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雨傘運動已進行兩個多月，對於港人要求「真普選」的呼聲，港府和其背後的北京政府完全不予理會。這期間，無數港人發出支持佔中學生的聲音，因為他們爭的是全體七百萬香港人民的基本權利。

但是，在這個大是大非清晰無比的事件上，無論在香港，還是在海外民運圈，都有人從各種角度，呼籲學生撤出，結束這場運動。且不談這種呼籲的動機和目的如何，在客觀事實上，它跟共產黨的《環球時報》的調子、結果同樣，就是要學生們退場、要香港人民爭「真普選」的民主運動罷休。

明擺著，只要學生退出，只要佔中停止，就是北京和其傀儡港府的勝利——在他們毫無任何讓步的情況下，佔中運動就停止了，一切恢複原樣！

有人強調退場是策略，將來運動還可以再起來。這如果不是「有意」配合北京，就是對自發運動的性質無知。

任何一場運動，都需要契機。尤其一場突發性的運動或革命，參与者多都是自發的，是由理念和情緒為主導的，而不是像軍隊那樣，有上下嚴明的領導和指揮系統。所以，在撤出或退場之後，它絕不可能像軍隊那樣，在某些人有意圖的時候，再統一調度、率軍而戰。所以，歷史上任何一場自發性的人民運動，那些真正關注運動的結果和成效者，都會珍惜這種人民情緒突然爆發而燃起的能量、普通民眾積极參与的機會，而發出強力支持的聲音。因為只要堅持，就是繼續傳遞人民的不滿、人民要反抗、人民要變革的聲音。每堅持一天，就是反抗者的勝利，就是被奴役者的權利意志的展示，就是自由力量的擴大。

那些不是高喊港府（北京）要妥協、要讓步、要順應民意，而是高喊要學生市民撤離、退場的聲音，讓人不期然想到25年前的天安門運動，那個時候，也是有一些中國文化人，既不是清晰明確地站在專制政權的對立面，也不是單純地為學生和市民的努力鼓與呼，而是千方百計去勸學生撤離天安門廣場，要在政府和學生之間做「協調人」，要儘快結束八九民運。當年在天安門廣場喊出中國還有「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的原社科院政治所長嚴家祺曾指出，知識分子應該去勸政府，而不是來勸學生。而後來被披露的事實表明，主要的「協調人」都是政府委派的（中國維權律師張思之因辦案而見到了當年的檔案，他在新書證實這點），所以他們怎麼可能去勸政府？

今天，面對香港學生的勇敢行為（他們正在絕食呵！），無論是香港的知識分子，還是海外的所謂民運人士，應不應該從當年的天安門事件中吸取一點教訓，是去勸政府，還是繼續來「勸」學生？如果在這個問題上角色混亂，不清楚應該勸哪一邊，就是笨蛋。如果清楚了，就是要替政府「做工作」，那就是壞蛋。

面對強大的中共政權，加上一撥又一撥大大小小的所謂名人或文人墨客，都在勸學生撤退、結束，黃之鋒等幾名堅定的學生領導者，不僅沒有後退，沒有妥協，沒有聽那些迂腐（甚至背後帶有當年天安門運動時那種政府使命）的各類人物們的勸退，而是毅然採取絕食行動。在香港已經開始寒冷的此刻，他們已在街頭帳篷中絕食了60多個小時，他們在用自己尚未成年的生命，喚醒香港人民的良知！

在黃之鋒等幾個弱小的年輕人背負起香港的前途和命運的時刻，相當一批成年的中國人，不是毫無餘地地給予道義上的支持，怒斥港府（北京）的無人道，而是用教師爺口氣指導甚者指責，這已經不是讓人感到遺憾，而是令人憤怒！

二十多年的天安門廣場的「學生絕食」觸動了民眾的情感良知，呼喚出的是全民對政府的憤怒情緒。而今天香港學生的絕食，卻從一開始就受到所謂社會名流們，還有政治作秀者們（他們的秀做完了，所以要退場）的反對，甚至攻擊等等，導致香港目前很多人無所適從的局面。這是文人墨客輿論唱衰雨傘革命的罪過！

但黃之鋒等學生的堅持，不管結局如何，都給中國人爭取民主的事業，留下一個令人感動的紀錄，他們是那樣年輕，那樣純真，那樣義無反顧，他們用自己年輕的生命，來為整個香港爭取真自由！在這些純真的孩子面前，那些怯懦的、老成的、世故的、算計的，甚至被北京收買、替政府做說客者的，都必定成為歷史上那尷尬不堪、甚至令人不齒的一頁。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