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3月12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第二十四章 大躍進狂瀾中的國民經濟

儘管糧食生產非常重要，但國家的總體經濟狀況更為重要，如果國家有雄厚的經濟實力，一旦出現飢荒，國家可以從國外購買糧食。所以解決飢荒問題的關鍵是整個經濟的增長，而不能僅限於增加糧食生產方面。因此，我們有必要研究一下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間中國國民經濟的總體狀況。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到三十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是對一九五八年的形勢起決定性作用的一次會議。這次會議討論了十七個問題，其中，重點討論了當年的鋼鐵生產和人民公社。正是大鍊鋼鐵和人民公社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災難。參加過這次會議的李銳說，如果說大躍進是狂風巨浪，那麼，北戴河會議就是洪峰的最高峰。八月三十一日，薄一波在工業書記會上作總結髮言，傳達了毛澤東一個驚人想法：要破除迷信，美國算不了什麼。用不了一二十年，蘇聯可以變成兩個美國，我們可以變成四個美國。（註一）一般的超英趕美已經不夠氣魂了， 要變成四個美國，還要成為老大哥蘇聯的一倍。人們的思想更加狂熱。

這次會議不僅就人民公社和大鍊鋼鐵作出了具體的規定，還提出了保證工作順利進行的辦法，這就是「拔白旗」和「插紅旗」。所謂「拔白旗」，落實到基層就是對大躍進有不同看法的人施加政治壓力，甚至批判鬥爭。「插紅旗」就是對那些激進分子進行表彰。這樣做的結果，形成了「正反饋」機制，使大躍進越來越向激進的方向偏移。

大躍進不僅沒有使國民經濟實現超越式發展，反而使國民經濟落後于其它國家和地區。一九五七年，中國的國民收入總值為三百六十九億美元，日本只有二百九十七 億美元。一九六一年，日本的國民收入總值超過了中國，從此以後兩國的經濟差距越來越大。

一 農業躍進糧食減產

大躍進是從農業開始的。農業的躍進就是要完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具體目標是，到一九六七年，全國糧食總產量將達到一萬億斤。如本書「糧食問題」一章所述，共和國成立以前糧食（包括大豆）最高年產量是一九三六年的三千億斤，事後的實際情況是，一九六七年糧食總產量只有四千三百七十四億斤。一九九六年才突破一萬億斤，以後一直在一萬億斤上下徘徊。可見，這個指標「冒進」了三十年，當時卻作為政治任務層層下達，非完成不可。

為了完成高產任務，各地採取了種種非常措施，如，深翻土地，密植，開荒，大興水利。而這些都是用群眾運動的方式，搞大兵團作戰。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極為荒唐的瞎指揮和駭人聽聞的強迫命令。其中的具體情況，在本書介紹各省情況中有詳盡的陳述。

農業大躍進的前奏是水利化運動。一九五七年冬，中共中央就發出了《關於在今冬明春大規模開展興修農田水利和積肥運動的決定》。以後，各地投入了大量勞動力，開展了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興修水利是應該的，但要求過高過急，超過了社會的承受能力，在修水利過程中，又不講科學，強迫命令，蠻幹，好的出發點，就造成了壞的結果。

據統計，全國各地農村興修農田水利每天的出工人數，從一九五七年十月的兩三千萬人，到一九五八年一月，增加到一億人左右。到一九五八年四月中旬，全國農民投入興修水利的勞動日共計一百三十多億個，完成土石方量二百五十 多億立方米。有人計算，如果將這些土方鋪成一米厚、六十六米寬的路，可以從地球鋪到月球。（註二）

一億農村勞動力興修水利是個什麼概念呢？一九五八年，全國人口為六萬五千九百九十四萬人，其中農村人口為五萬五千三百零三萬人，農村勞動力約有二點六五億人，即每二點六五個勞動力中，就有一個人上了水利工地。這是全國平均而言，那些有大型水利工程的地方，投入的勞動力遠遠超出了這個數比例。在很多地方，每家都有人長期在水利工地上。

