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白皮書》寫得最烏龍的兩節莫過於環境權利與少數民族權利，因為對於漢人來說，如今不僅凈土凈水與新鮮空氣難求，還得時時面對各種突發的環境災難。對於維吾爾族與藏族來說，除了正在逼近的生態惡化之外，家園上空瀰漫著政治恐慌，軍管成了北京對這兩地的日常治理手段。

紙面「環境權利」VS現實環境災難

「環境權利」一節開篇稱：「2013年，中國針對高速發展帶來的環境和生態問題，繼續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不斷建立健全環境保護制度體系，增強環境治理和生態保護力度，以解決損害群眾健康的突出環境問題為重點，嚴肅查處懲戒污染環境的違法和犯罪行為，保障人民享有良好環境的權利。」

但殘酷的環境災難，正由中國人每天用他們的眼鼻等各種感官在體驗。即使從國家環保總署每年有所保留的《環境狀況公報》中也可看到，已經是海（江河湖海）陸（土地）空（空氣）「立體化污染」。《白皮書》照例不提造成環境災難的責任主體是誰，只提政府治理之功。比如該節第一句「中國針對高速發展帶來的環境和生態問題」，看下文，這個「中國」當然指的是中共當局；但「高速發展」是誰推進的呢？尤其是制定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經濟發展策略、以及負責高污染項目審批、監管的主體是誰呢？《白皮書》雖然沒提，但全中國人民都知道是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也就是說，污染環境的違法和犯罪主體當中就有政府，「損害群眾健康的突出環境問題」，其實就是當局與污染企業共謀所造成。

「環保成就」都有啥？

政府保護環境取得多大「成就」呢？《白皮書》稱：「發布國家環保標準135項，使現行有效國家環保標準達1499項。」

要達到環保標準，必須依靠法律約束。與其將制定環保標準列為「成就」，還不如吹噓中國環保部門立法多。早在2006年，各級政府的環保立法就突破1600多項，居中共當局各部門之首。只是這些法律絕大多數流於虛文，在國家環保總局未升格為環保總署時，副局長潘岳就說過好幾次：「我國環境立法雖多，但管用的少。」這一名言後來又有了「升級版」：「在各部門中環保的法律是最多的，但是管用的不多。」

在中國，保護環境的重點不在於立法多，而在於如何讓法律「管用」，其中關鍵是切斷政府監管部門與環境污染主體成為利益共謀的利益連接點。由於官員政績考核及財政預算體系這兩大體制性因素，中國污染企業很容易與地方政府形成共犯結構。這一點我曾在《中國環境污染的共犯結構 – 中國2013「經濟改革」焦點 》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chinas-environmental-problems-and-corruption-20130606/1676397.html）里談過，首先，地市級黨政一把手出於升遷的利益考量，必然在經濟發展（GDP增速）與環保當中，將GDP作為第一考慮。這種考量與官員的政績考核體系有關，只要提高GDP增長率，增加官員被提拔晉陞的機會。但對環境基礎設施的投資並不能促進GDP的增長，于官員的晉陞並無助益，甚至存在負面影響。其次，基層環保局成了吸附在污染企業身上的寄生機構。許多地方的污染企業是當地政府的「一把手工程」，「一把手」的意志不但導致環保審批制度失靈，更導致監管成了虛應故事，基層環保部門早就陷入「收錢養人，養人收錢」怪圈——「學術」一點的說法是：監管者與被監管者形成了一種利益共犯結構。

習李不是沒注意到這點，今年兩會前後發布政府文件，要求改變官員考核體系，但積弊已成勢，非幾紙文件可除，今年以來在廣東等地爆發的數起環境維權事件說明停建污染企業相當困難。

《白皮書》列出的另一項環保「成就」是建立了612個PM 2.5監測點。如果將此是當作中國人環境知情權提高的「成就」，倒也相宜。因為2012年當潘石屹轉發美國駐華大使館的空氣測量數據時，曾引發中國外交部抗議，認為這是美國干涉中共內政之舉。如今，中共當局總算讓國民知道自己呼吸的是什麼空氣了。

藏、維兩族的紙面權利與現實中的悲壯反抗

漢族人並無共同信奉的宗教信仰。儒家學說在五四時期被掃入歷史垃圾堆，衍聖公於1949年遷往台灣，如今的漢人失去的主要是物質意義的家園。但藏族與新疆維吾爾族卻正在為他們的雙重喪失（他們表述為被侵略及文化滅絕）而控訴反抗。由於西藏與新疆都受到北京當局超強的政治控制，這種控訴只能見之於境外。藏維兩族在境外的表達控訴與北京《白皮書》聲稱的「少數民族權利」取得的成就，二者差別形同地獄與天堂。同一族群對其生存狀態的自訴，與凌駕其上的統治者的他訴之間分裂如此，傻子都會明白二者之間的深刻矛盾形同水火。

西藏與新疆兩地「穩定」與否，確實成了令北京十分頭痛的事情。為了讓國際社會與漢族地區的中國人了解北京對這兩地的關懷與愛護，中共當局專門組織了寫作班子，為這兩個少數民族發表專題白皮書。西藏計有兩次《西藏自治區人權事業的新進展》（1998年首發，2006年在人民網重新刊登），《西藏的發展與進步》白皮書（2013年10月）。在這兩份《白皮書》中，1959年以前的「舊西藏」是「具有中世紀性質」的「封建農奴制」，「人民還停留在中世紀的年代，不僅僅是他們的政體、宗教方面，在他們的嚴厲懲罰、巫術、靈童轉世以及要經受烈火與沸油的折磨方面是如此，而且在他們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也都不例外」。中共照例扮演「解放者」，將藏族人民從水深火熱的悲慘境地中解救出來，並給予了西藏人民新的現代生活與人權。《新疆的歷史與發展白皮書》（2010年）的寫作手法差不多，但因為沒有辦法將新疆描寫成落後的農奴制，所以只能在領土主權與東突厥斯坦問題的由來，教育科技、人民生活與科技水平等的進步上多做文章。

問題在於，北京政府可以動用國力肆意改寫歷史、文飾藏維兩族人民的生活與幸福，但卻無法掩蓋以下事實：自2009年2月開始，藏區發生的連環自焚事件是截至2013年12月，已有約至少129名經報道的喇嘛、女尼或包括農牧民在內的藏人自焚。這一連環自焚事件被藏族女作家唯色稱之為「近代史上最偉大最慘烈的政治抗議浪潮。新疆維族人從去年來發動的數起爆炸事件，雖然被定性為「恐怖襲擊事件」，但只要願意睜開眼睛的人都會明白，這其實是維族人在用極端方式反抗中共對他們的統治。北京甚至無法對外解釋：藏族人民為什麼寧可接受「落後的政教合一政治」，也不願意沐浴中共的「社會主義陽光」？北京也無法解釋，新疆那些使用「冷兵器」的「恐怖分子」，為什麼面對武裝到牙齒的軍警，明知必死並且將背上「恐怖分子」惡名還要一次次發動「恐怖襲擊」？

墨寫的謊言遮蓋不住血寫的事實。無論《人權白皮書》將中國人民及藏維兩族人民的生活裝點得多麼美好，事實卻是他們都在經歷失去家園之痛。在中共入主北京之前，無論朝代如何更替，只要山河猶在，社會就有重建資源，中國人就能在廢墟上重建家園。如今面對污水霧霾與被嚴重污染的土地，即使中共退出歷史舞台，中國人也無法象以前那樣「重頭再來」。

文章來源：《美國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