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多的人憑直覺感到，中國的城市化已經墮入陷阱，會在不久的將來給中國帶來一場大災難。但是，即便是對中國城市化批評最尖銳的人，也沒講清楚這種不祥感覺背後的道理。

現在對中國城市化比較主流的批評，就是不該走上土地財政的邪路，這條邪路把地方政府引上了土地的城市化，而不是人的城市化。這個批評有道理，但沒有說明，中國為什麼會走上這條邪路，更沒有講清楚替代這條邪路的"正路"該是什麼樣子。

中國走上土地財政的邪路，最根本的原因是為了滿足中央集權的政治需要。二十年前年朱鎔基搞財稅改革，根本就沒有考慮到城市化會帶來大量土地增值收入。因此，一方面強迫地方政府以超高速度增加對中央的收入上繳，同時卻把土地城市化的收入都留給了地方。這樣一來，如果地方拚命搞土地財政，就不僅能讓中央滿意，自己也能大發其財。土地財政因此而濫觴。

從事後諸葛亮的角度來看，當年朱鎔基該如何做更為合理呢？一種理論上最合理的辦法，就是中央向地方政府定期拍賣城市化的徵地指標，從而把地方通過濫徵土地來濫印鈔票這條邪路堵住。中央拍賣的徵地指標不僅是價高者得，而且還要與農轉非的人口掛鉤。這就能避免土地城市化與人的城市化脫節。定期拍賣徵地指標，不僅能限制腐敗，而且通過調整拍賣徵地指標的總量和節奏，還能實現調控宏觀經濟的重要功能。

那為什麼朱鎔基沒有想到這個辦法呢？首先當然是因為知識缺陷，他不懂城市化，也不懂土地經濟學，更重要的是，這種高度理性的地租分配方式政治上不可行，因為不符合他本人和各級權貴的利益。土地財政氾濫的根本原因就在於，六四之後的當權精英最強烈的衝動就是趕快發財，越快越好，政府如此，個人也如此，而土地財政的氾濫，提供了渾水摸魚的最好機會。

那麼，土地財政推動的中國城市化究竟讓中國墮入了一個什麼陷阱？又會導致什麼樣的災難呢？

土地財政是鴉片，一旦上癮，很難脫身。不過，惡果最初不明顯，吸毒者反而顯得精力過人。土地財政最初惡果不彰，一方面是因為當時城市化水平不高，另一方面是因為外資和私人資本主要投向製造業，沒有導致資本結構的嚴重失衡。但是，土地財政帶來的高房價，以及農民工體制帶來的低工資，把中國鎖在了依賴高投資的路徑上，而熱衷房地產令中國對新興產業的投資能力沒有跟上。金融危機以來，為了維持高投資和高增長，唯一的路子就是不顧後果地"種房子"。

我估計中國人均住房面積已經高居世界第一，房產佔個人資產比重更是舉世無雙。但是，中國還要繼續大量蓋房，這不僅是為了滿足政府穩增長的需要，而且有真實需求，因為越來越多的人被迫向特大城市集聚，小地方的前景越來越不好。

有人認為，這個趨勢沒什麼不好，因為世界級大都市如東京、紐約的數據表明，技術上中國大都市還可以容納更多人口。這些人犯了一個根本性錯誤，就是把國外民主自治的大都市與中國非自治的大都市混為一談。沒有法治和自治，中國的超級大都市將越來越沒有自由，成為超大規模的監獄。不僅香港人感到了自由減少帶來的窒息，中國的屌絲們最近發現，他們連在網上看美劇的自由也被剝奪。

為什麼非自治的大都市自由會越來越少，根本原因是唯有自治社會才可能持續地生產維持秩序的道德資源。因此，非自治的超大都市注定會因道德崩潰帶來大災難。中國傳統社會的道德資源，主要來自自治的農村社會，現在這個秩序的基礎已蕩然無存。

由此提出的問題就是，中國超大規模的、非自治的大都市，能否形成一種穩定的奴役秩序？確有人擔心，新技術可能有助維持這樣大規模的奴役秩序，何況，偏好自由的人現在可以選擇移民，更減少了反抗奴役的力量。

事實上，把人口高度集中在大都市，形成一種穩定的大規模奴役秩序，正是一些中國主流精英所希望的，包括一些身在海外，卻常在國內媒體上為奴役秩序辯護的文人。

其實看一種現代秩序能否維持並不難，那就是看它的教育系統，能否不斷生產出接受這種秩序的新一代。從這個角度看，我既樂觀，又擔憂。樂觀的是，中國的大都市根本解決不了教育公平問題，這個秩序必將遭到青年一代的堅決反抗。擔憂的是，一個缺乏道德資源的社會，普遍的反抗會帶來多少我們不想看到的後果。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