據水利部門當年統計，從一九五七年十月到一九五八年四月，全國擴大灌溉面積三萬五千三百三十四萬畝，比解放后八年增加的灌溉而積還多百分之二十九點三。（註三）顯然，這個數是誇大了很多，是不可信的。不過，當年建設的水利設施，有一些到八十年代還起作用。所以，對一九五八年的水利建設，不能全盤否定。但是，相當多的水利工程，有的沒有考慮當時科技和經濟能力，有的缺乏科學的勘探和設計，結果半途而廢，既勞民傷財，又破壞了生態環境。一億人上工地，消耗了大量的糧食，這是民飢荒的原因之一。

興修水利是大兵團作戰。在工地上的勞動者按軍事編製。不分天晴下雨，不分白天黑夜，勞動都不停止。在水利工地上，幹部摧殘農民的情況相當普遍，特別是任務難以完成的時候，情況更為嚴重，打死、餓死的人不計其數。

當時搞水利化運動實行的是「三邊方針」：邊勘探、邊設計、邊施工，使很多工程倉促上馬，半途而廢。修成了的，也留下了很多後患。

在耕作上，一反農民千百年的犁耕的習慣，要農民用鐵杴搞深翻。過去農民犁耕的深度二十厘米左右，現在用鐵杴深翻深度要求一米以上，不僅耗費了大量的勞動力，還把上面的熟土埋到深處，把深處的生土翻了上來，影響農作物的生長。深翻時候，田頭紅旗招展，上百個勞動力，每人一把鐵杴，站成一橫排，像運動場上短跑比賽一樣向前挖掘。領導人還組織學生們在田頭敲鑼打鼓助威。

水利化運動和積肥運動，使得運輸任務重。上級要求各地在搬運土方和肥料時，用手推車取代扁擔。於是，各地又大搞「車子化」的群眾運動。為了造車子，不僅砍樹，還把農民家裡的板凳也拿來做車子。有了車子，為了提高速度，上級要求給車子裝上軸承。於是又搞起了「軸承化」。軸承哪裡來？發動農民自己製造。於是，千家萬戶拿起鐵鎚砸鐵珠子。農村鐵匠把這些珠子鑲嵌在大小兩個鐵圈之間就算是軸承。顯然，這樣的軸承是不能用的，大量的人力物力被浪費了。

農業大躍進，不但沒有躍上去，反而大幅度下降。和一九五七年相比，一九六一年糧食產量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四點三（按中央檔案館保存的糧食部的數字，減少了百分之二十六點四――本書作者注），棉花產量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一點二，三種油料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七點一，林牧副漁也大幅度下降。耕畜減少了百分之二十八點八，中小農具減少了百分之二十五，舊式中型農具減少了百分之四十左右。（註四）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農業總產值連續三年下降。按可比價格計算，一九六零年和一九六一年的農業總產值低於一九五二年。按當年價格計算，一九六零年農業總產值低於一九五二年。詳見表二十四•一。

【資料來源】一九八零年《中國經濟年鑒》第五部分和一九八三年《中國經濟年鑒》第六部分。

本表中農業總產值為當年價格。農業總產值不變價格曾有三次變動，因此表中的指數按可比價格計算。從指數可以年出各年農業發展速度。

二 以鋼為綱搞亂全局

「以鋼為綱」的指導思想及全民大辦鋼鐵的作法，搞亂了國民經濟全局。對國民經濟影響最大，危害最深。

一九五七年鋼產量五百三十五萬噸，一九五八年計劃六百二十萬噸。如果不搞大躍進，實現七百萬噸是完全可能的，但要翻一番，達到一千零七十萬噸是不可能的事。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一九八四》，中國統計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二二五頁。

毛澤東早就把大話說出去了。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澤東率團訪蘇期間，得知赫魯曉夫計劃蘇聯十五年趕上美國后，於十一月十八日，就在六十四個黨的會議上發言，提出了中國用十五年鋼產量等方面趕上英國的目標。毛澤東金口一出，就成為全國上下鐵打不動的任務。

