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01月10日訊】【中國禁聞】1月9日完整版
提要
江綿恆卸職 江澤民東山行效應?
上海踩踏警力缺乏 治安外包惡果
建三江案秘密審結 律師後援團追責
駐京外國記者聲援法國遭警方干預
1月8號,近百名駐北京的外國記者在北京三里屯一家書店舉行集會,聲援在巴黎遇難的12名《查理週刊》雜誌社工作人員。
據《美國之音》報導,駐華外國記者協會的召集人表示,他們在那裏聚集,是要表達對法國記者同行的支持,對恐怖主義的譴責,以及對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捍衛和堅持。
報導說,在北京,沒有中共官方媒體的記者對遇難的法國同行,舉行公開的悼念和支持活動。
北京警方對集會進行了干預,書店門口的「我是查理」的標語被拿掉,有便衣警察禁止出席者照相和錄像。
香港議員何俊仁擬辭職促變相公投
香港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1月9號召開記者會,宣佈將在香港立法會進行政改投票之後,辭去立法會議員職位,以利用自己辭去的議員席位,通過補選機制,讓全港選民可以投票,引發「變相公投」,由公眾決定是否重啟香港政改五步曲。
何俊仁的舉動,引起香港泛民議員、學聯、學民思潮,以及街頭抗議者的廣泛關注,各界在表示支持的同時,也有擔心和不同意見。
維權律師高智晟出獄後仍被軟禁
被中共當局關押了多年的大陸維權律師高智晟,去年8月刑滿釋放後,一直被軟禁,目前仍然沒有人身自由。
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高智晟與親屬的通話受到監視和限制,新年元旦,他在美國的妻子也未能與他通話。
高智晟因為連續致信中共高層,呼籲停止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2006年被中共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但在緩刑期間被秘密綁架,並遭受酷刑折磨。2011年底被投入新疆沙雅監獄關押。
編輯/周玉林
江綿恆卸職 江澤民東山行效應?
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日前出現人事變動,前中共黨魁江澤民長子江綿恆被卸去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長一職。在反腐風浪高漲之際,江綿恆被卸職引起普遍關注。評論認為,此前江澤民不甘在反腐中的折兵損將,企圖以高調的海南東山露面行動,意欲「東山再起」,反而引起中共現任黨魁習近平警覺,習近平藉削去江澤民兒子部分職務等行動,來敲打江系。
1月8號,中科院上海分院官網宣佈,江綿恆因為「年齡原因」,不再擔任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長,由上海科技大學黨委書記朱志遠接任。
消息說,江綿恆此次職務調整,是在1月6號中科院上海分院召開的領導幹部大會上宣佈的。當時由中科院人事局局長李和風宣佈任命通知。
江綿恆是江澤民長子,出生於1951年,現年64歲。除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長外,江綿恆還擔任上海科技大學校長,並曾經掛上各種副職,包括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神舟五號」副總指揮、「嫦娥工程」副總指揮等等。
江綿恆雖在學界,但卻涉足商界很深,有「電訊大王」稱號,並擔任中國網絡通信有限公司(CNC)、上海汽車工業(集團)總公司、上海機場集團公司等集團公司的董事會成員。
江綿恆也被大陸民眾稱為「中國第一貪」。據悉,「周正毅案」、「劉金寶案」、「黃菊前秘書王維工案」等重大貪腐案件,都與江綿恆有關。
與江澤民極愛露面相比,多年來,江綿恆可謂極少在媒體露面。隨著江派人馬在反腐中紛紛倒下,去年2月,江綿恆首次以「上海科技大學校長」身份在中共官方媒體中出現。同年5月,江綿恆和上海市委書記韓正,一起高調陪同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前中共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參觀上海韓天衡美術館,但消息卻遭到官方封殺。
