話,把接觸的每個人都當成與自己有緣的人,無論是警察還是犯人,我把修大法後的神奇經歷講給他們,告訴他們「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明白了真相的人善待並默默的幫助法輪功學員,暴力永遠改變不了人心,法輪功學員在自身遭受迫害的情況下,始終秉承「真善忍」原則,大善大忍的胸懷,像清晨的一縷縷陽光,慢慢浸入人們的心田,讓世人看到了生命的美好和希望。後來一個曾經參與迫害得法的勞教所警察崔會芳寫下這樣的話:「我都把他們‘收拾’成這樣了,她們怎麼沒有怨恨?」 她開始思考並走入到大法修煉中來。

二零零二年一月八日,從勞教所回來還不到一個月,我去看望法輪功學員董林桂,剛進屋沒多久兩個警察就闖了進來,一個打電話糾集警力,一個在屋裏看著我們。不一會來了大約有十五、六個警察,到處亂翻,錄像。一個高個警察把我從床上拽下來撂倒在地,穿著皮鞋的大腳猛踹我胸部,幾腳下來我氣兒都緩不過來了。警察把我們拽上警車。拉到原永紅公安分局後,永紅分局政保大隊教導員郭維山一把抓住我的頭髮連踹再往地上砸,拽下一大綹頭髮,旁邊圍著一群警察,其中一個警察看著打我的郭維山說:「打人家幹啥。」警察扛著錄像機又要照像,又要攝像,我閉著眼睛抬著頭一律不配合,他們無法照才作罷。

郭維山就把我們送到看守所,我再次絕食抗議,一個女警察找來了兩個男警把我和董林桂四肢成「大」字形被釘在地鋪一宿。我被踹的胸還在痛,一動不能動,還在來例假。我對值班女警察說:「我正在來例假。」她毫無人性說了一句:「哪個女人不來例假?」生命再一次垂危後,他們才層層請示在一月十六日放了我,董林桂被誣判十二年冤獄。幾天後我看電視時佳木斯新聞播報了我被綁架的過程,那天的場景,不過地點、時間和室內放的東西全都與事實不符,他們為栽贓陷害法輪功學員做了精心的造假準備,矇蔽並毒害了世人。

二零零二年四月,我到妹妹家,她一看是我,急速從冰箱裏拿出一團凍酸菜塞到我的手裏說:「快走吧!他們到我家來找過你。」於是我又開始了流離失所的生活。

二零零二年五月一日長安派出所所長史雙飛、警察王全,市公安局的陳萬友,向丈夫要去我的照片,在網上全國「通緝」我,至今仍未解除。丈夫受不了長期、無休止的騷擾,離開了單位,失去了工作。

我的親人因為擔憂我的安危,每天提心吊膽、戰戰兢兢的生活。十九歲的女兒一人晚上在家睡覺,半夜的時候突然燈光照醒了她,女兒看見一群陌生男人站在她床前,嚇的不知所措的問他們是誰?他們說:「看到你家門開著就進來看看。」女兒說:「不可能,我爸從來都是反鎖門的!」身著便衣的警察們用鑰匙打開了門,公然私闖民宅。

二零零二年七月,女兒考大學那天,我流落在他鄉,坐在路邊的馬路牙子上,看著一群群的家長在學校門前等待出考場的孩子,我的心一陣陣絞痛,我的孩子也一定期盼著她的媽媽能在這裏等著她,然而她的媽媽只因為堅持信仰說句真話不能在她的身邊。十幾年後女兒有了自己的家,對我說:「媽媽,我們在一起生活吧,這些年和你們在一起的日子太少了。」