一九五八年三月初，冶金部長王鶴壽組織治金部黨組「務了八天虛」向毛澤東提出了鋼鐵「十年趕上英國、二十年或稍多一點時間趕上美國」的報告。這比毛澤東在莫斯科提出所目標又提前了五年，毛十分高興，多次表揚了這個報告，還說這個報告是「一首抒情詩」。（註五）

一九五八年二月三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國家經委主任的薄一波，在一屆人大五次會議上的報告中提出鋼產量為六百二十四點八萬噸的指標，比上一年增長百分之一十六點七。但是，這個指標被認為太低。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四日，又把指標提高到七百七十一萬噸，比上年增長百分之四十四點一。但這個指標還是認

為太低。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政治局會議又把鋼產計劃提高到八百萬-八百五十萬噸。比上年增長百分之四十九點五-百分之五十八點九。這個指標還是認為太低。

五月底，中央政治局第四十八 次擴大會議時，華東局柯慶施提出爭取明年華東區鋼的生產能力達到八百萬噸。這被認為「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建議指標。」隨後，各大協作區紛紛召開鋼鐵規劃會議，各自提出明年鋼產指標：華東八百萬噸，華北六百萬噸，西南三百一十萬噸，東北一千一百萬噸，西北一百五十萬噸，並預計到一九六二年將達到八、九千萬噸。

六月十七日，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報告，其中說，一九五九年我國主要工業產品產量，除電力外，都將超過英國的生產水平。六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將此件印發給軍委會議各同志，將題目改為《兩年超過英國》，毛澤東批示說：

超過英國，不是一十五 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兩年到三年，兩年是可能的。這裏主要是鋼。只要一九五九年達到二千五百萬噸，我們就鋼的產量達到英國了。（註六）

在這種氣氛之下，六月十九日晚上在中南海開各大區協作會議以前，毛澤東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了中央一些領導人，冶金部長王鶴壽也參加了，毛問他：去年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鶴壽說，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六月十九號才決定搞一千一。（註七）一九五八年鋼產指標為一千一百萬噸（對外公布是一千零七十萬噸）就是這樣的確定下來的。這麼重大的事情就在游泳池邊三言兩語決定了。

但是，從六月十九日到八月中旬，鋼鐵完成任務的情況不理想，八月十六日，在北戴河會議召開的那一天，毛澤東提出書記挂帥，全黨全民辦鋼鐵工業的方針。在北戴河會議的前幾天，毛澤東聽取了鋼鐵生產情況的彙報以後，給陳雲打電話，作了八點指示，其中談到要有鐵的紀律，沒有完成生產和調撥計劃的，分別情況給予警告、記過（小過、中過、大過）、撤職留任、留黨察看、撤職、開除黨籍的處分（這些處分措施後來寫進了北戴河會議的文件中）。並讓陳雲把各省工業書記召到北戴河開一次會議。八月二十一日，陳雲向參加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的人傳達了毛的指示，並提議，要發動群眾搞「土爐子」，說「土爐子」在中國的命運還有一個時期。薄一波插話說，對土爐子要有信心，一百個土爐子有一個出鐵那就很好。（註八）從此，「小、土、群」（小爐子，土爐子，遍地成群）在中國大地到處風行，危害極深。一向被人們譽為講究科學、頭腦冷靜的陳雲也出此下策，可能當時人們頭腦熱到什麼程度。在北戴河的工業書記會上，按月落實了鋼鐵的生產進度，還按地區分配了鋼鐵生產任務，連幾乎沒有鋼鐵工業的廣西，也必鬚生產二十萬噸生鐵，其它省市的任務就更重了。北戴河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號召全黨全民為生產一千零七十萬噸鋼而奮鬥》的公報。全民的大鍊鋼鐵運動迅速展開。

在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在八月三十日的總結報告中說：

死與活的問題。不是死人之「死」，是統死統活的問題，世界上沒「死」是不行的。一千一百萬噸鋼，少一噸也不行，這是「死」的。明年二千五百萬到二千七百萬噸，爭取三千萬噸，其中二千五百萬噸是「死」的，是「死鋼」，另外二百萬-二百五十萬噸是「活」的，歸地方支配。（註九）

