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去一趟長春，因為長春藏著一個我不太明白的秘密。

最晚的班機，到達長春已是五月十三日凌晨一時。即使是深夜，即使昏暗的街燈照在空曠無人的廣場上，看起來有點遼闊、冷落，你還是看得出長春與眾不同。寬闊的大道從市中心四面八方輻射出去，廣場特別多，公園特別大；如果你曾經走過莫斯科，走過柏林，走過布達佩斯，長春給你的第一印象就會是，嗯，這個城市有首都的架勢、京城的氣派。

長春的五月，風還帶著點涼意，抱著孩子的母親，把圍巾繞在孩子脖子上，孩子迎風露出來的小臉，像北方的蘋果。我站在人民廣場的邊邊，仰頭看著廣場中心那個高聳的碑。

二十七米半高的花崗岩石碑伸向天空，頂端，是一架戰鬥機，俯視著整個城市。碑的底部中俄文並列，中文寫的是「蘇軍烈士永垂不朽」，落款是「長春市各界人士」。俄文刻著二十三個名字，是蘇軍在進攻東北的行動中犧牲的飛行員。蘇聯紅軍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進軍東北，佔領城市之後最早動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哈爾濱、長春、瀋陽等等城市的要衝，興建「蘇聯紅軍烈士紀念碑」。

一九四五年八月，在接受日本人統治十四年之後，當蘇聯紅軍以「解放者」的姿態進城，並且在長春和瀋陽中心建起那些高大的戰機、坦克紀念碑時，長春和瀋陽的人是帶著什麼樣的心情在那紀念碑上落款，說「長春各界人士」共同紀念？事實上，在紀念碑落成、「長春各界人士」在向紅軍致敬的同時，紅軍正在城裡頭燒殺擄掠。

那一年冬天，二十一歲的台北人許長卿到瀋陽火車站送別朋友，一轉身就看到了這一幕：

瀋陽車站前一個很大的廣場，和我們現在的(台北)總統府前面的廣場差不多。我要回去時，看見廣場上有一個婦女，手牽兩個孩子，背上再背一個，還有一個比較大的，拿一件草席，共五個人。有七、八個蘇聯兵把他們圍起來，不顧眾目睽睽之下，先將母親強暴，然後再對小孩施暴。那婦女背上的小孩被解下來，正在嚎啕大哭。

蘇聯兵把他們欺負完後，叫他們躺整列，用機關槍掃射打死他們。

許長卿所碰見的，很可能是當時在東北的日本婦孺的遭遇，但是中國人自己，同樣生活在恐懼中。

一九四五年的冬天，于衡也在長春，他看見的是，「凡是蘇軍所到之處，婦女被強姦，東西被搬走，房屋被放火燒毀」，不論是中國還是日本的婦女，都把頭髮剪掉，身穿男裝，否則不敢上街。所謂「解放者」，其實是一群恐怖的烏合之眾，但是，人民不敢說，人民還要到廣場上他的紀念碑前，排隊、脫帽，致敬。

長春圍城，應該從一九四八年四平街被共軍攻下因而切斷了長春外援的三月十五日算起。到五月二十三日，連小飛機都無法在長春降落，一直被封鎖到十月十九日。

這個半年中，長春餓死了多少人？

圍城開始時，長春市的市民人口說是有五十萬，但是城裡頭有無數外地湧進來的難民鄉親，總人數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萬。

圍城結束時，共軍的統計說，剩下十七萬人。你說那麼多「蒸發」的人，怎麼了？

餓死的人數，從十萬到六十五萬，取其中，就是三十萬人，剛好是南京大屠殺被引用的數字。

我百思不解的是，這麼大規模的戰爭暴力，為什麼長春圍城不像南京大屠殺一樣，有無數發表的學術報告、廣為流傳的口述歷史、一年一度的媒體報導、大大小小紀念碑的豎立、龐大宏偉的紀念館的落成，以及各方政治領袖的不斷獻花、小學生列隊的敬禮、鎂光燈下的市民默哀或紀念鐘聲的年年敲響？

為什麼長春這個城市不像列寧格勒一樣，成為國際知名的歷史城市，不斷地被寫成小說、不斷地被改編為劇本、被好萊塢拍成電影、被獨立導演拍成紀錄片，在各國的公共頻道上播映，以至於紐約、莫斯科、墨爾本的小學生都知道長春的地名和歷史？三十萬人以戰爭之名被活活餓死，為什麼長春在外，不像列寧格勒那麼有名，在內，不像南京一樣受到重視？

於是我開始做身邊的「民意調查」，發現，這個活活餓死了三十萬到六十萬人的長春圍城史，我的台灣朋友們多半沒聽說過，我的大陸朋友們搖搖頭，說不太清楚。然後，我以為，外人不知道，長春人總知道吧；或者，在長春，不管多麼不顯眼，總有個紀念碑吧？

可是到了長春，只看到「解放」的紀念碑，只看到蘇聯紅軍的飛機、坦克車紀念碑。

我這才知道，喔，長春人自己都不知道這段歷史了。

這，又是為了什麼？

幫我開車的司機小王，一個三十多歲的長春人，像聽天方夜譚似地鼓起眼睛聽我說起圍城，禮貌而謹慎地問：「真有這回事嗎？」然後掩不住地驚訝，「我在這兒生、這兒長，怎麼從來就沒聽說過？」

