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開始，關於北京將發生政變的傳聞一直在海外中文網上流傳，比如說去年北戴河會議上有可能廢帝之類，雖然沒成為事實，但花樣翻新的傳聞最後影響到美國的幾位中國通，認為習如果再堅持反腐，將官員逼得太狠，對方有可能發動政變。對政變形式的預期雖然多樣化，但不變的主角當然都是軍隊。傳到如今，頗有人將政變看作中國民主化的契機。

本文決定考較「政變」的可能性，以及「政變」有無可能成為中國民主化契機。

政治集團內部是否有「政變」之心

因為王歧山反腐奉行「兵無常法，水無常形」，不讓官員們摸清規律，加上宣稱「反腐永遠在路上」，官員們猶如頭上懸著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惶惶不可終日。楊魯軍在《閩地記事三部曲》之一中以福建省官員的抱怨為例，說明反腐不得官心：「未料到反腐變成『新常態』……縣裡幾套班子那是『人人過關，個個脫光洗澡』……一些人已開始懷疑自己最初的從政選擇。這官還有啥當頭？沒錢收，無美女，連美酒佳餚都禁止，這七品芝麻官不當也罷了……」。作者還說：「我注意到反腐時代官員的動力來源和激勵機制問題，靠黨旗下的宣誓、靠偉大理想的召喚、靠黨性覺悟良心，畢竟與市場經濟法則相去太遠……市場經濟講究投入產出、講究等價交換、講究世俗意義上的個人成功與幸福……要求基層官員只講奉獻不計所取投身黨的事業，就整體和大面而言可能是不現實的，我擔心長此以往，中國會出現大規模的基層幹部』辭官潮』……」。

也就是說，最恨習王反腐的應該就是中國這個龐大的官僚集團。在習近平開始反腐時，我就寫文章分析過，習近平的政治實踐與蘇聯安德羅波夫改革相似，由於對官僚集團與異議人士齊出重拳，整飭勞動紀律，頒發禁酒令，利用克格勃控制社會生活，當時的蘇聯社會對安氏改革頗有怨言。直到安德羅波夫因病去世，蘇聯步入了短暫的契爾年科時代，才算是鬆了一口氣。但習近平年富力強，身體健康，如果沒有突發事件，指望他在任期屆滿之前辭任總書記一職很困難，於是一些人就想到 「政變」。

政變之難，難在找到正當理由

希望發生政變中止習王反腐的官員肯定有不少，其中可能包括一些表面上堅決擁護習王反腐的人在內。問題是：由什麼人、用什麼名義發動政變。這事關系到發動政變之後，政變者不被其他人除掉這一事關生死的大事。比如用「反無道，誅暴秦」之類的口號，實在有點說不通，習王二位至今為止，其「無情暴政」主要表現在反貪一事上，老百姓的生活與胡錦濤時期相比並未變得更差；如果要以習嚴控輿論、打擊政治反對者名義政變，在中共黨內缺乏號召力，政變者就算事成也肯定被黨內 其他勢力以政治正確的名義幹掉。至於用「清君側（反王歧山）」發動政變，那得等習近平反腐決心動搖，習王關係出現裂縫時方才有效，目前還看不到這一跡象。

可以說，哈佛教授馬若德最近接受記者採訪時的估計，即認為被整肅的貪官會聯合起來反抗，其發生的可能性幾乎為零。這個集團早就不是以共同的信仰而是以利益 作為維繫紐帶，如今面臨來自最高權力中心的反腐壓力，多半想的是自保，比如郭正綱妻子吳芳芳因經商遭到查處之時，其父郭伯雄想到的辦法是打電話讓浙商幫忙 接盤解套（《鳳凰週刊》3月15日《郭正鋼沉浮錄：最年輕少將和他的商賈妻子》），而不是找軍隊的舊日袍澤商量如何發動「政變」。文官們當然更不會考慮這 種不著邊際的事情。

誰最有能力發動政變

政變的主要形式之一是近侍參與，中共歷史上1976年10月抓捕王張江姚那場著名的政變主謀之一及具體執行人就是毛澤東的大內總管汪東興。汪與掌軍權的葉 劍英成為同盟，內由負責中央領導警衛工作的汪東興負責抓捕四人幫，外由葉劍英負責與軍隊聯繫配合政變，一舉成功，將毛的妻子江青逮捕並定為「反革命集團首 犯」。