北戴河會議的精神傳達下去已經九月份了。在剩下兩三個月時間內，還要完成六百多萬噸的任務，才能實現全年的一千零七十萬噸。按常規這是不可能的，只好發動全民蠻幹。九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立即行動起來，完成把鋼鐵產量翻一番的偉大任務》。九月五日，《人民日報》再發社論：《全力保證鋼鐵生產》，號召與鋼鐵生產沒有直接關係的部門「停車讓路」。這一「停車讓路」，使各頂工作停頓，各個部門為鋼鐵行業作出犧牲，造成的損失是無法計算的。當時，一千零七十萬噸這個數字用巨字寫在全國各地的牆壁上，「為鋼鐵元帥升帳」「為鋼鐵元帥讓路」的宣傳品遍及各地。全國上下，不分工農商學兵，不分男女，「一千零七十」而奮鬥。工廠，農村，學校，機關，都搭起了爐子，找來礦石，不分晝夜地大鍊鋼鐵。九月四日的電話會議上，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傳達說：「主席提出，明年糧食再翻一番，今年一千一百萬噸鋼也不能少，少了就是失敗。」彭真說：「主席要求在九月十五日鋼鐵有一個大躍進，因為九月是要命的一個月。」九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又召開電話會議，要求到九月三十日，要達到日產鋼六萬噸，鐵十萬噸。（註十）九月，全國參加大鍊鋼鐵的人數由八月份的幾百萬人增加到五千萬人，建立了大小土高爐六十多萬座。十月，達六千多萬人，最高達九千萬人。加上其它戰線直接或間接支援的，全國投入大鍊鋼鐵的人數超過了一億。

為了配合大辦鋼鐵，還大辦地質，全國上千萬人上山找礦；大辦煤炭，到處設法挖煤，僅小煤窯就開挖了十萬多個；大辦運輸，組成了數以千萬計的運輸大軍，各行各業，男女老少，既有現代化的運輸車輛，又有牛車馬車和肩挑背馱。

這上億人的大辦鋼鐵的大軍中，絕大多數人不僅從來沒有煉過鋼鐵，連高爐也沒有見過。對他們能不能煉出鋼來，是有人懷疑的。懷疑是要受到批評的。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在介紹湖南邵陽專區的經驗中說：「他們組織全民大辯論，駁倒『農民煉不出鐵來』的』『懷疑論』、『條件論』等右傾保守思想，在全區組織了萬余名幹部、九十三萬群眾投入煉鐵運動。沒有礦，他們說，把地球挖穿，也要挖出礦來。」

「全民大辦鋼鐵」，的確到了全民的程度。中南海也架起了鍊鋼爐，建立了小型鋼鐵廠，毛澤東的生活秘書葉子龍被任命為廠長。葉子龍對鋼鐵生產一竅不通。毛澤東還到這個「鋼鐵廠」視察，聽取葉子龍彙報。（註十一）在中南海的帶動下，中央機關和各省委機關也都架起了煉鐵爐：

在國家計委在三里河的辦公樓的院子里鍊鋼爐火衝天，把鐵絲網剪成一段一段去煉鐵，煉出幾塊鐵疙瘩，還綁上紅布報喜，把有用的鐵煉成無用的鐵。（註十二）

文化部也成立了鍊鋼指揮部，副部長、著名戲劇家夏衍擔任鍊鋼總指揮，倒是頗有戲劇性。

外交部也在院里築起了小土爐，燃起了熊熊烈火。

連手無縛雞之力的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在她家的院子里也搭起了煉鐵爐，秘書、司機、炊事員一齊上陣，孫夫人也親自動手，也在努力為「一千零七十」作貢獻。

