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黃春秋》是一本「三特」雜誌：由特殊的人群、在北京這一特別之地（中國政治心臟）、挖掘講述特別之事（中共革命親歷者與內部人見聞）。它的存在，于還原中共黨史的真實面目非常重要，但對意識形態主管部門與某些大人物及家屬來說，猶如芒刺在背，非拔掉不可。

鉤沉抉微，多枝健筆寫「春秋」

《炎黃春秋》談史為主，間或有涉及時事之文。由於中共黨史被中共視為不容官學之外人士置喙的禁臠，其文屢屢犯禁，被整肅幾乎是這本雜誌的宿命。早在2012年1月，就有人統計過，該刊曾11度遭整肅。如今時過兩年，估計已不下十五、六次之多。

從本世紀以來，中共黨史從「險學」成為「顯學」，至少有兩種力量在起作用。一是一些學者長期努力耕耘，如高華、楊奎松等人的長期研究及對史料的挖掘，使黨史走向公共視野；二是一些黨內老人通過各種渠道發表的回憶錄，其中《炎黃春秋》是個重要平台，起了扛鼎作用。

社長杜導正先生在《炎黃春秋創刊二十周年感言》中談到創刊緣起，1991年蕭克將軍點將讓他籌建該雜誌，確定的原則一是實事求是地評價歷史，《炎黃春秋》「擔負著推動實事求是風氣形成的歷史責任」。二是從正面推動以鄧小平等老一代為主導、胡耀邦和趙紫陽等人著力推動的改革開放，「雜誌應該成為捍衛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陣地」。杜老還談到 2005年前後，雜誌進一步加強了對現實的關注。

外界公認，這本刊物至少在三方面做了很大貢獻。一是對文革的否定，二是對中共黨史努力還原；三是登載了好幾篇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文章，即向中共高層提供了「建設性意見」。

不少當事人對文革的回憶，讓人從細節中看清了文革與毛的本生相，因此，這本雜誌成了烏有之鄉及毛左的眼中釘。還原改革史效果頗彰，《炎黃春秋副總編輯談胡耀邦「脫敏」過程》（鳳凰網）一文有詳細記述：胡耀邦從被迫離職後，從中國媒體上消失很久。1994年胡耀邦去世5周年，《炎黃春秋》刊登了第一張照片並配以小詩紀念。從那時直到2006年11月中共中央召開胡耀邦誕辰九十周年紀念座談會，該雜誌前後刊登了30多篇關於胡耀邦的文章。其間頻受中宣部干擾。紀念胡誕辰90周年那次還被中宣部下令封存雜誌，但在禁令發出10天後，即11月19日，中央紀念胡耀邦九十華誕座談會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從此胡耀邦「重回」中共黨史與中國公共視野。

作為中共內部人的建設性意見有：2003年1月刊載《關於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建議》，此文被《21世紀環球報道》轉發，報紙被查封；2007年10月號《完善我黨領導的幾點想法》；2013年1月作為新年獻詞刊發的《憲法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共識》，呼籲當局將虛置的憲法變成現實的制度體系，並稱政治體制改革實質是一場「維憲行動」。外界多認為，這篇呼籲政治體制改革的文章極可能是導致《炎黃春秋》網站被封的原因。

《炎黃春秋》凝聚了「體制內健康力量」

這本雜誌自1991年創刊，存活至今，是因為有「體制內健康力量」存在。有人總結過《炎黃春秋》的生存之道：一，編者和作者都是從高層領導崗位退下來的精英，能夠把握在政治上的「度」；二、讀者大都是中共老幹部和老文化人；三，雜誌社後台比較硬，一大批退下來的部長和部級領導是編委和作者，誰要動手整肅易惹風波。

