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傳統文化被稱為「神傳文化」，在中華民族五千年的輝煌歷史中充分展現過，即真正的中國文化。

黨文化是附著在中國文化之上的一種附體文化。（節選自《解體黨文化》之三）

人的大腦容量是有限的，如果一個人接受了很多傳統文化，那麼他就是一個傳統的人；如果一個人被長期灌輸黨文化，那麼他就是一個具有「黨性」的人，他勢必傳統的東西就少。在人類有限的大腦容量裡，好東西接受的多，壞東西就會少；否則反之。這是一個反比例的關係。

放眼當下的中國大陸，處處都充斥著黨文化，傳統氣息難以尋覓。黨文化是中國共產黨有意圖地、強行地灌輸給中國人的。現在該是我們清醒過來的時候了，不能將黨文化繼續下去，不能被黨文化折磨和欺騙到底。那麼我們就要重新學習傳統文化，認清黨文化的表現和思維方式，漸漸地就會喚醒我們內心深處沉睡已久的傳統底蘊。

以「孝」為例。

《弟子規》中說：

「首孝悌，次僅信。」

大意為，第一重要的是孝順父母、尊敬兄長；第二重要的是小心謹慎，誠實守信。

「親所好，力為具；親所恶，謹為去。」

大意為，父母親喜歡的事物或行為，子女要盡力為他們做到；父母親討厭的事物，子女要謹慎地為他們排除，小心改正。

而中共教中國人什麼呢？

張志新的女兒林林回憶起1975年初春的一段經歷：「瀋陽法院來的人大聲說：『你媽媽非常反動，不接受改造，頑固不化，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罪上加罪，政府考慮加刑。如果處以極刑，你是甚麼態？』……我愣住了，不知道怎樣回答。我的心一下碎了。但我強裝鎮靜，強忍著淚。爸爸說過，不能在別人面前掉淚，不然就同媽媽劃不清界限了。爸爸代我回答說：『如果確實那情況，政府怎麼處理都行。』法院的人又問：『處極刑，收不收屍？張志新獄中的東西你們還要不要？』我低著頭沒說話。爸爸又代我說：『我們甚麼都不要。』……爸爸領著我和弟弟從縣城招待所出來， 跌跌撞撞，頂著呼嘯的風雪回到家。沒有做飯，爸爸將家裏僅剩的一個窩窩掰成兩半，分給我和弟弟吃，說：『吃了早點睡覺。』我靜靜地躺在炕上。爸爸獨個兒坐 在小板凳上，對著燈發愣，他瞅了瞅炕上，以為我和弟弟睡著了，就慢慢地站起來，輕輕地把瀋陽家裏帶來的箱子打開，翻出媽媽的照片。看著看著，爸爸禁不住流淚了。我翻下床，一頭撲進爸爸的懷抱，放聲大哭。爸爸拍著我，說：「不能這樣，不能讓鄰居聽到。」聽到哭聲，弟弟醒來了。爸爸把我和弟弟緊緊地摟在懷裡。 這一夜，我們不知流了多少淚，卻不能大聲哭。」（節選自《九評共產黨》之七）

親人被定為「黨的敵人」後，家屬必須表明立場，不能含混。章伯鈞被打成右派以後，他的兒子、妹妹都在報紙上發表文章進行批判。另一個毛澤東親自指定的右派儲安平的兒子則這樣教訓自己的父親：「我要給儲安平先生一句忠言：希望你及時懸崖勒馬，好好地傾聽人民的意見，挖掘自己反社會主義思想根源，徹底交待自己的問題，以免自絕於人民。」

於是乎，一方面人們在一次次鬥爭中被強灌鬥爭思想，另一方面又正是在這樣一次次「觸及靈魂」的鬥爭中，為了生存，人們被迫學會了用厚厚的冷漠包裹自己的良知，學會了唯有打擊、整垮別人，才能保全自己，不少人由此認定「弱肉強食，適者生存」便是真實的生活的法則。（節選自《解體黨文化》之二）

中共發起的整人運動，從來都是你死我活式的，一波又一波，一次有一次……一切傳統的人倫都變得那麼遙遠。某些人的人性不足是與生俱來的，比如：1983年，楊秉城（黑龍江省參事室主任）在北京西山中共中央黨校與薄一波聚首長談：「文化大革命中揀了條命，別說人要整死咱們，江青一宣布我是叛徒，連我兒子小熙來也給我一頓鐵拳，把我打得眼前一黑摔倒在地上，這個狠小子，又照前胸踏了我幾腳，當時就有三根肋骨被踹斷，看他這個六親不認，手毒心狠連他爹都往死裡整的樣子，這小子真正是我們黨未來的接班人的好材料。今後肯定會有大出息。」

像薄熙來這種不需中共教唆、威逼就沒什麼人性的，是少数。無論天生的，還是後天被逼的，人在失去了基本人倫道德以後，準確地說，人性少得已經不像是人了。為了讓黨滿意，什麼事都幹得出來。這太恐怖。但却是中共最希望看到的。

噩夢延續至今，今天的中國人，不尊敬長輩的、呵斥父母的、對父母惡語相向的、更甚者殺害父母的……這恰恰是中共所希望的。在中共看來，只有放棄人性的，才可能為中共所用，才可能與中共為伍，才可能具備黨所說的黨性。黨性與人性是格格不入的，完全對立的。我們只有一條路，清理黨性，解體黨文化，找回人性，走回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