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06月01日訊】中共元老之一的陳毅之子陳小魯曾進入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工作，深入參與了上世紀80年代後期中共搞的所謂「政改」，也親身經歷了「六四事件」及之後整改研究室的整肅。當歷史翻過這一頁之後，陳小魯在回顧這段歷史時曾感慨萬分，稱有了這段經歷，就知道了中共所謂的「中央決策」是怎麼回事兒，「心灰意懶了，沒法奉陪了」。為了不再說違心的話，他下了個決心從此不在中共的體制裡幹了。
據《陳小魯：陳毅之子痛說革命家史》中陳小魯的回憶，1986年9月在鄧小平的建議下，當局成立了政改研討小組。這個臨時機構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領導。政改研討小組下設辦公室和七個專題組，抽調了一些理論工作者和相關機構的實際工作者共同研討。
1986年10月陳小魯從解放軍總參二部以副師職軍官身份被借調到了政改研討小組辦公室的（簡稱「政改辦」）。當時耀邦還在台上。但在這個政改辦牽頭的卻是趙紫陽。時任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原本是主管經濟的，卻由他出面來牽頭搞政治改革，大家馬上就意識到此事背後另有蹊蹺。1986年學潮是12月份才發生的，也就是說學潮之前已經內定耀邦下了，由趙紫陽接總書記，所以「政治體制改革」這個事由趙紫陽牽頭。
文章稱，其實趙紫陽開始並不願意干總書記，最後是老鄧把他「硬推上去了」。
據稱，政改研究室成立後主要就是搞一些調研。當時陳小魯參加過工會改革的研究，討論怎樣讓工會正常發揮作用，要能替工人講話。不能老是「御用工會」，不能只收點會費看看電影就完了。但當時又怕出現波蘭「團結工會」的問題。
「實際上如我們看到的，而且到現在越來越明顯，就是很多地方的黨委和資本聯系在一起了，他是為資本家而不為勞動者講話。誰為勞動者講話？沒人為勞動者講話，所以會有『黑工事件』、『黑窯事件』」陳小魯說，「很明顯，這么多年，那麼多警察、官員或者是裝作不知道，就是一種默契吧，最後發了財大家分。」
陳小魯認為，1949年以來的中國政治狀態，其實也不是由一個「黨」來領導的，而是「寡頭政治」，就是毛主席、劉少奇、周恩來那麽幾個人，作為一個普通黨員實際上沒有什麼權利，甚至連建議權都很少，只有執行的權利。後來，權力日益集中，到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已蛻變為「獨裁」，「就是老毛一個人說了算」。等老毛一去世，老鄧搞的改革開放讓中國又變成集團、寡頭政治了。
文章中寫道，胡耀邦去世的時候，很多學生開始上街遊行、絕食。當時他們這些搞「政改」的人很憂慮，這么一鬧起來「左派」勢力就會乘機起來，而這個矛盾是「不可化解」的，一旦社會動蕩，改革就會受挫，趙紫陽的地位就危險。後來果然矛盾激化的結果，就是發生了「六四事件」。「六四」發生後，紫陽被罷官、軟禁。然後中共當局招開十三屆四中全會，來解決趙紫陽的問題。
據回憶，當時中共中央下發了一個19號文件講動亂的事情，但「其中一半兒是不公正的，一半兒是假的」。其中多處提到政改研究室的事，都是捕風捉影、道聽途說來的東西，事實根本不是那麼回事兒。
據回憶，中共當局派了工作組進政改研究室調查。鮑彤和高山都被抓起來。上面認為這個政改研究室是真正的「小艦隊」，而且「黑」得不得了，「深」得不得了，「壞」得不得了。但是調查完以後，工作組最終的結論是：政改研究室「基本上堅持了四項基本原則」。但這個報告送上去以後，上面就翻臉了：怎麼會是這樣一個結論？！政改研究室這樣一個機構，跟趙紫陽那麼密切，老鮑直接抓的機構會沒事？那「六四」從何而來啊？然後上面就二次改派中直機關黨委的副書記親自來調查，同時還調查前任工作組。
陳小魯回憶說，他當時面對中直機關黨委調查組時曾說了三條：第一，趙紫陽不支持動亂，他是反對動亂的。他只是想用和平的方法，去平息、化解。第二，趙紫陽沒有反老鄧。第三，背後的事情我不知道，因為整個運動當中，我沒有見過趙紫陽。
1989年5月8號，陳小魯在中南海里遇到一個朋友。那時學生已開始絕食，矛盾趨於激化。於是這個朋友就問他，「紫陽倒不了吧？」陳小魯就隨口分析說，現在通貨膨脹這么厲害，紫陽中央財經小組組長這張牌就沒用了；27萬學生大遊行，他的「政治穩定」這張「牌」也就沒了；在用人上，趙紫陽又沒有自己的人，所以，他必須現在就和平地平息這個事，否則就要動武平息了，他也會被人當作替罪羊踢出去的。所以這時候呢，他在策略上，可能需要在一些地方和老鄧保持點距離。
沒想到這些話就被這個朋友給上面報告了，成為趙紫陽的罪狀，寫入了19號文件，指「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高參」給趙紫陽出主意，要反對鄧小平。
「六四」清查和整黨結束以後，政改研究室被撤銷。陳小魯當時就找二部副部長姬勝德，提出想轉業。
文章表示，陳小魯想轉業的原因主要是對「六四」的情況很不滿意。一個是拿槍去打人，另一個是黨內斗爭比較激烈。而那份19號文件的內容又一半是假的，一半是擴大的，尤其政改研究室這一塊「基本上沒有真的」。
文章寫道：「所以我覺得，共產黨經過文化大革命，真的沒有接受教訓。到了現在，還是搞這種手段。趙紫陽下台，不是很容易嗎？老鄧一句話就行了。你何必非要把一些不是他的事情，不是他的問題，栽到他頭上？還搞『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政改研究室這段經歷，就是知道了中央決策是怎麼回事兒。後來我有點心灰意懶了，沒法奉陪了。我下了個決心，就是從此不在體制里幹了。換句話說就是，我不能再說違心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