我認為關鍵在第一、三兩點。中共官員退休前與退休後的表現完全不一樣，有人總結為「兩頭真」，即參加革命之初的動機是真誠的，退休之後的反思也是真誠的，獨獨在革命隊伍中，位置所系，不得不當「套中人」。這些「兩頭真」的老人，不少人在80年代中共黨內「改革派」中人。他們頭腦清楚，從自身的「革命經歷」中知道問題所在，希望中國能夠通過和平變革達成政治進化。到90年代中後期，他們已經退休，中共黨內「改革派與保守派之爭」也進入歷史，外界對他們的稱呼漸漸改用「體制內健康力量」。只是他們對體制的運作已經基本不起作用。我當年遭受政治高壓時，李銳先生曾給我打電話表示關心，他當時說的一句話我至今記憶深刻：「奈何不了我們這些老的，就專門欺負你們這些小的」。「老的」，是指他們畢竟是黨內自己人，有一定資歷，可以自保；「小的」，是指我們這些「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思想反叛者，無後台與資歷，無自保能力。

這些「體制內健康力量的存在」，讓外界對中共走漸進改革之路抱有幻想，這隻要看看每逢他們當中有人發言，海外媒體的誇大報道就可知一二。最近，黎學文在《體制內健康力量幻想症》一文中談到，朱厚澤先生逝世前曾說 「沒有希望。你們眼中的希望，是因為看到我們這些老頭子還活著，所以你們有幻想。但連我們自己都不抱幻想。」朱厚澤先生看問題通透，這點我比較清楚，因為我與他之間曾有過幾次長談，他甚至深刻理解並贊同我關於「中國近代五大政治集團的變遷展示了中國社會流氓無產者化的過程」這一闡述，並鼓勵我將其寫出來（至今我還未將這文章完全寫出來，部分論述已經使不少人很不高興）。他逝世前的臨終遺言還包括一段：「一定要告訴世人，中國模式害人不淺，害我們13億中國人已經夠了，千萬別再推廣到世界其它國家害更多的人」。不過，就算是他們，也得把握講話分寸。從我個人來說，非常理解他們的選擇：在辦一本時有春秋之筆卻能勉強生存下去的雜誌，與辦一本說話痛快卻難以長久生存的雜誌之間，選擇前者是明智的，因為這本《炎黃春秋》畢竟生存了23年，這在中共體制下，幾乎是個奇迹。

《炎黃春秋》：今之太史簡與董狐筆

《炎黃春秋》為了生存，目前還在繼續努力，比如重新張掛習仲勛在創刊十周年即2001年2月25日的題詞：「《炎黃春秋》辦得不錯」，寄望習近平念其父親與雜誌的交情放生；在微博上發表馬克思反對新聞檢查的言論：「在馬克思看來，受檢查的報刊只不過是被人的意志強行加工的『閹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對新聞出版自由的堅定主張與對書報檢查制度的強烈抨擊，展現了毫不妥協的原則立場：『凡是思想健全的人，誰能不原諒報刊的民族的和時代的過失，卻原諒書報檢查制度的反民族的和反時代的罪過呢？』」這是他們的鬥爭策略，他們也只能這樣儘力來保護這一寶貴的思想平台。

史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中共一向自詡傳承了中華文化血脈的「道統」。西安事變後，中共曾於1937年4月5日公祭黃帝陵，由毛澤東親寫祭文「昭告列祖」，毛澤東撰寫的《祭黃帝陵文》也早已刻成碑文，矗立在黃帝陵所在的軒轅廟內西面庭院，我當年在軒轅廟觀看碑文之時，心中浮現的疑問是，文革時要將封資修全部打倒的毛澤東，當年為何要以皇帝祭天的形式自認中華之正脈？既然如此，文天祥在《正氣歌》中，將秉筆直書的中華史學傳統歸為天地正氣之一：「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為何容不下一本還原歷史真相的《炎黃春秋》？這本雜誌的命運再次證明，中共統治只容得下用謊言堆砌出來的文字，如此作為，今後又如何有臉再至黃帝陵「昭告列祖」？

（編者按：這是何清漣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