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理工大學胡星斗教授認為，目前中國最大問題是特權橫行，中國現代化的最大障礙是特權制度。不剷除特權腐敗制度，中國的現代化其實是無望的。腐敗濫權是構建和諧社會主要敵人是社會矛盾激化危機叢生主要源頭；是政府面臨著亟待解決主要課題；是廣大人民群眾對政府是擁護、信任還是反對、不信任的主要呼聲。

中國特權政治制度表現為以下8個方面。

一、官位等級制度。

中國大部分資源都掌握在「官」手中，雖然現在很多資源也市場化民營化了，但是非權力依附型企業是難以生存和壯大的。由於中國沒有同時進行憲政改革，所以市場經濟發展不但沒有削弱官本位封建等級制度以及計劃經濟時期等級制，反而不斷地強化著君臣尊卑傳統觀念，並且將之法制化。

與封建制度相比，現在只是稱呼上有所改變，稱為縣處、級地、廳級、省部級等等。

等級制度在改革開放前還只在「幹部」中實行，現在推廣到了社會各個領域。於是有了局級公司、師級歌星、廳級和尚、副部級院士等等。除了一些民營企業外，舉凡工廠、醫院、銀行、城市、街道、學校、科研院所、社會團體、民主黨派，甚至道觀佛寺等一切社會組織都被劃定了相應的等級，一切官員也都分成縣管幹部、市管幹部、省管幹部，等等。

同級幹部都有嚴格的座次順序，不同級幹部更有不可逾越排名及待遇——幹部可以聽什麼報告看什麼檔案，以及是否享受秘書廚師、保姆、警衛員、司機、公務員等等服務全看他級別高低。級別高的幹部就自認為掌握了「真理」，從而可以傲視普通人，過著特權生活。

二、黑箱化的財政制度。

發達國家的錢袋子是掌握在議會手中，官員每花一分錢都要經過議會的批准。而中國的財政是官員化、隨意化、秘密化的財政，一切支出由官員說了算。所以30年來，中國政府的行政開支增加了100倍。

據有關調研報告：

全國黨政機關系統違規違紀、挪用侵佔、公款吃喝、休假旅遊、出境出國、送禮濫發獎金福利，2006年度高達2萬億元，相當於當年全國稅收收入的50.5％。江蘇、浙江、上海、山東、廣東五省市廳局級幹部實際年收入為55萬至105萬元，副省級以上幹部實際年收入為125萬至250萬元，每人花費公款600萬至2000萬元。

2004年上海市黨政國家機關系統公款吃喝、旅遊、境外觀光、進修、讀書、送禮、超規格發放福利獎金、補貼等共計1045億元，2005年為1276億元；廣東省2005年為2485億元。如今更盛，只是官方不敢公佈實際資料。

三、權貴壟斷的企業制度。

2007年第4期報導：中國億萬富翁3220人，其中2932人即超過90%是高幹子弟；在5個最重要的工業領域-——金融、外貿、地產、大型工程、安全業，85%-90%的核心職位掌握在高幹子女的手中。

截至2005年底，僅海外高幹子女親屬經營的中國進出口貿易每年就達1000多億美元，擁有財產6000億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幹親屬超過100萬，其中高幹配偶子女20多萬人。特權壟斷常常造成國家和全民利益的損失，如國有商業銀行以遠低於市場價格-—興業銀行甚至以不到市場價格的1/10把股份賤賣給外資，僅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交通銀行4家銀行因為賤賣損失就超過7500億元，僅2006年一年銀行股賤賣的損失就達6000億元，整個銀行業損失上萬億元。

僅中國石油、中國石化、中國移動、中國聯通4家國有公司4年海外分紅就超過1000億美元，這些公司的盈利完全是來自對國內消費者的掠奪，憑著其壟斷地位抬高資源價格或者對手機雙向高額收費等，然後把利潤送給外國人。為了增加贏利，兩大石油巨頭不惜製造「油荒」以抬高國內價格，並且出口退稅。這些國有企業憑藉壟斷獲得的巨額利潤不但不需要向國家分紅，反而得到財政補貼，而8億農民2005年獲得的糧食直補也才132億元。

中國的糧食連年豐收，產量達9800億斤以上，為什麼還出現糧食短缺、糧油價格上漲的現象呢？

原來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司(「中儲糧」)每年要收購全國小麥商品總量的60%以控制麥源，按兵不動，採取「市場饑餓法」，把小麥市場「托」起來，繼而在收購價的基礎上加價「順價銷售」。中儲糧每收購1斤糧食，政府給予2.5分錢的補貼；每存儲1斤糧食，政府給予4分錢的補貼。按畝產800斤小麥計算，一畝地政府給出的補貼為52元，其中農民實際得到了每斤2分錢、每畝16元的補貼，其餘36元補貼給了中儲糧。

四、封建等級的社會保障制度。

目前，中國的醫療分成幾類，公務員享受財政撥款的公費醫療，部分職工是個人帳戶加社會統籌，另外一些職工和居民購買商業保險，農民參加合作醫療。據第三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結果，城市居民中沒有任何醫療保險的占44.8%，農村有79.1%的人沒有任何醫療保險。

