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7月21日訊】（新唐人記者唐迪綜合報導）曾經執掌中共軍隊人事大權整整10年的中共前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被北京當局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迅速拿下了。他的政治同盟者，中共前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及其子女兄弟也統統被當局秘密拘押，只等時機成熟公諸於眾了。就在這些曾經隻手遮天的大老虎們被關進虎籠的同時，媒體明星芮成鋼這樣的當紅小生也來湊熱鬧被「被檢方帶走」。他們從雲端驟然跌落谷底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麼呢？日前，著名旅美學者何清漣女士撰文探討了這個問題。她認為，這些人落敗的真正原因，是他們在中共的「制度陷阱」中走到了窮途末路。

中共官場上潛規則與明規則共同構建的「制度陷阱」

7月17日，何清漣在《美國之音》上發表了題為《他們的成敗皆因制度陷阱》的評論文章，一針見血地指出，周永康、徐才厚、芮成鋼這些曾經的「黨國柱石」，千萬人艷羡的「頂級成功人士」，他們的成功與失敗皆因中共的政治體制。

「其興，是藉助于體制之弊，即政治保護關係的潛規則；其敗，則因他們賴以立足的政治保護關係被摧毀。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文章這樣寫道。

文章表示，在當今的中國，作為一個出身寒門的平民子弟，要想在中共官場中攀爬到高端，那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因為他們沒有父輩資源可資利用，每上一個台階，都依靠自己打拚。所有的「貴人」，得在工作中遇到；所有的關係，得從仕宦生涯中結納。

而中共官場自有一套官場的潛規則，「這就是必須尋求政治保護者，並與其形成一種利益共享、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政治保護關係」。

何清漣認為，中國官場的「保護主義」關係網路不僅服務於權貴及官僚利益集團成員之間的相互交易，而且也延伸到商界和其他社會群體（包括黑社會組織）之中，成為人們通過官商勾結（包括「官黑」勾結）致富的關鍵紐帶。

文章寫道：「在當今的中國，這種『保護主義政治』沿著兩個方向伸展：其一是保護主義政治關係幾乎全面覆蓋了黨政部門，其二是官商關係日益『保護主義』化。」

尤其到了江澤民時代，「這些利益集團的勢力進一步坐大，在黨政部門內已形成一層又一層盤根錯節的利益保護關係，凡有利於這些利益集團的法律政策執行起來非常通暢，而任何不利於這些利益集團的法律政策則形同虛設」。

文章分析稱，從周永康的秘書五人組、四川幫、石油幫部屬，到徐才厚手下軍銜晉升至少將的四大秘書，都是在他們入了「公門」之後，得其上司賞識，納入門庭，在政治體制之內結成了「施惠—受惠—回報」這種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政治保護關係。而這種關係的產生，是中國政治制度設計的缺陷所致，即明規則與潛規則共同構成的「制度陷阱」。

「在官員升遷中，明規則只是桌面上的擺設；潛規則，即買官賣官形成的利益輸送機制，在起實際作用。」文章指出，「這些寒門出身的精英們共同跌倒在腐敗受賄上並不希奇，因為這種政治保護關係的存在本來就是為了更好地瓜分資源。」

顯而易見，正是這種根深蒂固的制度性腐敗，給了善於鑽營的「周永康、徐才厚們」平步青雲的機會，而一旦他們苦心經營起來的這種「政治保護關係」由於上層的政治權力鬥爭被斬斷，他們也就難逃兵敗如山倒的結局。

文章最後寫道：「可以說，中國現有的政治制度，不僅嚴重剝奪本國人民的基本權利，也成了官員們害民最後害己的根源。」

高校黨委書記逃離中共制度陷阱的心路歷程

2013年10月，《中國周刊》上曾發表了一篇題為《一個官員的隱憂》的文章。該文詳細揭示了長沙大學黨委書記劉耘，從滿懷做清官的理想進入仕途，而最終以提前退休的方式辭去人大職務的心理歷程。

　

1993年，擁有博士學位的35歲的劉耘成為了長沙縣縣委書記。他在心中給自己定下了一個目標：經過努力，讓自己的治下成為一個政治清明、經濟發展、社會風氣良好的地方。 但隨後官場上發生的一系列事情讓劉耘「感到震驚」，他驚呼：怎麼官員為了達到目的，可以沒有任何底線呢？自認為「有做人底線」的劉耘，很快就被「沒有做人底線」的中共的官員排擠而步步下行，去擔任長沙市外經委主任、書記去了。雖然級別沒變，但實際權力越來越小了。

2000年以後，由於耳聞目睹了太多的案例，劉耘終於認識到：不跑不送幾乎無法在體制內生存，逆淘汰的力量是無法抗拒的。原因很簡單：「你不送禮不進這個圈子，不要說往上走，你要呆住都很難。因為你這個位置如果好的話，怎麼會讓你這樣一個人老在這兒獃著呢？」 。

2001年，劉耘從市經貿委調往長沙大學（現名長沙學院），擔任黨委書記。他當時對官場已經「很反感」了，覺得學校還算是一塊凈土，就想留下做些事情。

但有一次，劉耘與另一位大學校長一起赴德國參加一場研討會。這位校長無意間說出的一句話讓他印象深刻：「按德國標準，我們都是罪犯。」劉耘仔細一想，的確是這麼回事。

　　

「比方做學科建設，你要跑項目，跑課題。你不跑行嗎？不跑絕對不行的。你跑的話，空手跑行嗎？也肯定不行啊。如果沒有人搞你，就沒事；如果他要搞你的話，就可以說你是行賄啊。」劉耘說，「為什麼我後來感到沒安全感了呢，就這個問題啊，制度是個陷阱。」而這種制度陷阱，普遍存在於官場之中。

看到這個現實，自認還有一點做人底線的劉耘心頭的不安全感日益強烈，於是，他選擇了逃避。

劉耘以提前退休的方式辭去了人大的職務，但他並沒有對體制「心死」。他還保持著所謂政改的理想。

針對這個案例，評論人士文正分析稱，劉耘的政改理想實際上已經被歷史和現實證明是行不通的。道理很簡單，「那些罪不容赦的中共行惡官員，他們自知死罪難逃，抱著『要死大家一起死』的心態，也不容那些體制內還有一點做人底線的人搞成什麼政改。因為，任何有一點做人底線的政改，就必然要觸動到共產黨的既得利益，出於會咬人的本性，它們必然會拚死掙扎，這也必然會導致中共體制的解體。這個解體過程也是天滅中共的一個表現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