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朝的風流人物，輪不到毛，也輪不到鄧。只是因為鄧的周年非紀念不可，才需要頌鄧，才不能不扯上毛，才引發了熱議，不過也熱不到哪裡去。

毛反人類，本屬希特勒一流。他的頭像現在雖仍掛在天安門上，遲早會歸入垃圾類。鄧也因天安門屠殺而身敗名裂，但論者認為，他畢竟和毛不是一路貨，為他辯護。他們所考慮的或顧忌的，是中共的存在及其力量——這個黨不僅擁有八千萬名高度組織起來的黨員，而且掌握著支配13億人生死存亡的絕對權力。語云，「打狗要看主人面」，評論大概也有評鼠忌器的問題。為了避免多重標準，不妨客觀設想一下：倘若出在非洲、歐洲、美洲或亞洲的其他地方，屠城應該如何論定？

現在論毛鄧，往往著重於他們二位的區別：毛造反，鄧維穩，毛公有，鄧私有，毛計劃，鄧市場，毛恨臭老九，鄧尊重知識，毛閉關鎖國，鄧對外開放，諸如此類。區別是實際存在的，不應該忽視。這是因為他們兩人需要面對的問題，「打江山」和「坐江山」兩者，顯然大不相同。中國歷史上的歷朝歷代，除了以奪取政權為使命的「太祖」，都有以保有天下為使命的「列宗」，他們之間，一般都存在著這種區別。

所以把毛的「前三十年」和鄧的「后三十年」看成一個整體，也是符合史實的。毛祖和鄧宗，政策很不同，風格也不同，那是「小異」；相對地說，他們之間還存在著大同——毛祖鄧宗共一黨，而且共同維持著一個時代——共產黨領導一切的時代，共同維持著一種制度——共產黨領導一切的制度，共同夢想著實現一個目標——共產黨永遠領導一切的偉大理想。

掌握「大同」，就能更深入地理解「小異」。造反有理的毛，是造別人的反有理；穩定壓倒一切的鄧，是拿自己的權力去壓倒自己不喜歡的一切。兩者是一回事。實行公有化的毛，是把別人的一切私有財產充公，這是為了過渡；鄧允許國有企業改制，是瓜分這些公產，過渡到自己權貴的手裡。兩者也是一回事。毛主張計劃，是通過計劃把國家的資源捏在領導手裡；鄧開放市場，是通過黨和政府調控市場，把經濟活動捏在領導手裡。也不是兩回事。

毛恨臭老九，鄧尊重知識，這都有話可証，有事可証。當然，毛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所以也愛郭沫若、錢學森、張春橋等無數愛黨愛毛的知識分子。同樣，鄧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所以並不看重章伯鈞、儲安平、白樺、劉賓雁、黃萬里、方勵之等無數正直敢言的諤諤之士。應該說，毛鄧的感情好惡是完全一致的，體現著異曲同工的道理。

毛閉關鎖國，不假，但他既非常熟悉羅斯福和林肯的自由民主的主張，也有一邊倒向斯大林的毛病，又有向赫魯曉夫索取原子彈技術的要求；鄧對外開放，也不假，他是兩個拳頭都硬，引進外資為華所用的確不假，兩年一次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也從來沒有淡忘或馬虎過。當然後來又有新發展，直到反對普世價值，早已不是兩年一次，而是年年反，月月反了。

所以，毛祖和鄧宗，的確是一以貫之的。他們是奪權和掌權用權維權的關係。有時更多地著眼于權，有時更多地著眼于利，是題中應有之義，沒有本質區別。中共黨史作者要大家把前30年和后30年看成一個整體，不僅用心良苦，而且無可非議。

毛和鄧，都做了一輩子中國夢，希望中國組織起來，十億如一，成為天下無敵的戰鬥力，天下無敵的勞動力。這是相同的。但他們二人的辦法不同。毛的辦法是用繩子把十億捆在一起，鄧的辦法是用GDP把十億糊在一起。捆的辦法肯定不行，糊的辦法好像也不是太得手應心，所以正在謀求全深改。

我不認為國家應「如一人」。我贊成憲法。我也認為13億公民人人應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的主人。因此，我希望正在進行的全深改，非但改掉毛，而且改掉鄧。否則的話，依法治國沒有希望，打老虎無以為繼，各種社會矛盾無法解決，創造性主動性紙上談兵，陰霾也將揮之不去，中國難見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