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純粹偶然的原因，聽了一對再婚夫婦的傾訴。他們向我訴說了反覆回村裡為三歲的兒子上戶口的種種艱難曲折。自兒子來到這個世上開始，他們就不斷地給村書記主任和婦女主任送禮，每個人每次都是幾百上千，可都沒用。村婦女主任多次到他們在東莞的店裡作客，每次他們都是肉酒肉飯招待，有次臨走時，她居然對著他們家大門，雙手合十說：「祝願你家死兒子！」然而也是這個婦女主任，曾為他們開過一個假出生證，為此收了他們1000元錢，又向他們借了6000元，三年後還只還1000，還有5000，賴帳不還。他們說，這次回村才好不容易有些眉目，原因是上面政策變了，派出所這次不要計生證明，答應盡快把戶口的事辦好。之所以會發生這個變化，原因是湖北計生委（原話如此，應該是衛計委）與公安在打官司。兩個政府部門之間為什麼會打官司，他們說不清。我估計可能與這次戶籍制度改革有關，公安不再把給孩子辦戶口與計劃生育證明綁在一起，衛計委對新生兒攔路搶劫的惡政一旦失去公安支持，就自動失效，這無異於摔了計劃生育幹部的金飯碗。

他們訴說中有句話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刻。據這對夫婦講，村婦女主任在得知公安不認她開出的「違法生育」證明後，說：「我巴不得習近平死，薄熙來有什麼錯？」

且不說強制性的計劃生育本就是肆意侵犯人權的罪惡行為，即使認可其對減小人口壓力具有一定作用，也只是個權宜之計。它只是斷定，現階段中國人口太多，需要以節制生育來減少人口，但節制並非需要一直節下去，等人口總量降到某個合適的水準，計劃生育就當停止。與計劃生育相比，可持續發展才是需要長期堅持的，才是原則。由於執政者的愚昧，計生居然被與可持續發展這種長期原則並舉為所謂的「兩個基本國策」，未經公共辯論，憑中共中央和所謂專家的意見，就被強加在億萬國民頭上。

1990年前後是計劃生育的巔峰時期，除少數民族外，中共拿出過去搞政治運動的強力手段，在全國強制推行「城市一孩，農村兩孩」的暴政，為達到中國人沒有一對男女能避免被強制實施的節育，當局採取種種極端措施，一是把生育率與官職考核捆綁在一起，實行所謂的「計生一票否決」，生育率高低被視為與所有各級黨政一把手職務地位直接相關的「硬指標」；二是計生幹部有權入戶捉人抓人綁人，有權沒收財產，有權鏟倒反抗者的房屋，婦女們為逃避反抗節育採取的任何措施都無效，即使以命相脅都沒用，最極端的超越法西斯的標語口號是「喝藥不奪瓶，上吊不拉繩」；三是計劃生育被與公職和戶口等等捆綁在一起，一旦計劃外生育，不僅自身將失去公職，而且生出來的孩子也是黑人，沒有戶口。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戶籍管理從一個人呱呱墜地開始，直到進入火葬場為止，與每個人的生命相始終。沒有戶口，意味著從出生起就是被歧視的對象：讀幼兒園，被拒絕，非讀不可，得花大價錢；進小學，仍然是被拒收，仍然是得額外花大錢；長大了，沒有身份證，沒有責任田，不能參加高考……沒有戶口，幾乎寸步難行，處處飽受歧視，事事都得額外花錢，時時低人一等。

與這種強制性相配套的還有巨額罰款和收費，每超生一個孩子罰款數千，前些時曝出張藝謀因超生被罰數百萬就是例證。衛計委收取的巨額罰款和收費，美其名曰繳給了財政，實際上為鼓勵收費和罰款的積極性，至少有一半又由財政返還給了衛計委，最後不是被衛計委領導用於吃喝嫖賭，就是以獎金福利等名義被衛計委內部的幹部職工瓜分掉了。

作為計劃生育的組織保障，計生專幹（在其他黨政機關是計生兼職幹部）是打村委會起的鎮、縣、市、省、中央都必須配備的公務職位，每個鄉鎮通常有四個左右的專職計生幹部，每個縣有二百左右的計生工作人員。全國也許有20萬或更多的公務員靠結紮、墮胎、賣藥、罰款、收費為生。計劃生育事實上就是這些公務員及其領導的「封地」，他們工資的一部分由財政保障，還有一部分則屬於自籌，再加上獎金和各種福利，也許還包括領導的煙酒飯、嫖資賭資和存摺，全都依靠所謂的計劃生育政策，一旦沒有了計劃生育政策，或這個政策不那麼管用了，民眾不買帳了，不提著好煙好酒登門求告了，他們的好日子也就到頭了。計生官員能不跟你急？能不反對戶籍制度改革？

共產黨執政六十餘年來，旨在壓迫剝削人民的暴政、虐政、惡政絕不僅僅只是計劃生育和戶籍制度，還有更加隱蔽和嚴重的，如幹部考核提拔任命，各種審批，國土賣地，城管，強拆，環保收錢，銀行擴大存貸價差，汽油電力自來水漲價，電信電視報刊雜誌的有償新聞和強制訂閱，礦產坐地收銀子，種子農藥獸醫壟斷，醫療高額收費，社保低保從基金中刮油，高速公路旅遊景區攔路設卡搶劫……舉不勝舉，暴政、虐政、惡政幾乎遍地都是，問題堆積如山。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