旅美時事評論員藍述:「反腐風暴直指江澤民,他的兒子無德無能又把持這麼一個高位,明顯的成為一個靶子了。」
雖然中科院上海分院宣稱江綿恆是因「年齡原因」被卸職,但這一說法似乎難以讓外界信服。
大陸時政評論員陳明慧:「絕不是年齡原因,這是內鬥的一種結果,我是這麼認為,在無官不貪無官不腐的情況下,要抓住主要矛盾,沾滿人民鮮血的這些邪惡勢力必須得到清算,江系是首惡是大惡,必須儘快儘早得到清算,其他的都可以進行民主和解。」
1月3號,網絡上傳出江澤民一家三代年初到海南東山嶺遊玩的消息,據說江澤民對省委書記羅保銘講:他回北京也要宣傳東山,明年東山就人山人海了。最後走的時候江澤民還大聲嚷嚷:「江澤民到此,不虛此行」。這被外界解讀為,江澤民企圖以此向殘餘勢力宣告「東山再起」。
北京時政觀察人士華頗:「說白了,江澤民平時是住在江蘇揚州的,他為甚麼要回北京呢,要在北京有甚麼事情呢,是不是江還要有所發難。」
1月4號,已經在4天前被免去中共海南省委副書記、常委職務的蔣定之,又因所謂的「健康問題」卸任海南省省長一職,回到江蘇老家擔任沒有實權的江蘇人大副主任,江蘇省委組織部長王炯還親自跑到海南接走了蔣定之。
華頗:「蔣定之一直是有風言風語,江這次來,到底是誰安排的,是不是蔣定之也在其中起了甚麼作用,他這個健康問題是政治健康出問題,還是身體健康出問題,還要劃一個大大的問號。」
同一天,中共南京市委書記楊衛澤被公布落馬,成為2015年「打虎」第一靶子。據報導,楊衛澤與前年落馬的時任南京市市長季建業有不少交集,而季建業被稱為江澤民老家揚州「大管家」。
華頗:「江澤民非要這麼高調露面,習近平必須要有所反擊,告訴各路諸侯,當今這個天下誰說了算,以這種方式對江及其他人做出一種警告。」
北京時政觀察人士華頗指出,目前江澤民的利益集團,還在對習近平的「打老虎」行動陽奉陰違,想方設法抵抗習近平。華頗認為,今年還會有國家級的「大老虎」落馬,而對於江綿恆的後續走向,則要看雙方矛盾是否繼續激化。
採訪、編輯/劉惠 後製/葛雷
上海踩踏警力缺乏 治安外包惡果
上海在新年前夕踩踏慘案發生後,引發了海內外媒體的持續關注,而踩踏事故原因也成為輿論爭議的焦點。大陸民間、中共官媒、外媒各有說法。網民大多將責任歸咎於上海當局的失職和警力的缺乏。日前,《華爾街時報》一篇報導指出,上海踩踏事故是中共當局疏於佈置警力,將城市日常安全工作外包給私人安保公司的惡果。
《華爾街日報》1月6號在一篇題為《上海踩踏事故突顯中國倚重將安保外包》(Stampede Highlights China』s Reliance on Outsourcing Security)的文章中稱,此次踩踏事故不是上海特有的,但上海踩踏事故反映了在中共領導下中國各大城市的一個趨勢:越來越倚重將城市安保工作,以及警察性質的工作外包給私企。
文章指出,上海外灘是中國遊客最多的景點之一,但當局並沒有在這裡駐派大量警力,而是聘用了一家名為上海威仕保安服務有限公司(VSP Security Group)的私人安保企業,提供日常安保服務。
根據一份城市合同,這個公司通常在這裏部署45名安保人員。在踩踏慘劇發生的當天,這家公司部署了70多名安保人員。目擊者也回憶說,在人群裡看到一些安保人員,但是沒有幾個制服警察。
威仕保安公司副總經理Richard Zheng,援引數字說當晚有20萬人蜂擁到外灘,他的警衛沒有過錯。他還反問,「這麼少的人怎麼能管得過來?」
原北京大學法律系講師王天成:「它這個是臨時增調嘛,就表明這個政府它事先沒有安排好,這個要事先安排好的,臨時抽調警察本身就說明當局的安排不周密。」
《華爾街日報》還指出,這些私人安保在大陸街頭常年存在,甚至在在中國警察局的外面,門衛通常是私人安保人員而不是警察。
報導引用廣東省前警官、現任澳門大學中國警察專家徐建華的話說,在中國的街頭,「鋪天蓋地」的執法工作是由合同安保人員處理,他們的數字超過了這個國家的2百萬警察。他們被聘用來做耗費體力、不受歡迎,或者有危險性的工作,這個群體包括安保和城管。
徐建華還說:「沒有人真的想要上街,因為那是低級別工作。」
原哈爾濱警察王濱生:「實際好多保安公司,在公安局他自己以他們的名下請的保安公司,實際上有些外圍工作了,都讓他們辦。出頭露面的事情,都讓他們幹。用保安公司的話,一個成本低。再一個,有些突發事件好推脫責任吶。」
徐建華表示,跟其他職責如刑偵相比,中共的公安將街頭安保工作看得不那麼重要。
如果維護街頭治安這類所謂的「低級」工作都留給了安保,那麼警察用來做甚麼呢?