中央命令一下，到地方就變成了荒唐的行動。河南省遂平縣提出了口號：「建百廠，設萬爐，日產千噸」。後來以發展到：「社社建爐，鄉鄉建廠，三天準備三天建，五天投入生產，日產萬噸鋼」。為了找礦報礦，他們提出：「向深山進軍，向高山要寶，白天山河一片人，黑夜山河一片明，撒下天羅地網，圍剿山中寶藏，不漏一個山頭，為找到六千萬噸鐵礦石而奮鬥！」礦石還沒有找到，遂平縣嵖岈山公社就接受到縣裡分配的鋼鐵生產指標，十月十四日，公社就把鋼鐵生產指標到各大隊。經過千辛萬苦，人們終於在歪尖山下紅石崖發現了鐵礦，品位很低。但人們已經顧不得品位高低了，瘋了一樣到紅石崖挖礦石。幾天時間，紅石崖、柴王台的山野里，就建起了一座座煉鐵爐子，八萬鋼鐵大軍聚集在這裏，全縣建立了三個戰區、四十二 個營，一百七十四個連隊，開始了大鍊鋼鐵的戰鬥。原來這裏滿山遍野是樹林，林子里有老虎、豹子、野豬，這一大鍊鋼鐵，樹全砍光了。縣委還嫌進度太慢，高爐太少，要求村村建高爐，幾戶建小爐。建爐的磚從哪裡來？扒房子。先扒沒人住的，夫妻雙雙上占戰區去了，房子空了，拆了再說。據統計，在大鍊鋼鐵期間， 嵖岈山公社共扒房屋一千六百五十三間。煤燒完了，樹砍光了，可鋼鐵指標還是上不去，急壞了公社書記陳炳寅。後來公社黨委決定「六找、七查」：床下找，牆上找，牆內找，大人小孩一起找，找光，找凈，不放過一根鐵釘。查古老山寨，挖古炮；查古廟古寺，找大鍾香爐；查武舉人後代，挖古代兵器；查地富分子，挖埋藏鐵器；查光，查凈，家家不能有鐵鍋。一夜間，千家萬戶沒有鍋，古廟寺院再沒有鐘聲，石磨石碾挖去了鐵軸，門沒有鐵鼻。這一夜，嵖岈山公社共繳「廢鐵」七萬一千七百八十六斤，全部投進了煉鐵爐里。（註十三）

全國各地都像嵖岈山公社一樣，機關、學校、公社、商店，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鋼鐵生產指標，搜集各種鐵件，化成鐵錠，向上級交差。老百姓真正成了「手無寸鐵」。

當時，我所在湖北省浠水一中也為「一千零七十」而奮鬥。在熱火朝天的大鍊鋼鐵運動中，青年學生們是很真誠的。浠水縣，既沒有鐵礦，也不產煤。我們這些中學生到四十裡外的蘭溪港去挑從外地運來礦石和煤炭。那時我們熱情很高，雖然體重只有七八十斤，卻挑了上百斤的擔子。學校請人在校園後面的空地上搭了一個很大的土爐子，請木匠做了一個很大的風箱。拉風箱是四個人，他們以同一節奏，以跑步的速度前進，後退，前進，後退，不到幾分鐘就滿身大汗。因此組織了幾個小組，十幾分鐘就輪換一次。物理老師，化學老師也在爐子邊忙碌著。忙了幾天，沒見出鐵。有人說，必須用鐵做「引子」，新煉的鐵水才會出來。於是，畢業班陳武安、范炳文、雷伯軒、侯耀等同學把學校上下課報時的大鐵鍾砸了，投進爐子里。不久，紅紅的鐵水果然出來了，大家歡呼「總路線萬歲！三面紅旗萬歲！」鐵水流進模型里鑄出了幾塊「鋼錠」，還不等完全冷卻，就給它紮上紅綢，敲鑼打鼓地抬到縣委會去報喜。大家心情非常激動，認為在「一千零七十」中也有我們的一份貢獻。當時只有五十多萬人口的浠水縣，組織了一十三萬多人的「大兵團」砍樹燒炭，建鍊鋼爐一百六十八個，煉鐵爐二千八百四十六個，在城關、蘭溪兩地各建鋼鐵廠一個，職工上千人。據當時上報共鍊鋼九點三四噸，鐵三千零七十八噸，實際多為廢渣。（註十四）這一十三萬砍樹燒炭的「大兵團」使全縣所有的山林都變成一片光禿。

