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跡象表明，習近平反腐「打虎」似乎開始嘗試走民眾路線。近日中國大陸法院開始全面實行的「立案登記制」，推行「有訴必應」的措施，或許可以證明，習近平的倒江行動漸漸把眼光投向了黨外這個更大的戰場。這一措施，將會使許多曾經遭受嚴重酷刑迫害的中國法輪功學員，可以更有效地起訴江澤民的反人類罪行。事實上，已經有受酷刑迫害的法輪功學員開始向法院起訴，相關報導見諸境外各網路媒體。

習近平反腐「打虎」把眼光投向黨外的第二個跡象，是日前習近平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統戰會議。會議上，習近平發表了講話，稱針對黨外知識份子要「改進工作方法」，同時還要學會同黨外知識份子「打交道」的本領。並稱要將「三類人」作為重點「團結對象」。第一類人是海外留學人員；第二類人是「新媒體中的代表性人士」；第三類人則是「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特別是年輕一代」，在大陸民間，這類人普遍被稱為「富二代」。據報導，其中，第二類人「新媒體中的代表性人士」這個提法，據稱系習近平首次提到，而輿論普遍認為這部分人士將包括各類網路大V、意見領袖、公知以及維權律師等。習近平將這些人視為「團結對象」，自然成為外界關注的焦點。

與習近平的提法相反，來自中共體制內部的另一派勢力則稱將要對「右派」分子進行更嚴厲的打擊。近日，據海外中文媒體刊發報導稱，從中共體制內部獲悉，高層有人通過內部電話傳達了對中國大陸異議人士和公共知識份子進行打壓的五條措施。該傳達中重新啟用文革詞彙，將自由派知識份子稱為「右派」，並聲稱要對之進行打擊。

從「五條措施」中得知，他們對全國的「右派」要統一擬定名單，稱「將全國主要的‘右派’名單統一研究、處置，不許地方擅自自行彈性處理。」「對名單上的‘右派’代表人物，尋找各種可能的司法突破口，予以控制，然後進行刑事判決。」第四條稱，「要向全國司法界內部說明，打擊‘右派’‘敵對勢力’的重點案件的政治意圖，體現中共對司法的‘絕對領導’。例如辦許志永案是為了不讓民眾‘鬧事’；辦高瑜案是為了使北京那些‘民主老人’失去對國際發聲的管道；辦郭玉閃案是為了打擊國際非政府組織；辦浦志強案是為了遏制律師；辦郭飛雄案是為了防止‘顛覆’從南方開始等等。」

一方面，習近平在中共統戰會議上提出，要對海外留學人員、「新媒體中的代表性人士」、「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特別是年輕一代」等三類人視為團結物件；而另一方面，來自中共體制內部的另一派勢力，則將習所稱「三類人」中的一部分人視為「右派」、「敵對勢力」，並要在全國範圍內統一擬定名單，然後將他們「刑事判決」。「五措施」向「三類人」開火的事件說明，中共內部的鬥爭越來越尖銳化、公開化、擴大化，呈現出了新的發展趨勢。

其一，從跟習近平角力、搏弈、對抗的物件來看，江澤民和曾慶紅退居幕後，而代表江派勢力、手握中共大權的現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張德江、劉雲山、張高麗走到台前。外界不曾忘記，2014年，不論是昆明火車站血案、廣州火車站血案、烏魯木齊槍殺案，還是香港白皮書事件、占中事件，以及其他一些政變和暗殺事件等等，都是在江澤民、曾慶紅的暗自運作下實施的。然而，經過習王二年多的反腐「打虎」，尤其自進入2015年以來，在百名省部級、副國級、國級「大老虎」紛紛落馬之後，「打虎」的矛頭已愈來愈逼近了江澤民、曾慶紅，等待他們的只能是清算、審判。現在與習近平權力中心角力、搏弈和對抗的，是張德江、劉雲山、張高麗，因為他們還掌握著中共中央一部分大權。在江澤民大本營即將被攻陷的情況下，二張一劉成為了江派最後的堡壘。現在，最後的堡壘開火了，目標不只是習近平所稱的「三類人」，還包括習近平的新統戰政策及整個習近平陣營。

其二，從江派常委與習近平陣營交火的方式看，已不再是過去的攪局、掣肘或暗戰，而是明火執仗，公開交火。如同「五措施」向「三類人」開火事件一樣，習近平「團結三類人」剛一出臺，江派常委就以「五條措施」針鋒相對。從江派常委與習陣營交火的激烈程度看，也不再是過去的分歧或分裂，由於矛盾的不可調和性，已發展成為公開撕裂，以至窮凶極惡，瘋狂至極。

其三，從江派常委與習近平陣營鬥爭的發展趨勢看，雙方的鬥爭已不再局限於中共內部，而是向黨外的社會精英階層蔓延，並最後不可避免地擴展至社會民間。從中國大陸法院開始全面實行的「立案登記制」、推行「有訴必應」的措施，到習近平在中共統戰會議中提出要「團結三類人」，以及江派常委推出打擊「右派」「敵對勢力」的「五條措施」，可以看出，雙方的鬥爭已成「文革」式的分裂方式開始向黨外擴展。

借助社會精英和民眾的力量反腐「打虎」，固然值得稱道；但如果習陣營不掌握主動和先機，其發展趨勢必然會陷入亂戰局面。如何陷江派常委於被動挨打的局面，還有比果斷出擊、公開江派血債幫迫害法輪功罪惡真相更好的辦法嗎？

文章來源：大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