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傘運動」已發生了超過一個月了，佔領區的學生及市民齊聲否決廣場公投，一起反對「見好就收」，反之，人們不斷強調「勿忘初衷」，重申佔領的必要，而學聯計劃上京表達訴求，政府則仍一貫地按兵不動，如此的膠着局面，表面上，香港任何一方都佔不到上風。不過，有一股力量，其實，或明或暗，或靜或動，在金鐘秋風颯颯的晚上，「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這股力量，來自公民。

近日，重讀《龍應台的香港筆記@沙灣道25號》，心有戚戚然。此書成於2006年。當時龍應台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到港大任教。期間，每星期為報章專欄留下對香港的觀察。今天，從書架取過重看，對比刻下香港的局勢，更覺龍教授對文化及環境的分析是如此的厲害。其中〈誰的添馬艦 —— 我看香港文化主體性〉一文，更彷彿預視公民之力會在將來奪回金鐘添馬艦附近的權力，扭轉強勢政府，樹立公民社會力量。看看今天，那裏成了一個「烏托邦」式的小社區，不同階級，不同年齡、不同背景的香港人，都會聚集在政府總部附近，或三五知己蓆地討論，發表意見；或默默坐在自修室低頭閱讀；或索性躲在帳幕中沉思。周遭隨意擺放的創意藝術裝置，牆上貼滿諷刺幽默的標語。

政府本想透過眼前這幾座政府建築物，刻意營造公民社會的公共性，還為此地冠以「門常開」的美名，卻自己在「公民廣場」前築起兩米高牆，928當天投擲了87枚催淚彈，還有七打一的「暗角」，自絕於市民面前，還說甚麼「廣納進言」呢！想不到一場「雨傘運動」，竟催生了金鐘這片「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

政府總部三大樓旁的「添馬公園」（Tamer Park），佔地17,000米。明顯地，興建的目的，是為了記念此處在殖民地時代，曾是「添馬艦」英國海軍基地及船塢所在地。90年代，這裏一直空置，2007年，政府通過興建新的政府大樓，取代中環政府山的殖民地風格建築。不過，很多人不知那裏的底蘊，只知道剩下的那幢「漏斗」型大廈，現在成了駐港解放軍的基地。偶爾，早上可以在特首辦附近，隱約聽到士兵操練時的吆喝聲。其實，那裏一直是權力的象徵，仿似是權掌者宣示權力的指揮棒。

如果中環是香港的經濟命脈的話，那麼，那裏便是香港政治的大腦。政府若要向全世界展示強勢領導，興建一座座結合科技與美感的建築物，佇立在維港旁，注視香港九龍兩岸璀璨的夜色，是一件多麼理所當然的事啊！不過，誠如龍應台所說：「添馬艦所在，是香港的核心，香港面向世界的舞台。燈光一亮起，香港的嫵媚姿態光彩動人。請問，任何東西都可以被擺到舞台上去嗎？」（頁83）

政府總部的新立法會大樓，比以前大是大了許多，但在裏面開會的議員和官員卻反映不了民意，反之，要年輕一代露宿街頭，用堅決意志告訴他們香港人的訴求。宏偉壯觀的建築，只淪為一群議政水平極低的所謂「議員」的名利場。這班手握權力的高官議員們，在不公平的體制下，繼續在議政時指鹿為馬，與政府合謀通過不公義的政策，離「公僕」之名越走越遠。「一個城市政府大樓如果富麗堂皇，而且建在城市的核心，那通常表示，這個城市是個政權獨大的體制。如果主權在民，公民力量強大，政府大樓通常建得謙抑樸素，緊守『公僕』服務的本分而不敢做權力的張揚。」（頁84）

英國的國會會議，是一眾黨員擠在一起討論議案，卻從來沒有人說地方不夠寛敞，國家形象低落，甚至連首相府都是座落在一眾民居的唐寧街十號。我們會說英國不是大國，沒有大國風範嗎？真正令世界衷心敬佩的，絕對不是那幾幢直插雲霄的雄偉大廈，而是那濃厚的人文氛圍，是那開放自由的公共領域的討論，是那強調公眾利益，輕視私利的公民社會力量。刻下，金鐘馬路上圍得滿滿的人群做到了，果然如文章所述般，成為香港面向世界的舞台的一抹動人的光采。

社會運動絕對與「空間」（space）的生產有關。今天，見諸金鐘、旺角的佔領行動所牽連的政治經濟影響，可見一斑。假如，政府總部不曾座落於這片權力之土地上，當年的設計藍圖沒有標榜「門常開」、「地常綠」，甚或充滿反諷的「公眾的添馬」，政府高官未有高聲疾呼地方不夠用，沒有行使其絕對的權力。相反，謙卑而樸素的小政府，官員的辦公室仍然低調地靠在上亞厘畢道一帶的小山丘上。

那麼，9月28日之後在各大小傳媒中看見的浩翰場面，又怎會變成「雨傘」擺動下的難忘一幕？這次運動，成功之處，是壯大了真正的公民力量。看看「公民廣場」兩米高牆上繫上無數的黃絲帶、「添馬公園」某處標示的「暗角」二字、夏愨道搭起帳蓬建成的「遮打自修室」，「連儂牆」上貼滿數之不盡色彩繽紛的心意紙。還有一二百個貼上「我要真普選」標語和佔領區門牌的七彩帳篷。這些原先應是政府拍板興建政府總部時，開放予市民大眾，創造公共空間的一個承諾，這些畫面，理應本來出現在星期日的「添馬公園」內的，現在竟出現在圍繞政府總部的馬路上。

諷刺的是，這種由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提出的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從來都是下而上由群眾在偶然的情況底下產生的，例如以往小販或地攤擺賣，與市民生活上的互動，令小社區會漸次形成。這顯然任憑政府如何強勢，都沒可能一蹴而就。結果，這個政府索性拿着權力由自己來規劃空間，可惜，越是壓抑這股力量，佔領區的市民越是透過一種「弱者的技倆」（tactics），再次呈現這種格局，並帶到香港乃至世界每一角落。相比之下，政府總部的布局越宏大，秩序越井然，越顯得她在香港人面前的「渺小」

佔領行動遍地開花的同時，香港亦蛻變成一個真正的公民社會。日後，政府再不能擺出強硬姿態，官老爺再不能擺官威，因為社會政治的公共性增加了，市民不吝發聲，抵抗平公，政府如再想不聽民意，強行推出政策，將會落得灰頭土臉，香港人的公民力量漸次擴大，不會再容許政府任意妄為的了。除非，這個政府比殖民地時代的更不如，不知反省，與民為敵，否則，經此一役，政府仍需要與民同步，在一些政策的商議和制訂上，與香港人真正做到有商有量。不然，這會犧牲了一整代人的人的發展，以及社會整體的進步。龍教授最後道出一個城市最重要的元素，不是政府，更不是政府大樓，而是人民：「在一個公民社會裏，代表一個城市的『精神』的，絕不可能是一個城市的政府大樓。」（頁84）不知謙抑的特首，不知收斂的政府，是註定要與民為敵的。

也許，正如電影《V煞》（V for Vendetta）結束時，女主角的一句話，正好說中了這種權力的不對等：「國家現在需要的不止是一座大樓，而是希望。」這刻，香港的希望，不在政府大樓裏面，而在其外面……。

文章來源：獨立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