上海的訪民和維權人士指出,真正的警察都被當局派去投入到維穩「第一線」了,那「不重要」的工作當然就留給了僱用的私人安保人員。
王天成:「每當有重大節日的時候或者所謂『敏感時期』的時候,維持安全是用來布控的,它花的功夫要多的多,各個小區、敏感人物、怎麼去監控、怎麼去跟蹤,哪那些人在哪裏啊,這些事先都有周密的計劃的,那這就形成一個很大的反差。國家每年花大量的人力物力來維持所謂的國家安全,來保護這個政權,但是它對這種公共事件真是用力不夠。」
上海訪民稱,每年的三月、十月,以及節假日或者當局召開重大會議期間,全國各地上訪者都會「赴京告狀」。為了避免訪民進京上訪,當局會派出大量警察,提前將訪民24小時全天候的看管起來,一個訪民可以動用幾個甚至十幾個警察。而踩踏事件恰逢元旦期間,動用的警察數量之大就可以想見了。
王天成:「這個就是一個民主的國家和非民主國家的區別:一個民主國家,政府付不起這代價,有大的事件,它必須要保護好參與者的安全,警察必須要到位。那在一個不民主的國家,警察更主要職能是保護所謂的政治上的安全,防止民眾抗議。它是個專制的政府,它不對人民負責任,它只對自己負責任,它更感興趣的是保衛自己的政權,而不是老百姓的生命。」
網友感嘆:哪怕當局肯將每年超過軍費的維穩支出,拿出一小部分到公共安全方面,上海踩踏事故都不會發生。
採訪/陳漢 編輯/張天宇
建三江案秘密審結 律師後援團追責
黑龍江建三江農墾法院8號開庭審理四名法輪功學員案,但不僅沒有通知家屬,辯護律師也被「剔除出局」。當天律師們公告,成立「建三江案件法律後援團」,將對相關責任人繼續追責。同一天,也有歐洲議會議員針對「建三江案」向中共公開抗議。
建三江農墾法院1月8號秘密開庭,審理在去年「建三江事件」中被抓捕的四名法輪功學員石孟文、孟繁荔、王燕欣、李桂芳。
四名當事人的家屬中,只有石孟文的前妻劉女士和女兒衝破種種阻力,進入了法庭旁聽。劉女士說,由於法院不讓律師出庭,四名當事人在法庭上自行辯護。
石孟文前妻劉女士:「他們說挨打,怎麼(受)酷刑,他說證據呢?他們拿不出證據,因為當初在裏面被打以後,家人也見不到你,律師也見不到你,在監獄裡關押人員根本找不到證據。公訴人也好,審判長、審判員也好,你說甚麼話,都說你這是無效的。」
劉女士氣憤質問,法院這樣走形式的庭審有甚麼意義?整一大幫人虛張聲勢,結果還是法院自說自話。
辯護律師之一的王宇批評,這是公權力肆無忌憚的違法,它們強行把所謂的法律程序開庭出來,企圖以判決了事。
王宇律師:「我們八個律師都發了一個抗議,對它不通知律師開庭的違法行為進行抗議。還有,我們現在有一個公告,成立一個『建三江法律後援團』。我們要對這個案件違法性,做一些後續工作。」
王宇、劉金湘等律師在8號發出公告,宣佈成立「建三江案件法律後援團」。
公告中說,去年3月,四位中國人權律師:唐吉田、江天勇、王成、張俊傑,因解救被非法關押在「農墾總局黑監獄」的幾名公民,遭到酷刑折磨,四位律師共被打斷24根肋骨。
之後,迫於國際輿論壓力,建三江農墾公安釋放了四位律師和前往聲援的各地公民,但聘請四位律師到建三江農墾系統討說法的家屬,也就是石孟文等四名法輪功學員,卻受到打擊報復,被非法抓捕並一直關押至今。目前由農墾檢察院提起公訴,而裁判者也是建三江農墾法院。
王宇律師:「農墾系統它內部的公檢法,聽命於農墾的行政機關,它們沒有司法獨立可言。而且農墾法院,從農墾公檢法的設置上,其實是沒有法律依據的,根據《立法法》和《法院組織法》,它都沒有法律依據,都是違法的。」
劉金湘律師說,「建三江案件法律後援團」除了對農墾法院及庭審期間的非法性提出控告,還向中共人大提出建議,革除違憲的司法體制,撤銷違法的庭審。