但是他突然想起來，「我有個大伯，以前是解放軍，好像聽他說過當年在東北打國民黨。不過他談往事的時候，我們小孩子都馬上跑開了，沒人要聽。說不定他知道一點？」

「那你馬上跟大伯通電話吧，」我說，「當年包圍長春的東北解放軍，很多人其實就是東北的子弟，問問你大伯他有沒有參與包圍長春？」

在晚餐桌上，小王果真撥了電話，而且一撥就通了。電話筒里大伯聲音很大，大到我坐在一旁也能聽得清楚。他果真是東北聯軍的一名士兵，他果真參與了圍城。

「你問他守在哪個卡子上？」

小王問，「大伯你守在哪個卡子上？」

「洪熙街，」大伯用東北口音說，「就是現在的紅旗街，那兒人死得最多。」

大伯顯然沒想到突然有人對他的過去有了興趣，興奮起來，在電話里滔滔不絕，一講就是四十分鐘，司機小王一手挾菜，一手把聽筒貼在耳朵上。

一百多公里的封鎖線，每五十米就有一個衛士拿槍守著，不讓難民出關卡。被國軍放出城的大批難民啊，卡在國軍守城線和共軍的圍城線之間的腰帶地段上，進退不得。屍體橫七豎八地倒在野地里，一望過去好幾千具。

骨瘦如柴、氣若遊絲的難民，有的抱著嬰兒，爬到衛士面前跪下，哀求放行。「看那樣子我也哭了，」電話裡頭的大伯說，「可是我不能抗命放他們走。有一天我奉命到二道河去找些木板，看到一個空房子，從窗子往裡頭探探，一看不得了，一家老小大概有十個人，全死了，躺在床上的、趴在地上的、坐在牆跟的，軟綿綿撲在門檻上的，老老小小，一家人全餓死在那裡。看得我眼淚直流。」

林彪在五月中旬就成立了圍城指揮所，五月三十日，決定了封鎖長春的部署：

(一)……堵塞一切大小通道，主陣地上構築工事，主力部隊切實控制城外機場。

(二)以遠射程火力，控制城內自由馬路及新皇宮機場。

(三)嚴禁糧食、燃料進敵區。

(四)嚴禁城內百姓出城。

(五)控制適當預備隊，溝通各站聯絡網，以及時擊退和消滅出擊我分散圍困部隊之敵人。

(六)要使長春成為死城。

共軍激勵士氣的口號是：「不給敵人一粒糧食一根草，把長春蔣匪軍困死在城裡。」十萬個共軍圍於城外，十萬個國軍守於城內，近百萬的長春市民困在家中。不願意坐以待斃的人，就往外走，可是外面的封鎖在線，除了炮火器械和密集的兵力之外，是深挖的壕溝、綿密的鐵絲網、危險的高壓電網。

伊通河貫穿長春市區，草木蔥蘢，游魚如梭，是一代又一代長春人心目中最溫柔的母親河，現在每座橋上守著國民黨的兵，可出不可入。下了橋，在兩軍對峙的中間，形成一條三、四公里寬的中空地帶，中空地帶上屍體一望無際。

到了炎熱的七月，城內街上多有棄屍。眼睛發出血紅的凶光、瘦骨嶙峋的成群野狗圍過來撕爛了屍體，然後這些野狗再被飢餓的人吃掉。

於祺元是《長春地方志》的編撰委員，圍城的時候只有十六歲，每天走路穿過地質宮的一片野地到學校去。野地上長了很高的雜草。夏天了，他開始聞到氣味。忍不住跟著氣味走進草堆里，撥開一看，很多屍體，正在腐爛中。有一天，也是在這片市中心的野地里，遠遠看見有什麼東西在地上動。走近了，他所看見的，令他此生難忘。

那是被丟棄的赤裸裸的嬰兒，因為飢餓，嬰兒的直腸從肛門拖拉在體外，一大塊；還沒死，嬰兒像蟲一樣在地上微弱地蠕動，也不會哭了。

於祺元出生那年，滿州國建國，父親做了溥儀的大臣，少年時期過著不知愁苦的生活，圍城的悲慘，在他記憶中因而特別難以磨滅。

「圍城開始時，大家都還有些存糧，但是誰也沒想到要存那麼久啊，沒想到要半年，所以原來的存糧很快就吃光了。城裡的人，殺了貓狗老鼠之後，殺馬來吃。馬吃光了，把柏油路的瀝青給刨掉，設法種地，八月種下去，也來不及等收成啊。吃樹皮、吃草，我是吃過酒麴的，造酒用的曲，一塊一塊就像磚似的。酒麴也沒了，就吃酒糟，干醬似的，紅紅的。」

「酒糟怎麼吃？」

「你把糟拿來，用水反覆沖洗，把黏乎乎那些東西都沖洗掉，就剩一點干物質，到太陽底曬，晒乾了以後，就像蕎麥皮似的，然後把它磨碎了，加點水，就這麼吃。」

有一片黃昏的陽光照射進來，使房間突然籠罩在一種暖色里，於老先生不管說什麼，都有一個平靜的語調，好像，這世界，真的看得多了。

我問他，「那麼──人吃人嗎？」

他說，那還用說嗎？

他記得，一個房子里，人都死光了，最後一個上吊自盡。當時也聽見過人說，老婆婆，把死了的丈夫的腿割下一塊來煮。

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林彪等人給毛澤東發了一個長春的現場報告：

飢餓情況愈來愈嚴重，飢民便乘夜或於白晝大批蜂擁而出，經我趕回後，群集於敵我警戒線之中間地帶，由此餓斃者甚多，僅城東八里堡一帶，死亡即約兩千。不讓飢民出城，跑出來者要堵回去，這對飢民對部隊戰士，都是很費解的。飢民們對我會表不滿，怨言特多。說，「八路見死不救。」他們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將嬰兒小孩丟了就跑，有的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

在這場戰役「偉大勝利」的敘述中，長春圍城的慘烈死難，完全不被提及。「勝利」走進新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代代傳授，被稱為「兵不血刃」的「光榮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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