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 ）寫了一本書叫《失去新中國：美國商業，渴望和背叛的故事》。該書是關於美國企業界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的齷齪關係。美國的商人遷就中共，並對迫害視而不見。有時，他們甚至教唆迫害：如思科等科技公司設計了特殊的方法用來監測和逮捕法輪功學員。當閱讀葛特曼這本書的這些段落時，我說，「每過一段時間就會有一本書讓你夜不能寐，這本就是其中之一。」
葛特曼的新書《屠殺》，則讓人乾脆別睡了。這是一個嚴峻的書名，反映了一個嚴峻的現實。
新書講述的是法輪功，其修鍊者和中國共產黨對他們的無情迫害。法輪功是一種宗教或精神理念或「身心系統」。根植于佛家和氣功。換句話說，是中國的東西—不像馬列主義（和毛思想）。其指導原則是「真，善，忍。」這些修鍊者真是忍了太多。
那是在1999年，中國共產黨發起了針對他們的全面運動。從那時起，當局把他們趕進了勞教所，送他們進「再教育班」和「聲討會」。當局也折磨，屠殺他們。除此之外，當局摘取了他們的器官。不僅如此，是在他們還活著的時候，摘取的器官。當2006年關於這種做法的緊急報告出來的時候，我寫道：「有時候，不可思議的事情需要想一想，想一下。」 伊森•葛特曼不僅想過這個問題，他還記錄下來這個問題。
他是一個耐心的，頑強的調查者：一個有著艱難並極為重要使命的人。為了這本書，他採訪了四大洲的100多名證人。這些證人包括兩種基本類型：受屠殺的法輪功倖存者，和曾經參与迫害但被良心打動的人。後者包括醫生，警察和勞教所管理人員。有人崩潰了，發了瘋，因為他們折磨或摘取了無辜人的器官。
法輪功學員不是唯一被摘取器官的人群。同樣的遭遇也發生在了維吾爾人身上。也發生在了藏人和「家庭基督徒」身上。也發生在普通的被判死刑的刑事犯身上。但是屠殺主要發生在法輪功學員身上。
在書中，葛特曼向我們介紹了很多個個人，記錄了他們的證詞，並用專家的眼光評估這些證詞。葛特曼的書讀起來很艱難，因為裏面記錄的可怕的事實。我承認我跳過了一些章節，也不忍看一些照片。
到1999年，黨開始鎮壓前，法輪功吸引了7000萬，可能高達1億人。他們完全是非暴力，非政治的，只是想要通過理念和緩慢的功法改善他們的生活。很多人也是黨的官員或者工作人員。但是中國共產黨無法容忍任何可能吸引忠誠和奉獻精神的一切。據報，時任主席江澤民曾說過：「如果中國共產黨戰勝不了法輪功，就是世界最大的笑話。」當鎮壓開始時，是有系統的，無情的。
在這裏我就不再贅述當局使用的所有酷刑方法，那需要寫幾頁紙，但是我們也不能避而不談。共產黨當局使用電棍電擊。將懷孕婦女吊在天花板上毒打，並強迫她們的丈夫目睹這一切。他們將剝光衣服的婦女投入慣犯的牢房，任其輪姦。
當局為了讓法輪功學員放棄他們的信仰不擇手段。而且，奇怪的是，許許多多法輪功學員在經歷這一切折磨后拒絕放棄。我異常敬佩這些人。有人在被屠殺前高呼「法輪大法好」，這讓我想起了古巴人曾高呼「基督國王萬歲」（「Long live Christ the King!」）。
每周，或至少每月，我都收到一些人權組織的電子郵件說有一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通常，受害者是老年婦女，這讓你去想那些能夠酷刑折磨老年婦女並使其致死的人。你能想象你自己打碎她們的牙齒，用電棍電擊她們，打斷她們的胳膊？那些看起來像你祖母一樣的人嗎？
對於法輪功而言，2006年是重要的一年。關於活摘器官的消息在西方曝光了。目擊證人們說中國共產黨在摘取法輪功學員的器官，而且是在他們還活著的時候。當然，對於器官受體的患者而言，器官越新鮮越好。
葛特曼和他的證人們指出了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悖論：老年人和生病的人較能倖免，在某些程度上，因為他們不像年輕人和身體健康的人那樣是活摘的首選。老年人和患病的人更有可能活著走出勞教所。
當然，器官有一個巨大的市場。有錢的外國人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客戶。在外國，那些人要痛苦的等好長時間，可能到死也沒等到器官。在中國，他們能快速的拿到新鮮的年輕人的器官。他們不必太過打聽為什麼（有器官）和來自何處。他們只是想要活下去，這是可以理解的。中國當局可以賺很多錢。一個肝臟賣9萬美元，還有心臟，肺，和角膜。葛特曼說如果一個人身上的器官都能夠「有效移植」的話，可以賣出30萬美元。除了有錢的外國人，也有共產黨的高官需要器官移植：這些人會很快得到器官供應。
一名負責抓捕法輪功學員的前政府官員對葛特曼說：「沒有什麼事情是中國共產黨做不到的。在監獄和勞教所，囚犯就是豚鼠。他們或許也像家畜一樣（被任意宰割）。
當然，到底有多少法輪功學員被活摘了器官很難確定。中國共產黨竭盡全力來掩蓋這種野蠻行徑。但是葛特曼的估計是6萬5千名，也就是6萬5千人被活摘了器官。
Robert Conquest，那位極權主義學者，曾經向我解釋過為什麼世界不願意相信目擊證人。因此，對早期蘇聯的報告被斥為是「里加謠言」。對（納粹）屠殺的早期披露被說成是猶太人的歇斯底里。當有人從毛的手下逃脫半死不活的到了香港，他們被視為是丟了內戰的「老張軍閥」，等等。
當我讀《屠殺》這本書的時候，我不禁想起納粹。當我看到（或不忍看到）書中的照片時，我不禁想起納粹。我想：「這些就是納粹。這就是門格勒。」 葛特曼寫了後記，他稱之為「個人筆記」。他描述了他與家人訪問奧斯威辛 – 比克瑙的情景。他提到他的「遠房親屬」被殺死在那裡。他意指門格勒醫生的診所和中國共產黨活摘器官的相似性。
葛特曼寫了一本高貴的書。他沒有虛度他的時光，他完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使命。在後共產黨時代的中國，那裡應該立一兩座他的雕像。他是中國當局最可怕的敵人之一，因為他的武器是真相，還有挖掘真相的決心。他做了一千個記者的工作，那些記者寧願做任何事，也不願深入挖掘中國的真相。
2005年，張戎和Jon Halliday出版了關於毛的傳記。Donald Morrison為《時代》雜誌寫這本書的書評時，形容它為「原子彈」。《屠殺》這本書是另一枚原子彈。但是如果沒有人聽說過它，或願意聽到它，那麼它會發出聲音，或產生影響嗎？這本書應該震撼我們所有人。
文章來源：《博談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