勞動與社會保障部農民工大病醫療保險試點，也只覆蓋了10%農民工。在中西部地區由於看不起病住不起院死在家中人占60%到80%。據《當代中國研究》2003年第4期，從1991年到2000年，中央撥給農村合作醫療的經費僅為象徵性的每年500萬，地方政府再配套500萬。全國農民分攤下來，平均每年每人每年大概是1分錢。一方面是老百姓看不起病，另一方面離退休高幹卻長年佔據40多萬套賓館式高幹病房，一年開支500多億元，再加上在職幹部療養，國家每年花費約2200億。官員們的公費醫療占去了全國財政衛生開支的80%。。

中國衛生的公平性在世界191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倒數第四。中國的養老制度也是封建等級化的。官員們按照級別享受相應的待遇直到死亡，不論是否在職。高幹離職後，秘書、警衛、司機、勤務、廚師、保姆、專車、住房及醫療待遇一律不變。

五、令人生畏的警察特權和司法特權。

警察絕大多數是好人，警察和司法的特權源於缺乏民主監督的體制。哈爾濱市區電子監控設備發現，警車闖紅燈月均近1200次。某縣動用警察收提留款，動不動就把村民拘留，站在一旁的村民劉振中說了一句「這趕上土匪了！」於是被警察四處搜捕，其妻、父、叔、兄弟媳婦皆受牽連都被送進監獄。某警察甚至說：我們吃的就是這碗飯，開的就是這種店，打人是家常便飯，我打你是執行公務，你還手是妨礙執行公務！

上海巨富周正毅的看守所和監獄生活，也處處顯示出特權：每餐「四菜一湯」 ；允許使用手機數次；看病每次醫院都接到命令停止門診，專為周正毅一人服務；親情電話成為周正毅想打就打的特權電話。

六、歧視性的戶籍制度。

戶籍籍制度造成了城市人的特權、農村人的社會底層化。1999年北京市勞動局出臺了2000年本市允許和限制外來工的職業範圍，限制外來工的行業8個，職業、工種103個。南京上百萬農民工5年中只有5人成功落戶在南京，不到百萬分之一。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調查顯示，34.28%的在京流動兒童為北京土生土長，20.82%的兒童不能及時接受教育。中國高等教育的城鄉學生比從改革開放初的3：7發展為7：3。

中國農民高價購買生產資料交納的增值稅每年在5000億元，是全國增值稅的一半，相當於每個農業人口每年交稅400-500元，而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表示，全國增值稅的60%都是農民交的。但國家財政每年撥出支農資金高達4000多億，大部分資金卻補貼了糧食企業、化肥企業等權貴部門，農民獲得的補貼很少，國家的扶貧資金也主要肥了地方政府部門。

七、宣揚特權教育制度。

小學生個個比誰家父母的官大；大官的孩子被老師悉心照料，當上班幹部；課堂上宣講的往往是尊敬領導、服從權力。為慶祝「六一」兒童節，武漢市舉行少先隊的特色比賽：當日，武漢最高氣溫達35.3℃，原計劃8點30分開始的比賽，卻因領導的姍姍來遲而延後。等一個個領導在太陽傘的遮陰下講完「祖國的花朵們」之類的話，一直炙烤在烈日底下，穿著長袖制服，並且手套、帽子……裹得嚴嚴實實的軍樂隊員，終於起步，開始比賽。手持指揮杖的小男孩，才走出幾步，一頭暈倒在地。當老師和家長的搶救時，領導們悄然離去。某市文化旅遊節逢雨，領導們都有人給打傘觀禮，而學生們個個立在雨中，渾身濕透。在河北省科技活動周開幕式上，一名小學生耐不住持續兩小時的烈日炙烤，當場中暑昏倒，然後臺上領導們也都悄然離去。1994年12月8日的克拉瑪依，當大火突襲的時候，有人高喊著：「同學們不要擠，讓領導先走！「結果克市領導、教委領導幾十人都成功逃生，沒有一人死亡，而288名學生葬身火海。

中國的學術機構也處處滲透了權力。55年來，北大物理系培養的22位元院士，不帶官職的只有4位。51級入學的4位院士中3位是部長。高考分數線歧視則造成了地區特權、城市特權以及考生人格上的不平等。恢復高考20多年來，北京的高招錄取分數線大大低於其他省份，相差最高達160多分，在其他省份只能上普通本科的分數，在北京竟能上北大、清華。

八、歌頌權貴的文化制度。

由於電臺電視臺、新聞出版業的壟斷、特權，以及不允許出現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領域除娛樂之外的明星，電視臺等為了保險，「不出問題」，不敢報導真實消息，不敢追蹤社會問題，不敢深入挖掘新聞內幕，因此天天播出娛樂節目，吹捧幾個歌星，號稱是弘揚「主旋律」。

8億農民、2億農民工、3億多低生活水準者、4000萬失地農民、3000萬上訪者、2000萬農村留守兒童、2000萬打工子弟、6000萬殘疾人、2億工人、1.2億乙肝病毒攜帶者、上百萬愛滋病患者在媒體上統統不見蹤影。

因此只有廢除官本位的等級制度、黑箱化的財政制度、權貴壟斷的企業制度、封建等級的社會保障制度、歧視性的戶籍制度、宣揚特權的教育制度、歌頌權貴的文化制度等，中國才能進步，才能實現現代化，才能成為現代文明的國家。

（網絡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