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面出擊不是良策。花錢買友誼也不是良策。無論內政外交，都應該走上理性和誠信的正道。新領導需要新形象，卻有一個不識時務的國新辦，發表了一篇白皮書，說什麼一國兩制就是中央「全面管治」，港人治港取決於「中央給香港多少權」云云。這很奇怪，公然背信毀容，自亂陣腳，不知是何方高明授意！

一國兩制是鄧小平的創造。在自由人的國度裡，本來無所謂一制還是多制。問題是鄧小平也不懂頂層設計。1979年3月，他一人一嘴，宣佈中國必須永遠四個堅持；1980年1月，又是他，把「台灣歸回祖國，實現祖國統一」列為80年代三大任務之一。這才發現了矛盾：你要台灣回來堅持馬列主義、社會主義、無產專政、一黨領導？你叫台灣也來服從領導，自願鎮反、肅反、反右派、大躍進、餓死人？就算台灣的政治家中的某些老朋友受得了，台灣的老百姓誰受得了？所以，一國兩制是逼出來的聰明。不過，在當時的條件下，它和《憲法》是牴觸的，並不具備法律效力，只是鄧小平的一種統戰設想而已。

一國兩制的明朗化、法律化和國際化，始於並且基於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在這個歷史性的國際文獻中，兩國政府都作出鄭重保證：英國政府聲明，「於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將香港交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政府聲明，「除外交和國防事務屬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

「除外交和國防事務屬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這是一國兩制的本初義，也是它的法定義。這個定義，是周全的，完整的，不需要補充，不允許閹割——香港的一切事務，凡屬「外交和國防」，由中央政府管理；凡非「外交和國防」，由香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以上白紙黑字，是我對一國兩制的理解。特區政府的發言人說，鮑彤的理解「斷章取義」，「不正確」。我感謝有人指出我的不正確，我渴望知道特區政府對《聲明》的正確理解。

最重要的是，不應該使港人已經有權得到的一國兩制被蠶食成一國一制，不應該使有義務兌現支票的中國政府淪為信用破產的政府。這才是非弄個一清二楚不可的。普選就是一個實例。普選的時間，普選的規則，是外交嗎？是國防嗎？為什麼非捏在中央的全面管治權的手裡不放？這算一國兩制的實踐還是一國兩制的踐踏？似乎真的有人在憂國憂民憂港！似乎不如此就不足以體現「黨管幹部」的原則，不如此就不足以保證「愛國者」當選！

如果有人認為「黨管幹部」比一國兩制更重要，比香港回歸更重要，其實大可明說，不必拐彎抹角變戲法。至於愛國不愛國，我想選民打的分，往往比領導的判斷更準確。遠的說，1959-1961年餓死幾千萬人的那位不愛國的國家主席毛澤東，明明是根據黨中央的辦法擁立的，根本不是港人治港普選出來的。近的說，衡陽市人大520幾名代表中510餘名賄選的醜聞居然被嚴嚴密密包藏了長達兩年之久，同樣發生在黨管幹部的制度之下，絕對和港人治港無關。

同樣的道理，同樣的危險。選舉如此，司法如此，教育何嘗不如此！聽說現在連什麼銀行不得在什麼報刊上登廣告，也已經開始被中央納入「全面管治」的軌道了，真不知道這種「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是為了達到什麼目的而設計出來的。

一國兩制，如果打冠冕堂皇的官腔，常常被說成是「大陸實行社會主義，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其實，誠如鄧小平所說，「什麼是社會主義，誰說得清楚！」現在在大陸教科書中，「社會主義」固然是自我吹噓的神話，「資本主義」也無非是排斥異己的貶詞。因此，如果赤裸裸地就本質而言，把一國兩制說穿了，就是大陸實行一黨專制，香港不實行一黨專制。如此而已，別無更深刻的奧義。問題是一黨專制的野心和威力當然比非一黨專制強大，所以一國一制總是喜歡蠶食一國兩制，這已經成為它的無法遏制的衝動。所以回顧歷史，自從《中英聯合聲明》公佈以來，總是有人在竭盡全力想叫一國兩制往一國一制的方向蛻變。

但是，香港不是天安門，21世紀也不是20世紀，他們那種非法的衝動並不是永遠都能成功的。他們失敗得最慘的一次，恐怕要數2003年的所謂「落實23條」。當時不是由級別較低的「國新辦」出馬，而是由級別更高的一名副總理出馬，催促香港「抓緊落實23條」。可是，按照《中英聯合聲明》，如何處理那23條明明屬於港人治港的高度自治權之內，用不著副總理說三道四。好在港人堅持了港人治港的自治權，使用了各種合法的手段，以和平的方式，堅毅地持續地明確地表達了民意，終於使23條歸於落虛，使它無疾而終。那位主事的副總理，也就悄然澹出。這樣解決，結果很好，證明《中英聯合聲明》確實是港人治港的根據，能給港人治港以力量，它能產生和發揮正能量，在風浪中維護香港的安全和自由。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