二零零四年三月,一直在外面流離失所的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中,警察知道消息後就到我家附近的超市蹲坑。二十一日早上八點多鐘,我丈夫接到向陽公安分局的電話,說要來綁架我,我丈夫馬上走出房門(二樓),警察已經到了一樓,丈夫不配合,他們就想綁架我丈夫,他跑上了一輛出租車走脫才算了事。幾十名警察,六、七輛警車包圍了我家的住宅樓。警察拿萬能鑰匙開門,由於屋內反鎖,打不開,他們就在門口輪流值班,樓前、樓後警車裏也有人守著。一個警察試圖砸碎窗玻璃進屋,婆婆嚴厲制止他。他們還向行人撒謊說這家門開不開了。一直到天黑還圍著,路旁聚滿了看熱鬧的人,最後他們把那段路戒嚴了,晚上八點多鐘他們調來了四輛消防車,從窗戶砸碎玻璃鑽進屋裏,九十八平米的屋子裏二十多人亂翻,參與的有:向陽志興社區委員會主任張淑芹、永紅公安分局和所在地派出所的警察、市公安分局的警察、消防支隊的警員,據說這次行動是省公安廳直接指揮幹的,市公安局陳友德和陳萬友直接參與指揮。他們在室內從南陽台到北陽台,從方廳到廁所,從櫃上到床底下,從鍋裏到桶底沒有翻不到的地方,抬走了師父的法像,偷走了我丈夫價值上萬元的手錶和現金,還有我娘家全家歷年家庭活動的錄像帶等,搶走的東西是排著隊抬走的。八十多歲的婆婆坐在沙發上發抖……。警察還不放過,逼問她:「人到底在哪?」她憤怒的說:「不知道!」他們扛著錄像機邊翻還邊說:「這一天樓前樓後沒離人,飛也飛不出去呀。」最後撤走時為了掩蓋他們的犯罪行為,社區的主任張淑芹說:「來,咱們給收拾收拾。」他們沒有達到目的,繼續在我家蹲坑。

當天半夜我離開家以後,不斷更換住處。三月二十九日那天,我剛把房門裂個縫,就見一個賊頭賊腦的人正往我這裏看,極度的恐懼頓時嚇的我不知所措,只想快點離開住處,從窗往外看樓與地面並不高,我就跳了下來,結果受了傷,過路人把我抬到一輛出租車上,當司機知道我的遭遇時他甚麼都沒說,把我送到了一個法輪功學員家。歷經一個多月艱難的日子我終於能行走了,那段日子沒有醫療(不敢住院怕被綁架),沒有家人,只有痛苦和恐懼,若不是有大法的法理、同修的照顧真的很難走過來。後來到醫院確診我的右胳膊肘到手的那段骨頭從胳膊肘裏撞出來了,胸椎十二節和腰椎一節壓縮性骨折,後來成為兩椎體融合成一個椎體,當醫生看到X光片子驚訝的說:「這是要癱瘓的!」當時腰椎骨折手術得十萬餘元,我被單位開除,沒有生活來源,沒錢醫治。也只能在弟、妹的援助下做了胳膊的手術,術後胳膊再也不能直伸了,腰部連洗衣服都疼,更不能幹重活,終生殘疾。


吳旭姝的胳膊X光片。(明慧網)


吳旭姝的腰椎X光片。(明慧網)

我因為堅持修煉被開除了公職,失去了經濟來源,多年來我一次次去單位要求恢復我的工作和補發我應得的工資,歷經三任局長,至今都不能得以解決。為了維持生計,我只好外出打工,需要身份證件,我每次去了市政大廳辦理身份證,窗口都不給辦理,都說把公安局對我的非法通緝撤掉才行。

十幾年來,我六次被綁架迫害,四次綁架未果,二次被迫流離失所、六次被迫害住進醫院,所花的醫療費記不清有多少,被迫害時家人為了能夠見到活人被迫托關係不知花了多少錢。

為您而來 請選擇光明

十六年的時光,我的家人從被暴力恐嚇不敢抗爭,到現今百餘人退出中共邪黨,父母八十多歲的高齡,身體硬朗,精神很好。我依然是他們的眼中驕傲的女兒,十六年前他們以我是個好女兒,有個好工作、幸福的家庭為榮;十六年後的他們同樣因我驕傲,因為他們看到了在我身上展現出的一名大法弟子無怨無恨的心態和時時處處為他人著想的善良品質……。

在十六年的風雨歲月中,我知道我的堅守,能夠喚醒更多人的善念和良知,我堅信我為你而來,為了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能了解真相而來,請所有同情我們、支持法輪功的人站到我們的身邊,和我們一起呼喚:停止迫害。能夠守住良知的人們必將得到神的庇佑和賜予的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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