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來風滿樓。央視主持人畢福劍的「酒後辱毛」事件及其「道歉」，正好可以用來驗證中國當下的政治生存狀況。

畢福劍言論的正確與否，在我看來也是頗為重要的。對中共魁首毛澤東的褒貶臧否，是衡量一個人有無良知的試金石。1981年，由鄧小平等中共元老強行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標榜「全面否定文革」，卻在對毛澤東的評價上悖逆了全社會有識之士的認知，謬稱毛澤東「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刻意對其做出正面評價，並以此作為國人遵循的標準。三十多年來的每一次思想動蕩，都與對毛的態度息息相關。

畢福劍對毛澤東的評價，是調侃式的真話，充其量也就處於常識水準。從毛時代過來的人，以及了解毛的所作所為的人，都知道毛澤東是怎樣一個人，他怎樣改變了中國的命運，以及給每個中國人帶來了什麼。因此，畢福劍的言論並無特別值得關注之處。他能在酒桌上說這番話，僅僅表明他是一個還算正常的人。這或許還不能叫做「白天說鬼話，酒桌上說人話」，但也是令人頗感悲哀的。畢福劍曾經是「紅軍小學」工程的「愛心大使」，——一個為了讓「紅色基因」代代相傳的政治教育工廠，他被選作代言人，固然有被組織相中的信任，恐怕也不乏逢迎配合之意。對畢而言，他一定意識到自己是紅色體制一員的身份，在他所主持的那些節目里，充斥著革命的紅色基因，可以說，他是遨遊於主旋律的大海之中，並從中獲得了名聲、財富以及人脈。

他是這個體制及其所宣揚的紅色革命文化的受益者，照例說，他應該是深懷感激之情的。他之所以被人詬病，乃是出於此點。他好像背叛了「革命」：吃共產黨的飯，罵共產黨的娘。

也正是由於酒後的率性表演，他贏得了人們的某種同情，因為這表明其內心深處還有可愛的一面。不言而喻，也證明了體制對人的侵蝕難以觸及內心——任何看似從中獲得巨大好處的人，在內心深處都保有自己的那份天真。這或許正是當代政治思想工程的悲哀，你可以收買一個人，讓他假裝服從，但你無論如何也難以從內心征服他。這也是為什麼從央視脫身而出的許多名人，其言論尺度往往大得令人咋舌。正如坊間所議論的那樣，往往是中央黨校的教師言論尺度最為自由、開放。一個身處體制樞紐中的人，才常常會真正明白其荒謬所在。

在此，我們或許還可以做出一個推論：若這些活得滋潤、自在的體制內名流，其內心真實的想法和情感難以為外人所知，他們在公眾平台和私生活領域的言行高度一致，那將是多麼可怕的事情。在我看來，這類人只有兩條出路：要麼已經成為活化石，要麼成為潛在的深度精神病。

對畢福劍戲謔言論的病毒式傳播，是這個時代人際關係惡化的一個範例。每個人無時無刻不處於他人的目光之下，你的一言一行都講被人記錄和傳播，慎言慎行應該成為互聯網時代的生活準則，不給別有用心的人毀滅自己的機會。但卻不能因此而得出另一個結論，即任何私下的言行都可以如此被公之於眾。那些悄悄拍攝記錄他人言談的人，如果未經當事人的認可和同意，就徑自發表、傳播，是侵犯人權的惡行。在畢福劍事件中，這種傳播顯然是惡意的。傳播者當然知道，在目前的中國社會氛圍中，對毛的負面評價是會帶來嚴重的政治後果的。

在一個政治意識形態高度行政化的國家，因為沒有足夠充分的對私人信仰的保護，而是要求無條件地服從主流意識形態，這就造成了人格分裂的普遍現實。官方的政治教化以及所尊奉的意識形態，對每個人形成精神上的強大壓制，人們被迫假裝順從，而把真正的思想取向深藏心底。畢福劍敢於這麼調侃毛澤東及其國家機器，正表明這種壓抑的程度之深。在中國，表面的政治劃一，往往是與私底下粗俗的調侃補充而生的。甚至可以說，官方可以製造自己所需要的任何聲音，但他們卻無法讓百姓從心底里產生真正的認同。

對畢福劍的投訴、舉報及處理表明，中國距離一個正常國家的距離還非常遙遠。不論是央視的迅速處理、還是紅軍小學的取消「愛心大使」稱號的舉動，都無一例外地表明：執政者不在乎因鼓勵告密而產生的人倫道德的崩潰，他們只在乎刺耳言論的危害。他們決意造成某種精神恐怖，其實，如此懲罰私域里的自由言說，就是國家恐怖主義的行為。此例一開，個人生活將完全敞開在國家機器的監控之下，奧威爾在《1984》里所描述的極權制度統治人類的一幕將成為冷冰冰的現實。

如果說，廣州區伯被特務機構蓄意製造的嫖娼事件，證明了以國家面目出現的代表國家利益的惡勢力，可以無恥到何種程度；那麼，畢福劍私語受罰事件則表明，毒化中國人生活的機制仍舊在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國家需要告密者，還在縱容惡、利用惡來遏制人性；人們不以告密為恥，竟公然遞刀殺人。這不是兩個孤立的事件，而是一個有機體，證明那套六十多年不變的控制術行之有效，以及被扭曲的人性如何持續開出妖艷的惡之花。

毛左們動輒群體呼應，攻擊任何一個他們所不喜歡的人，每次都能贏得當局的默許及支持，並作出他們所滿意的處罰，這才是中國當代的政治奇觀。他們與執政者精神趨向的同構，左右並制約著中國的文明走向，而社會及自由知識分子對此無能為力，這才是中國的悲哀。利用民粹和毛粉的雙重策略，加上有計劃且不惜重金培育的一茬茬五毛，正在讓這個時代充滿詭異的變數。毛澤東曾經將造革命輿論列為取得政權的重要法寶，在互聯網時代，他的後繼者紅衛兵一代將製造輿論發揮到登峰造極的程度，可謂得了真傳。

你們所說的「文革」一直沒有結束，他不是過去時，而是現在進行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