被習近平反腐壓迫得坐立不安的實力人物當中，最有能力發動政變的，外界一直猜測是前政治局常委曾慶紅，即傳言中的「慶親王」，江澤民的大內總管。但曾慶紅似乎已經沒有這種實力，大內總管之位落入令計劃之手長達10年，早已人事全非。2015年「兩會」前夕，從2007年開始擔任中央警衛局局長的曹清據聞已平調至北京軍區任副司令，原副局長王少軍接替曹清成為中共中央警衛局的新掌門。至於軍隊方面，江澤民的兩位親信郭伯雄、徐才厚，一被查、一病死，軍中將領 先後有幾十人被捕，人人自危。就算有人率軍造反，也無法以「習王反貪危及我等軍官的利益」來號召手下官兵參與政變；如果真有人號召，結果大概是被仇恨腐敗 軍官的士兵舉報。

既然由近身侍衛發動政變的概率幾乎接近零，那就只能收買死士充當狙擊手、刺客之類。問題是要花多高的價錢才能收買到「死士」？

以薄熙來、王立軍這對著名的主僕為例，可證明死士不易得。王立軍跟隨薄熙來以後，瞬間成為國際知名人物，權勢熏天自不必說，還有各種榮譽加身，成為大學教授，諸多專利的發明人。薄熙來對王立軍的拔擢之恩不可謂不厚，但最後在關鍵時刻賣主並讓薄谷雙雙陷獄的，就是這位薄以蓄養死士標準待之的鐵桿下屬。

有薄熙來的前車之鑑，相信不會再有人敢去收買死士行刺殺之事，因為這等於將自己全家的身家性命交付給別人。2015年「兩會」期間，曾慶紅前秘書施芝鴻不得不出面，就慶親王一事指責海外媒體亂造輿論，可見曾現在如被困之虎，除主動辯誣之外，很難有所作為。

政變能為中國帶來民主契機嗎

最後再分析政變為中國帶來民主化契機這一說法是否現實。持這種說法的人顯然未曾考慮政變史的通例，即誰離權力最近，誰就得到王冠。

政變之後的權力歸宿有兩大類：第一種是政變後仍然延續原有的意識形態，只是權力易主。比如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三人聯手接管了政權，仍然奉行「兩個凡是」。至於以後大權旁落，由鄧小平掌權，開啟改革，那是經過一段時間的政治較量之後發生的變化。

第二種是政變者挾民意以上台，但最後民眾仍然兩手空空，民意只是促成離權力最近者成為接管權力的人，比如埃及2011年「茉莉花革命」及2013年的「二次革命」：「茉莉花革命」的結果是讓組織化力量穆斯林兄弟會借民選執政；「二次革命」的結果是讓埃及軍政府還魂。在街上「扔石頭的人」，即革命參加者，始終未能改善處境。

當然也有通過軍事政變上台後順應民心的例子，比如1999年10月發動軍事政變、囚禁民選總統的巴基斯坦總統穆沙拉夫。穆沙拉夫之所以敢推翻民選政府，一個重要原因是謝里夫政府執政時期，國內經濟持續衰退，外債高達320億美元，出口下降，財政赤字擴大，國內民眾對此深為不滿。因此政變成功後，國內民眾甚至對國家失去的「民主」並不怎麼惋惜。上台後，為取信於民，穆沙拉夫帶頭公佈了自家財產，借助反腐敗樹立清正廉潔的形象，獲得民眾的支持和擁護，並理順金融環境，為今後經濟發展奠定必要的基礎。

穆沙拉夫應該就是中國政治反對者希望的政變模式，只不過方向相反，是變專製為民主。但是，放眼望去，能從中共群蠹中找到一位這樣的人物麼？以前一些異議人士曾通過編造文章打造一位「軍中民主之神」來激發反對者希望，2009年又將溫家寶塑造成「黨內民主改革派代表人物」，這種把戲到如今還沒玩厭麼？

綜上所述，希望結束「永遠在路上」的反腐，的確是中國官場的普遍心態，因此一些人希望通過「政變」放風嚇阻習王二人罷手；至於認為「政變」可以成為中國民主化契機，則更是一種縹緲的期望。

－－轉自中國人權雙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