劉金湘律師:「建三江昨天開庭沒讓律師參與,完全把律師撇開了。138接下來,律師參與二審的訴訟。然後,對建三江前期的一些違法行為進行控告、舉報。完事以後,還要繼續擴大研討,會對這一個現象深層次的內情進行探討。」
除了庭審的非法,律師們也備受刁難。
去年12月17號至19號,8位律師趕往建三江為法輪功學員辯護時,遭到司法部門的監控和跟蹤。王全璋、劉連賀兩位律師更被法庭取消辯護資格。
12月30號,7位律師在建三江法院,又一次遭到法警野蠻拉扯和無理安檢等,當晚,律師們前往哈爾濱控告建三江法院違法。
劉金湘律師:304「建三江這個案子,它這個迫害,不僅僅我們目前看到的這個迫害,實際上情況可能還要嚴重,它對當事人都這樣,對律師都這樣,那麼對當地的那些我們不知道的,迫害會厲害,對法輪功信仰者。」
歐洲議會人權委員會議員克勞斯‧布赫訥(Klaus Buchner)7號在臉書對「建三江事件」進行強烈譴責,他表示,針對農墾法院8號荒唐庭審,他已經書面向中共交涉,強烈要求保證法輪功學員及辯護律師的人身自由與安全。
採訪、編輯/李韻
1月9日維權動態
去年被非法判刑法輪功學員劇增
「法輪大法明慧網」8號報導,去年雖然勞教制度被廢除,但是,中共迫害法輪功並沒有停止,遭非法判刑的法輪功學員人數急劇上升。
據「明慧網」的不完全統計,去年被非法判刑的法輪功學員遍及28個省、直轄市、自治區。刑期最長的13年,年齡最高的83歲。判刑最嚴重的省份是遼寧省,一共115人,判刑最嚴重的城市是遼寧省大連市,共有41名法輪功學員被非法判刑。
佔中結束 30人仍因聲援被關
據大陸「維權網」報導,去年多名大陸民眾因為公開聲援香港佔中活動,遭到當局非法關押、起訴。截至到今年1月9號,仍有30人被關押。
其中,北京王藏、宋澤、廣東謝文飛、王默都遭到不同程度刑訊和虐待,除此之外,仍有10多人沒有能夠與律師會見。
廣西電子廠工人討薪被抓
廣西欽州市靈山縣「同方和宸精密電子科技有限公司」的700多名員工,7號前往靈山縣政府門前靜坐,隨後又遊行,追討被欠多月的工資,大量警察現場搶奪橫幅、抓人。
據了解,由於電子廠老闆攜款潛逃,工人工資沒有著落。去年年底,工人們也多次前往縣政府討說法,但是一直得不到解決,工人們因此抗議當地政府不作為。
建再現計程車罷工 u >
繼青島、河南等地的計程車司機罷工風波之後,8號,江蘇南京、福建莆田市兩地再現計程車司機罷工。南京計程車司機要求增加起步費用和降低月租費用。莆田市計程車司機則抗議政府收回經營權。
紐時:中共欲向海外企業及公民徵稅
隨著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的大量增加,中共稅收官員最近盯上了在海外註冊的公司以及在海外工作的人員,要求他們報告自己在境外究竟賺了多少錢,並繳納相應的稅。其實,向海外企業及工作人員徵稅不是新稅法,而是上個世紀90年代就生效了的。為甚麼中共目前才開始執行這項法律呢?請看報導。
《紐約時報》1月8號報導說,廣州市政府將在1月28號,召集總部在廣州市的150家最大企業的高管開會,討論他們海外的僱員要繳納中國稅的問題。北京市當局和其他大城市也在做類似動作。
《紐時》表示,這是中共各級稅務機關在悄悄開始執行的,一項鮮為人知的監管規則:公民和企業不僅要為在中國取得的收入納稅,也必須為在其他國家和地區取得的收入納稅。
《紐時》還說,中共國家稅務總局也有相應舉措,從2月1號將生效一項新規定,禁止一系列被視為避稅的國際投資方式。
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終身教授謝田:「能夠在海外投資的或者在海外有收入的中國公民,實際上(主要)都是這些大企業、國營大企業、壟斷企業,或者中共高幹他們的這些人。而這些人無一例外都是反腐或者被調查的對像。」
