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6月8日訊】（新唐人記者藍銘浩綜合報導）雖然中國大陸的調水工程耗資巨大，不過住建部今年5月數據卻顯示，657個城市中，仍然有300個屬於「缺水」或者「嚴重缺水」。

《東方早報》報導稱，據不完全統計，中國大陸當前至少有15項地方性調水工程，耗資逾1300億元，年累計調水約208億立方米，鋪設調水管線總長近4000公里，比北京到拉薩鐵路全長還多300餘公里。這還不包括耗資達5000億元的南水北調工程。

而日前剛剛卸任的住建部副部長仇保興曾在今年2月份撰文稱，中國大陸用外調水模式解決城市缺水已引發諸多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已經陷入困境。

最近數十年內，調水在中國已不是稀罕事，中國大多數省份實施了跨流域調水工程。在民間和學者層面，對此發出批評聲音的不在少數，但中共高層官員發聲批評調水工程，卻較為罕見。

仇保興在文章中寫道：「隨著調水規模越來越大、距離越來越長，帶來了調水越來越困難、調出地水生態破壞越來越嚴重等諸多問題；同時，外調水工程量大、投資和運行成本高，調來水與當地水出現『水土不服』的情況越來越多，一些地方出現了調來水與當地水成分差異導致自來水管道內的水垢溶解析出，形成了新的污染，且相當難以治理。所以，以長距離調水解決水資源短缺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已經陷入困境。」

仇保興稱，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國外普遍對長距離調水加以限制，尤其是對跨流域的調水。

南水北調依據僅憑毛澤東一句話

中國調水的開始可以上溯到20世紀50年代。至今60多年裡，大大小小數十項調水工程在國內多個城市相繼展開，調水工程的開展密集，調水量之大，均為世界罕見。

旅居德國的著名水利環保生態學專家王維洛博士在接受《希望之聲》採訪時曾披露，所謂的「南水北調」工程，其實就是出自毛澤東的幾句話，並無科學依據。

王維洛：「毛澤東52年的時候考查到黃河去的時候，決定要建黃河三門峽的時候，他就說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要往南方借點水。然後就問黃委會的主任說能借多少水，當時還不是從這個長江調水，當時是從漢江的上游調水。黃委會的主任王化雲說一百億，毛澤東就說一百億太少，要一千億。」

一千億是個什麼概念呢？一千億就是兩條黃河的水量，按照現在的話，是兩條半黃河的水，就是要中國再建兩條半的黃河。「這個有什麼依據呢，沒有依據，就是憑毛澤東自己的印象。」

王維洛還介紹，毛澤東之後又到長江去視查，說要建三峽水庫，把長江的洪水卡住，也就是三峽工程就和南水北調工程其實是一個孿生工程，主要是想中線工程從三峽水庫調水，一直調到北京。

此後，在缺水的北方，黃河、遼河等流域紛紛開展了「引灤入津」、「引大入秦」、「大夥房調水」、「引黃濟青」、「引黃濟晉」等調水工程；在水資源豐沛的長江、珠江流域也紛紛調水，「引江濟太」、「引江濟漢」、「廣州西江調水」等工程紛紛上馬。這些工程少則耗時數年，鋪設數十公里管線，耗資上億元，多則耗時十數年，鋪設管線數百公里，投資上百億。

仇保興還在文章中披露了備受外界關注的調水成本，「南水北調中線的實際運行成本已經達到8-10元/立方米，而且還不包括調水工程帶來的生態和社會成本。」在仇保興列出的表格中，外調水的成本遠高於雨水收集利用、污水再生利用、海水淡化等。

調水工程最大困境—生態環境惡化

國際環保界一般認為，人類對一條河流天然水量利用率超過30%，就會對河流生態造成嚴重破壞。以此標準，海河流域之永定河、潮白河、灤河等，因供應京、津等城市被「吃光用盡」，水庫以下河道要麼乾涸，要麼污水流淌，生態系統早已無從談起。

蘭州大學環境學院院長、曾參與過劉家峽調水工程前期調研的教授張明泉對《東方早報》記者表示，如今江河斷流、污染嚴重，黃河入海水量銳減，都與眾多調水工程有關係。他舉例稱，在甘肅黨河、疏勒河部分流域，由於私自建設小水電站調水，已經導致河流斷流、乾涸，出現生態危機。

資料顯示，黃河流域的眾多灌溉調水及飲用水調水，讓黃河水在近十年平均年入海量不足200億立方米。以總水量計，黃河水被沿岸居民用去70%以上。由於黃河入海水量持續減少，從上世紀50年代的500多億立方米減至如今不足200億立方米，渤海海水的氮磷比嚴重失調。2008年，渤海海水的氮磷比為67，而渤海灣底部、萊州灣底部、遼寧近岸的氮磷比甚至高達200以上。一般認為，氮磷比超過50，會造成生態惡化。昔日渤海為海上漁場，今日已基本沒什麼漁獲量了，大批海洋生物滅絕。

目前，南水北調工程中線、東線均未正式通水。但有學者表示，中線調水後，漢江襄樊段水位下降嚴重，水污染將加重，水生魚類可能大幅減少。此外，南水北調或將使得長江入海口遭受更大程度的咸潮倒灌，從而影響上海的飲用水質，造成水源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