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近兩年的中國政治，會發現一個很值得研究的現象，即精英政治與底層政治的裂溝正在加劇擴大，執政者的主要精力放在整頓吏治與應付十八大權力之爭的後遺症之上，對中產階層的民主憲政政治訴求採取嚴厲打壓，動輒以尋釁滋事抓捕。但地方政府因反腐壓力當頭，以不出事為最高目標，對農村地區的壓制反而有所鬆動，因此，底層政治中的民粹主義反而興旺起來。陝西靖邊地區出現的所謂「打土豪分田地」就是這種情況下出現的。

不少論者為「打土豪分田地」叫好，本文想分析這種「打土豪分田地」的舉動是否能為中國找到今後亟需的制度出口。

底層政治民粹化趨勢已成

6月1日，陝西靖邊縣84戶400多名農民私自成立分地工作隊，測量並分配了與其他村組存在土地權屬爭議的70畝土地，參與的村民將此次行動稱之為「打土豪，分田地」。

村民要分地的理由有兩點，一是這塊於1979年承包出去的地歸屬權有爭議，目前歸屬西峁組，但實際應該由東邦組、前溝組等4個小組共有；二是包括這70畝地在內的1314畝林地由西峁組村民王治忠承包，王治忠家有權有勢，因此大家要打土豪。

記者調查到的事實脈絡是：該地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土地歸屬經過兩分兩合，現有土地歸屬其實早在1963確定，劃歸西峁。王治忠之父王建國於1979 年通過口頭協議從西溝村組承包了1000畝荒地，1984年，王建國、郝耀軍等7人分別與西峁組簽訂了《承包治理小流域合同》，承包了這塊荒地。經過投入資金人力，這塊地如今已經成為林地。在2008年以前，當地村民對此並沒有異議。直到2008年，靖邊縣工業園區向楊虎台村徵地，過去不值錢的荒地也能得到大筆補償款，村民們開始爭奪這些荒地的所有權，以期分到土地補償款。（詳情見《土地糾紛引陝北400餘農民「私分」田地》，中國新聞網，2014年6月 22日）

王治忠父親承包該塊土地時，只是個普通農民，他家變成「有權有勢」的「土豪」，應該是承包土地後的事情。當地政府判定為土地糾紛，是基於契約關係構成的事實。這類事情其實在中國農村地區非常普遍：荒地承包出去之時並不值錢，承包者經過多年資金與人力投入，經營見效，進入收穫期，當地村民就開始要求變更承包合同，重新分配。正因為這類糾紛太多，2009年，中國政府出台《農村土地承包經營糾紛調解仲裁法》，希望為這類糾紛提供法律依據。

政府與底層圍繞土地的政治博弈

中國的經濟改革，其實就是圍繞資源再分配而展開的，採取的是透支資源支撐發展的模式。如今全國範圍內出現了資源枯竭與大範圍的環境污染，僅剩下土地這一種最值錢的資源，政府、民間全都盯上了這塊生財寶盆。

從2008年到2013年，全國公共財政收入6年間增長了一倍，從61330.35億元增至129143億元，而同期土地收入翻了兩番，從2008年的 10375億元猛增為2013年的41250億元。土地收入與全國公共財政收入的比值從1:6增長為1:3。

政府利用對國有資源的絕對支配權強徵土地，在全國範圍內形成了市、鎮、村三級合謀侵奪村民土地的普遍現象，全國每年逾20萬起群體性事件，土地糾紛佔了 30%以上。各類土地糾紛更是層出不窮，其中有陝西靖邊這種群體與個人、村級組織與個人，以及個體之間的爭鬥。《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例精選》一書收有各種案例。

土地糾紛如此紛繁，其根源都在於中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製造成的所有權虛置狀態。對政府而言，所有權虛置狀態為政府侵奪農民土地留下了制度通道，讓政府擁有農村土地事實上的支配權；對農民而言，集體所有這一名義也同樣為他們覬覦他人財產、藐視契約權利留下了方便的入口。解決因為徵地而引起的官民衝突以及農村頻發的土地糾紛，一勞永逸的方法其實就是土地私有化，所謂農村社區重建等事項，在私有化問題解決之後再來解決，則有了制度依託。

目前政府的新城鎮化政策，是只顧了財政需要的短視之舉。在就業本已非常艱困的條件下，農民失去土地就會成為實質上的流民，流民社會是「毛澤東打土豪分田地」的社會基礎，但不是憲政法制國家的基礎。

「富馬克思主義者」與窮馬克思主義者的利益分裂

習近平上任以來，因為上層嚴重分裂而不得不以各種方式集中權力，出於對民主政治的恐懼，習幾乎拒絕一切社會階層對政治的參與，因而，有限的政治參與（比如建言）多以投機為主，中產階級的政治參與本來就侷限於網絡言論，在強力打壓下，言論空間日漸壓縮。以新城鎮化為主要內容的「經濟改革」使底層流民化趨勢加速。

這種拒絕任何社會參與的獨裁統治，將政治變成了少數人壟斷的精英政治，公權力對資源與思想文化資源壟斷的全面趨強，必然與民眾要求參與的需求之間的矛盾更趨嚴重。滑稽的是，在權貴資本如此發達的今天之中國，中國的思想控制仍然得乞靈於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這實際上讓中共自身、尤其是讓中國社會陷於一種難以解脫的困境。

共產主義政治從娘胎裡帶來的理想病，就是要以「剝奪剝奪者」的方式消滅有產者。它的現實病卻是三個壟斷（壟斷權力、壟斷資源、壟斷真理）必然養成新特權階級。這一結局，蘇共無法避免，所有其他的共產黨國家也無法避免。中共曾借經濟改革暫時擺脫了危機，但權貴官僚集團利用權力搶錢，又造成了新的危機。目前，中國社會最深層的矛盾其實是「富馬克思主義者」（統治集團）與窮馬克思主義者（社會底層）之間的矛盾。富馬克思主義者對意識形態的堅持，一是為了政治合法性，二是除此之外，無別的理論抵禦西方自由民主價值觀。這兩者，都與所謂意識形態的純粹性沒有半點關係。

問題是，中共當初將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本土化時，「打土豪分田地」成了最深入人心的口號，並以此成功地動員了底層社會參加革命。中共在奪取政權之後，意識形態仍然沿襲了當年革命黨時期的特點，繼續灌輸這類思想。如果說當年中共的土地革命與土地改革需要對群眾充分動員與教育，才能讓他們認識到剝削有罪，剝奪剝奪者是神聖革命，那麼今天中國的底層社會根本不需要再灌輸這類理念，底層神聖、 打土豪分田地、剝奪剝奪者有理等觀念，他們自小通過學校教育、電影電視文學作品等無處不在的浸染，已經內化為思想的一部分。加上中國的市場經濟具有的中國特色，他們理所當然認為自己的貧窮就是他人的富裕所造成，尤其是貪官污吏們的剝奪所造成。既然你們能夠用權力搶錢，我們就要用暴力將錢搶回來。

如今，政治裂溝的一邊，是「富馬克思主義者」用槍桿子在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另一邊，則是數以億計的社會底層想要回自己擁有的那一份，「要將自己失去的奪回來」。前者說自己是全體人民包括後者在內的代表，在為人民看守家財；後者稱那家產本就是我們的，如今大家要分家產，要革命，也就是說，要像當年毛澤東領導的革命一樣，重新來過。中國已經陷入制度性無出路狀態。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