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終身教授謝田認為,中共執行這項措施,可能跟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反腐力度有關,因為他想通過反腐換取民意支持。
謝田表示,稅務部門的這項措施,可能是想給那些想到海外隱藏巨額財富的中國富豪造成一定的難度,但實際效果如何,還有待觀察。
實際上,中國的資產外流,一直是越演越烈。
去年1月,美國獨立新聞群組織「國際調查記者聯盟」披露,中共高層精英及其近親,從2000年以來,通過在加勒比海避稅天堂擁有秘密離岸公司,從中國移出的資金高達 4萬億美元。
中紀委員在一份被洩漏的報告中預計,僅2012年就有1萬億美金流向海外。
去年下半年,中共啟動了海外反腐的「獵狐2014」專項行動,把反腐延伸到了海外。
謝田表示,如今中共徵收海外企業和人員的稅,就是中共海外反腐的一個環節。
目前,對於應該在國內還是全球範圍內徵稅,各國做法並不一樣。歐洲、日本、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等國家,只在本國境內向公民課稅,對外派人員和海外子公司,豁免國內所得稅;而美國則是針對全球收入收稅。
實際上,中共就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吸取了美國的稅法經驗,並在1993年發佈了這項法律。
《紐約時報》認為,雖然中共借鑒了美國的做法,但它的稅收政策更嚴厲。
在中國,最高收入稅率是45%,而美國則是35%,並且啟動最高稅率的門檻是月收入12,900美元。去年美國還允許僑民免除99,200美元的外國收入,超過這個數額才需繳稅,但在中國,公民在境外的收入,每月只能得到210美元的額外減免額。
美國中文雜誌《中國事務》總編輯 伍 凡: 說明中國的稅收已經根本不夠用,要靠投資到外國企業的稅收。那麼,這樣會造成企業家要兩邊收稅。」
美國中文雜誌《中國事務》總編輯伍凡認為,這種雙重稅收制度可能會導致中國企業家想辦法規避這項措施,甚至加入外國國籍。同時,伍凡指出,西方國家稅收的大部分是回饋給老百姓的,用在教育、養老金、社會保險等方面﹔而中國的稅收則完全成了中共的,除了各級官員的揮霍外,都用到基本建設投資、維穩、軍隊上去了,直接回饋給老百姓的錢相當少。
謝田也表示,所有涉及到金融、投資、財產等稅率稅法的時候,法律必須非常嚴格公正才能夠真正實施。但在中國存在超越法律的特權階層,這也是導致這項法律至今不能執行的原因。
美國《福布斯雜誌》2009年曾發佈一份世界各國稅負痛苦指數排名,中國在這份榜單中高居第二位,而美國則要低得多。
採訪/易如 編輯/宋風 後製/蕭宇
1月9日退黨精選
剛進入2015年,中國各地就發生了多起傷亡事故,很多民眾表示,已經對中共不抱任何希望,趕快退出,心裡踏實。
姜瑞文說:「我已不對共產黨抱任何希望,不存任何幻想,89之後中共已徹底背叛了中華民族,它們已經徹底淪為利益的走狗,資本的幫兇。大陸這裏還有很多人由於各種新聞限制、網路審查而不明真相,不過我很慶倖這裏面幾乎沒有年輕人。共產黨,見鬼去吧!」
江蘇的唐麗等6人說:「雖然從不相信中共,但是小時候發的誓言,還是要把它當作一回事哦。共產黨喜歡假的,喜歡暴力,還禁錮人的思想,這些年來我們的思想都不知道是誰的了,活在中國,有時覺得很可憐。現在退出這個組織,覺得心裡很踏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