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大老虎」還打不倒？

今年的兩會，沉悶、單調，像主席台上習總的臉，顯得沉重；表面隆重，而關注重心卻在他處。昆明的恐怖襲擊，馬航的神秘失蹤，使本來就引不起人們多大興趣的兩會更顯落寞。以往，人們甚至還帶些嘲諷的興趣等待兩會出些笑話，添些飯後茶餘的談料，但因這些外界突發的因素，也因前一段霧霾造成的壓抑，在許多人眼裡，今年就連這些也顯得索然無味。所有那些堂而皇之的宣示，有關改革的，有關民主作風的，似乎也早已不再能刺激人們的神經，唯一能激起人們關注的或許就是有關「大老虎」的新聞。但一切，除了開幕式上那句會成為經典的「你懂的」外，都隨著嚴控和無味的總理記者會的結束而結束。人們還要繼續從各種大小道消息的傳播中，猜謎般地去想像有關「大老虎」一案的進展及背後的權力博弈。

這一切顯得很平常，至少對中國政治現狀和體制有所瞭解的人，都不會感到什麼特別之處。但在筆者看來，在這些沉悶和單調中，似乎又孕育暗含著某種風暴前的那種沉寂，彌漫著非同尋常的氛圍，或許從一個角度，在向我們從更深一個層次展示著中國政治的危機。

一方面，由「大老虎」及其衍生的諸種現象揭示，中國的腐敗觸目驚心，病入膏肓，政權的黑社會化也已侵入權力核心，危及到政權的存續。這也是新一代主政者心知肚明的事情，才啟動這場反腐打虎運動；但另一方面，鑒於腐敗的深度和廣度，與現政權賴以運作和存續的機制高度相關，社會不滿的蔓延，官僚集團可能的抗拒，主政者在展開這場運動時又小心翼翼，生怕因披露的腐敗的惡質狀況從另一方面強化了社會的不滿，刺激社會力量的參與，可能動搖花費巨大成本維繫的社會穩定。這也就是為什麼中共上層在處理「大老虎案」時如此謹慎，在默許民間參與反腐後又緊急剎車，壓制民間反腐，反覆搖擺，控制相關輿論的道理所在。

大肆集權加劇國家與社會疏離

對新一代的主政者尤其是習近平來講，儘管一年來通過各種政治操作如整黨、反腐等措施成功地威懾了某些重要的利益集團，削弱了其制肘的可能，又通過三中全會宣示的各種改革措施，以改革的名義在制度上大肆集權，迅速地鞏固了其在黨內甚至民間作為中國一號政治人物的位置和聲望，但在解決中國政治最關鍵的國家與社會的疏離問題上卻乏善可陳，某種意義上講，甚至強化了這種危機。

這種疏離，近二三十年來隨着國家的政策和社會的變動有著許多強弱不等程度上的演變，但總體趨勢是加大、加深。國家和社會似乎在不同的軌道上運行，官方話語與民間話語差距甚大，政權合法性意識形態與具體政策論述南轅北轍，人們期待甚久的國家與社會間制度性溝通的構建停滯、闕如。總體看，在社會和經濟日益分化的同時，國家合法性和治理模式的再造嚴重滯後，社會的不同利益和公民的權利不能得到有效的表達和保護，嚴重地威脅到中國下一步的發展。

除了「將權力關進籠子」等提法贏得了一些社會正面的反應外，新一代領導人面對這種格局提出的一些論述如「中國夢」等，大而不當，飄浮空洞，相當大程度上加添了社會的失望；在壓制民間要求官員公佈財產，在控制民間輿論上的諸種言行不一、相互矛盾、倒行逆施的舉措，在審判許志永一案上得到集中的體現，從一個側面印證著這種危險的疏離。兩會前的「掃黃」問題上社會輿論與國家論述的背離，以及這些年兩會中屢屢出現的所謂「雷人雷語」現象等，都以不同的方式生動逼真地展示著這種疏離：掌握政治權力的精英集團和社會已經在「各說各話」了。

不能根本緩解政治合法性危機

如果我們對這些「雷人雷語」作些分析歸類，在筆者看來，其中大體上有「三種人」：一種是真愚者，如毛將軍之類；另一種是智力上不愚，但說些「何不食肉糜」式的蠢話者，因其社會地位和生活方式完全與社會脫節，已不知民間生活和情感為何物了；最後一種是以裝愚、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卻精心地說蠢話給領導聽的精明者。但不管三種人說「雷語」的真心假意，在社會看來，結論卻常常是殊途同歸，兩個字：愚蠢！而傳達的信息，表現的問題卻是：這些所謂的人民──社會的代表，事實上卻是國家和執政集團的代言人，扮演著某種針對社會的宣教者、勸服者的角色，他們的言行與社會的整體感受和心理期望有著極大的鴻溝。本應在國家和社會之間構築某種溝通橋樑，作為各種不同利益的代表者來與國家或彼此間進行有效的談判，幫助制定合理的政策並監督其執行，但現實卻是，這些所謂的各界人民代表，絕大多數只滿足於一己的虛榮和利益，在上級根據其政治需要繪就的那份社會和諧圖上賣力地配合添加色彩，在精心營造的政治合法性裝飾中扮演一個積極的同謀。這樣一種社會利益表達機制，輿論又被嚴密的控制，可以想像，社會的利益又豈能有效地得以表達？國家的政策又怎能不扭曲？社會與國家又如何能不疏離？

這種疏離必然伴生某種政權合法性危機，而兩會這種制度一日不能從根本上得到改造，社會的利益和意願表達的制度性途徑闕如，這種政治合法性危機就不可能從根本上得以緩解。

文章來源：《動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