像農業上大放高產衛星一樣，各地也大放鋼鐵的高產衛星。《人民日報》在鼓吹鋼鐵生產「放衛星」中，又一次大顯身手，除了發表大量的新聞報道以外，還在一版顯蓍位置不停地發表社論：

九月十五日，《人民日報》社論《緊緊地抓，狠狠地抓》中介紹，九月十四日，貴州省首放衛星，宣布生產生鐵一萬四千噸，提前完成了九月份的九千噸生產計劃。

九月十七日，《祝河南大捷》的社論中說，僅在九月十五日這一天，全省就產鐵一萬八千九百三十九點二噸，日產千噸以上的縣出現了八個，其中禹縣日產生鐵高達四千三百九十六噸。

十月一日，《衛星齊上天，躍進再躍進》的社論中說，九月二十九日，是中央確定放衛星的日子。這一天，各種衛星一齊上天，全國鋼的日產量近六萬噸，鐵的日產量近三十萬噸，出現了九個日產生鐵超過萬噸的省，七十三個日產生鐵超過千噸的縣，出現了兩個日產五千噸鋼、一個日產四千噸鋼的省。

十月十八日，《祝廣西大捷》的社論中介紹，毫無鋼鐵生產基礎的廣西壯族自治區，反而後來居上，接連放了幾顆特大的衛星。其中，環江縣日產生鐵六千三百多噸。

十月二十六日，《「鋼鐵生產周」勝利以後》的社論中說，十月十五日到二十一日，中央確定的「鋼鐵生產高產周」，在這一周內，鋼鐵平均日產量比以前十四天的平均日產量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五，生鐵的平均日產量比以前增加了百分之三百零三。其中鋼的最高日產量曾達到十萬多噸，生鐵最高日產量達到三十七萬多噸。

十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以套紅通欄標題報道：《一零七零噸鋼――黨的偉大號召實現》。消息說，據治金工業部十二月十九日統計，全國已生產鋼一千零七十三萬噸。以後的報道說，到十二月三十一日，全年累計產鋼一千一百零八萬噸。

《人民日報》提供的這些鋼鐵產量的數字，和它提供的糧食產量的數字一樣，完全是天方夜談。但是，對這些謊言不容懷疑，誰懷疑，誰就要倒霉。時任中央工業部副部長的高揚到河南了解大鍊鋼鐵的情況，他發現「小、土、群」煉鐵爐煉出的根本不是鐵，只是一些熏得烏黑的石頭。高揚當即對禹縣委書記刁文指出，這裡有嚴重的弄虛作假現象，上報的數字百分之九十與實際不符。高揚還向中央工業部和中央監委寫了報告。但是，他一回到北京就受到批評，后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註十五）

《人民日報》的這些假話比賽的惡果不僅是數字的浮夸，而是成天以中共中央的權威使荒唐更加擴大，逼迫人們在錯誤的路上走得更遠。一九五八年同時兼任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兩家權威新聞單位第一把手的吳冷西，在三十七年以後的一九九五年，出版了《憶毛主席》的小冊子，其中反省道：

（斜體字）

我主持的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宣傳也隨大流，但因有毛主席的再三叮嚀，開始還是比較謹慎，但到了六月份，農業上的生產「衛星」開始放了，接著是鋼鐵「衛星」、煤炭「衛星」也陸續出現了，大躍進形成高潮，浮夸風到處泛濫。對人民公社，開始還只限於典型報道，後來從河南全省公社化起，就颳起一股共產風。雖然不能說人民日報和新華社應對一九五八年的浮夸風和共產風負有主要責任，但我主持這兩個單位的宣傳工作在這期間造成的惡劣影響，至今仍深感內疚。（結束）（註十六）

