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為聯合國設定的世界新聞自由日，2014年的主題是「媒體自由促進更美好的未來」，包含四點：慶祝新聞自由的基本原則；在全球範圍探討新聞的自由度；捍衛媒體的獨立性；對在工作中獻出了生命的記者們表示敬意。
這四個主題，每個都與中國相關，中國政府以自身管控媒體與互聯網的所作所為，證明新聞自由的陽光還未照耀到這塊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國土。
中國仍是「新聞自由之敵」
每年的世界新聞自由日，都在提醒世界再度注意中國這個世界大國與現代政治文明之間的遙遠距離。
第一，新聞自由的基本原則仍然被中國政府時時踐踏。至今，中國仍然存在宣傳部這個以踐踏新聞自由為工作要旨的黨務部門，對中國媒體的定位仍然是「黨的喉舌」、「宣傳工具」這一列寧主義的「原則」。黨的組織部門仍然掌控著媒體負責人的任命，並堅持著全世界最荒謬的媒體制度安排：按主辦單位的行政級別給媒體定下行政等級並任命負責人。這種人事控制，使得媒體負責人自覺地將自己定位為官員而非媒體業者，為保本人仕途通暢，自覺對媒體報導進行嚴格的自我審查，最終成功地讓「自律」成為中國媒體行業的重要行規。
第二，中國政府不僅是新聞自由之敵，更是互聯網自由之敵。中國政府每年需要面對國際社會的各種道德拷問，記者無疆界、自由之家、記者保護協會等以促進新聞自由為使命的NGO，每年都要公佈新聞自由、互聯網之敵的排名榜，中國政府每次都在榜單之上。以「自由之家」發佈的《2013年全球新聞自由度報告》為例，過去10年全球範圍的新聞自由度均有所下降，但中國仍然排名179位，位列全球最大的新聞不自由國家。此外，香港因政治壓力增加，也由新聞自由地區降格為部分自由地區。自2007年以來，記者無疆界向全球發佈「互聯網之敵」名單，名單上的國家時有減少並有變化，只有中國一次不落地屢屢上榜，2013年記者無疆界組織發佈《互聯網之敵》報告，中國為五大互聯網之敵（越南、敘利亞、伊朗、巴林）榜首。
第三，中國一直是世界上囚禁記者和以言犯禁者最多的國度。儘管數量難以確知，但記者無疆界仍然在2013年《互聯網之敵》報告指出，中國仍有30名記者和 69名網民因發表新聞或信息被拘禁，數量居全球之首。
為了表彰中國那些為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而抗爭的人士，記者無疆界發佈「100位新聞自由英雄」名單，中國《新快報》記者劉虎、創辦中國天網人權事務中心的黃琦、山西記者李建軍、西藏僧人果洛晉美榜上有名。當然，為了中國的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做出犧牲的遠不止這幾位。就在最近，原新聞記者高瑜失蹤。高女士的存在本身就是中國沒有新聞自由的象徵，1989年之後，她被迫永遠離開了她熱愛的新聞事業，近年來只是接受外媒採訪時或寫文章時發表一些對時政的看法。即使如此，當局還是容不下她。我曾在《霧鎖中國——中國政府如何控制媒體》一書中專列一章「犧牲者墓園」，將當時能夠蒐集到的一些因言獲罪或被當局強行關閉的媒體列於其上（並不完整），這個「墓園」每年都在擴大，這些犧牲者的努力將化作滋潤中國的點滴砂石，鋪就中國通向新聞自由的道路。
管控互聯網對中國造成的雙重扭曲
從建立「金盾工程」開始，中國政府就一直試圖馴化互聯網這一科技「巨龍」。整個馴化過程，與其說表明了中國當政者的思維與時俱進，不如說表明他們的思維停留在前互聯網時代。
在前互聯網時代，中共在控制傳統媒體方面積有多年經驗，主要是三種方式配套：人事管控兼政治培訓，以保證媒體從業者政治上可靠；業務管理上，是媒體自律與事後審讀、審聽、審看制度相結合；卡住違規者的胃，即對少數「違規者」採取解僱、列入黑名單不再僱用等。
真正的麻煩與挑戰來自互聯網。直到目前為止，互聯網技術還在發展，中國政府管制互聯網的投入還在繼續。管制互聯網的政治目標，與管制傳統媒體一致，都是要消除政府不願意聽到的聲音。但由於兩類媒體性質完全不同，在方法上有很大區別。對傳統媒體的管控，中共操作起來駕輕就熟，運作成本較低。但對互聯網的管控，其方法需要隨著互聯網服務品種增加而時時更新，實時監控的措施也更嚴密，比如微博的及時刪帖，定點監控重點用戶（微博大V與活躍者），都需要增加大量人手。
中國在管控互聯網方面，堪稱為世界互聯網發展史做出獨一無二的巨大「貢獻」。沒有任何一個政權像中國政府一樣，不吝巨資投入以控制互聯網；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像中國這樣，將控制互聯網發展成一個容納幾百萬人就業的新興產業。說幾百萬人並非誇張，有以下數據為證：2013年10月3日，新華網發表文章「網絡輿情分析師成官方認可職業 從業者達200萬」，稱「網絡輿情分析師」這一職業誕生於2008年，服務對象是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和社會組織（即工青婦等類）職能機構。其工作範圍與網絡評論員（即「五毛」）不同，負責「收集網民觀點和態度，整理成報告，遞交給決策者」。
「網絡輿情分析師」只是管控互聯網這一新興職業當中的一個分支，其餘為外界熟知的還有各地政府部門與宣傳機構及官方媒體聘請的網絡評論員（「五毛」），其總數應該也在百萬上下。這些職業群體與專為中國控制網絡提供技術的科技研究者一道，都是中國特有的為政府控制互聯網服務的職業群體。向這些群體付費購買服務的買家主要是黨政事業機構，因此，這些職業群體不創造價值，只消耗價值，他們的生存依賴於政府財政，即納稅人交納的稅收。更重要的是，這些人長期從事這類工作，必須認同中國政府控制媒體那套與人權、民主、新聞自由為敵的價值理念。如果這些人對普世價值有粗淺認識，這種職業將養成他們的雙重人格；如果這幾百萬人認同中國專制政府的做法與反民主價值觀，他們將成為中國民主化的阻力。
我曾說過，中共統治中國六十多年，對這個國家造成的最大危害不在於三年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也不在於1989年的六四大屠殺，甚至也不是歷次罪惡的政治運動，諸罪之首應推兩件事，一是對中國土地、江河湖海及空氣的全面污染，這從根本上破壞了中華民族的生存基礎；二是為了維護統治而採取的思想馴化及由此造成的道德崩壞，食品生產中那種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互害機制是最好證明。這兩者都是中國歷朝歷代從未發生過的事情。中國政府的新聞管制所扭曲的一切，只是在為中國人道德體系的崩壞增磚加瓦而已。
世界文明的進化史表明，民主化的第一步必自新聞自由開始，中國也無法超越這一規律。在世界新聞自由日前夕，作為一位中國知識分子與前媒體人，我謹借此文表達一點卑微願望：希望新聞自由盡快成為中國的現實。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