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真是個奇葩學校，早年出了大名鼎鼎的王滬寧，後來又出了聲名大噪的張維為，現在又蹦出了個讓人目瞪口呆的蘇長和。王滬寧弄出了個「三個代表」，張維為搞出了個「中國震撼」，蘇長和則杜撰了個「中國式民主」，聲稱「這個世界上認認真真在搞真民主政治的國家不多，中國算一個！」「中國是世界上人口規模最大的民主國家」，「民主的希望和未來在中國」。「三個代表」和「中國震撼」夠奇葩了吧，「中國式民主」那就不是奇葩，而是駭人聽聞了！

蘇教授關於「中國式民主」的理論發明出籠後，官方媒體競相刊載，贏得了廣大網評員同志們的熱烈喝彩，但在民間卻是罵聲一片。有人稱他是「郭沫若附體」，這話固然沒錯，可他讓我想到的卻是比他出名更早名氣也更大的芮成鋼同志。在我眼裏，蘇長和就是學術界的芮成鋼！

當然，這兩個人的不同是明擺在那裏的，一個是大學教授，一個是電視主持人，一個搞學術，一個做新聞，一個口才了的，一個筆走龍蛇—–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都屬於「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這個詞最早是由北大教授錢理群先生提出來的。他說，「我們的大學，包括北京大學，正在培養一大批‘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道，善於表演，懂得配合，更善於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人一旦掌握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污吏危害更大。我們的教育體制，正在培養大批這樣的‘有毒的罌粟花’。」有人把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的特點概括為以下六點：一是智商高，財商也高，善於發現官場裏的「政機」和「商機」；二是精通世俗，處事老道；三是善於表演，隨聲附和，一旦發現上邊領導喜歡什麼，自己馬上就會表演什麼；四是懂得配合，不得罪任何人，尤其不得罪任何領導；五是善於利用體制達到個人目的；六是撈好處不留痕跡。芮成鋼倒掉後，被公認為精緻利己主義者的代表。

如同芮成鋼質疑駱家輝坐經濟艙一樣，蘇長和稱「中國是世界上人口規模最大的民主國家」，顯然違反了學術界的常識，但他的過人之處就在於，他能夠發揮自己的學術專長，運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識，把這種反常識的說法包裝成言之有據的理論創新。不過，不管包裝得再怎麼像回事，反常識的本質還是改變不了的。以蘇教授的智商當然不會不瞭解這一點，更不會不知道一旦拋出這種反常識的觀點，勢必遭到人們的吐罵和同行的不恥，那麼他為什麼還要冒天下之大不韙這麼做呢？那是因為他太清楚不過的知道，如今掌權的官員們需要他這樣的理論創新。有些話當官的不便說，說了反而影響不好，而由像他這樣有著名校教授頭銜的人說出來就顯得比較「客觀中立」，比較有權威性。換句話說，諸如「中國是世界上人口規模最大的民主國家」這種來自學術權威的觀點正是官方所需要的。正因為切中了官方的需要，提出這種觀點的人獲得的回報自然可想而知，由此飛黃騰達乃至成為王滬寧那樣的御前高參也不是沒有可能，這正是蘇教授夢寐以求的。至於人們的吐罵，蘇教授是不會太顧忌的，因為他深知他們手中無權，是絕對罵不倒他的，而真正能夠影響他的前程的不是罵他的那些人，而是掌權的官員。說白了，蘇教授其實就是在拿他的教授頭銜和學術專長在搞投機，在和官府做交易，這跟芮成鋼有什麼兩樣？

可悲的是，今日中國之學術界，類似蘇長和這樣的教授專家絕不是只有幾個，而是有一大把。每當政府有什麼重大決策出臺時，或是遇到什麼重大難題時，這些御用化了的知識精英總會不失時機地跳出來，為自己的主子搖旗呐喊，用自己的精英身份幫著它們忽悠民眾。他們堪稱是活躍在學術界的芮成鋼們。

例如，當社會大眾對腐敗極度不滿時，他們站出來解釋了。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張曙光說：腐敗和賄賂成為權力和利益轉移及再分配的一個可行的途徑和橋樑，是改革過程得以順利進行的潤滑劑，在這方面的花費，實際上是走向市場經濟的買路錢，構成了改革的成本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張維迎認為：在公有制下，官員索取剩餘可能是一個帕累托改進，因為它有利於降低監督成本，調動官員的積極性。私人產品腐敗的存在，對社會、經濟發展來說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優的，第二好的。反腐敗力度要把握適當、要非常適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適當，間接帶來的負效應也非常大。

當老百姓對貧富差距拉大議論紛紛時，他們又站出來發言了。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厲以甯爭辯說：中國的貧富差距大嗎？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和諧社會才能有希望。張維迎提出：只要抓總量增加，不必管分配。發展到一定程度，一切問題都會解決。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的觀點更妙：我國當前貧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於富人太富，而在於窮人太窮。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蕭灼基則打馬虎眼稱：我國雖然基尼係數已超過國際警戒線，但發生社會動盪的可能性甚微。

有道是「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想當日，被主子寵倖的芮成鋼是何等風光，可今天等待他的卻是什麼呢？蘇長和們，你們不會也想步他的後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