吳冷西在一九五八年的行為是制度的必然，他像所有的人一樣，逃不過制度的約束。所以，人們不能過多地追究他的責任。

不講科學的蠻幹，必然受到科學的懲罰。一九五八年四季度和一九五九年一季度，各鋼廠調入的生鐵，合格率不到一半。有的小高爐處產的生鐵含硫量超過百分之二、百分之三，有的高達百分之六。生鐵質量太低，用這種生鐵作原料的大鋼廠產品質量也下降。鞍鋼一九五八年四季度一級鋼在全部鋼產量中的比重，由原來的百分之九十三下降到百分之五十以下，一九五九年初的幾個月，鞍鋼每天有三千多噸鐵水不能煉成鋼，只能鑄成鐵塊。不僅質量差，成本也上升。原來生鐵的調撥價每噸一百五十元，小高爐生鐵的成本多數為二百五-三百元，為了鼓勵群眾煉鐵的積極性，從一九五八年九月起，小高爐生鐵的調撥價提高到二百元，虧損部分由國家財政補貼。僅這項補貼就占當年財政收入的十分之一。（註十七）

大鍊鋼鐵只折騰了幾個月時間，但給中國人留下的創傷是多少年也無法醫治的。大量農業勞動力成了鋼鐵大軍，使糧食爛在田裡沒人收穫。在大鍊鋼鐵第一線，一度「放開肚皮吃飯，甩開膀子大幹」，吃掉了很多糧食，是造成一九五九年春天飢荒的原因之一。大鍊鋼鐵還擠掉了輕工業，造成了日用品市場供應緊張。礦產資源遭到破壞，茂密的森林破砍光，古城牆的千年磚塊拆下來砌了煉鐵爐，價值連城的金屬文物都化成了鐵水。

但是，「以鋼為綱」的方針並沒有就此結束，一九五八年十月，在第七次全國計劃會議上提出一九五九年「為生產三千萬噸鋼而奮鬥」的口號。後來到武昌會議上定為二千萬噸，對外公布一千八百百萬噸。以後看到不行，一九五九年三、四月，在上海會議上降到一千六百五十萬噸。年末實際完成一千三百八十七萬噸。一九六零年鋼產量的指標又定為一千八百萬噸。國家經委年初就提出「開門紅、滿堂紅、月月紅、紅到底」的口號。七月份蘇聯撕毀協議，撤走專家，為了反擊「蘇修」，咬著牙要「爭氣鋼」，要給毛主席爭氣，給我們國家爭氣。你赫魯曉夫欺侮我們，我們要幹個樣子給你看。鋼產量不是搞一千八百萬噸，而是要搞二千萬噸。就這樣使國民經濟比例關係失調的情況越來越嚴重。

誰為這場災難負責？現在幾乎所有的著作中都把責任推給了毛澤東。當然，作為國家第一把手，他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是「始作俑者」。但是，僅停留在這個層面上，是膚淺的。在當時那個制度，沒有民主決策機制，沒有制度性的糾錯機制，沒有暢通的信息傳送渠道，如果把別人放在毛澤東的位置，也會犯同樣的錯誤。

註解：

[註一]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 ，海口，南方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一二七頁。

[註二] 同上，第一三七頁。

[註三] 同上。

[註四] 謝渡揚：《回顧六十年代初的農業調整》，載柳隨年等編《六十年代國民經濟調整回顧》，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第五十四頁。

[註五]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六九三-六九四頁。

[註六]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二七八頁。

[註七]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七百頁。

[註八] 同上，第七零五頁。

[註九]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 ，海口，南方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一二五頁。

[註十]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一六零頁。

[註十一] 葉子龍：《葉子龍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二零零零年第二一九頁。

[註十二] 柳隨年：《「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的提出及執行情況》，載《中共黨史研究》一九八零年第六期。

[註十三] 康健：《輝煌的幻滅——人民公社啟示錄》，中國社會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三八三-三八六頁。

[註十四] 《浠水縣誌》，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二十二頁。

[註十五]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 ，海口，南方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二二四-二二七頁。

[註十六] 吳冷西：《憶毛主席》，北京，新華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七十二頁。

[註十七]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七一零-七一二頁。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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