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3月9日訊】最近在網上讀到一篇文章，題目是《空氣污染是一種制度性「愚蠢」》，作者是一名值得尊重的公共知識分子。看見題目上有「制度」二字，就認真讀下去，因為這是我對於中國生態環境災難的核心觀點。結果有些失望，只是在結尾處最後一個自然段才提及制度和權力制衡。整篇文章，基本上都在談「愚蠢」。 今朝有酒今朝醉，把自己的生存環境糟蹋到這種程度，是愚蠢；寅吃卯糧，竭澤而漁是愚蠢；千萬富豪陳光標在南京街頭，銷售自家生產的罐裝空氣更是愚蠢，製造空氣罐頭本身就可能造成污染，因此，使用罐頭空氣是一種飲鴆止渴的愚蠢。文章作者寫道：「用放縱慾望的『富起來』刺激發展是一種嚴重的愚蠢，每一個把追求自己物質快樂當作全部幸福目的的人，都對這個愚蠢負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責任。如今不少人雖然看到無度物質追求危害到了人的基本生存安全，但卻未必充分認識到它對人的心靈、精神和公民品質同樣嚴重的損害。」——讀到這裡，我有點不同意見了。我不認為今日中國生態毀滅的主要原因在於「無度的物質追求」，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對「心靈、精神和公民品質」的損害。我認為中國的生態環境問題是一個政治經濟制度問題，而不是一個道德倫理問題。我還認為，中國的生態環境問題不是因為中國人的愚蠢，恰恰相反，是因為中國人太精明。種種有悖於人類理性的看似愚蠢的自毀家園的行為，其實就是經濟學上的「短期行為」，貌似一種非理性的集體瘋狂，但更加深入的研究表明，在一定的制度條件下，這一切貌似愚蠢的自殺行為，均屬經過精打細算的合理選擇。

作為行為主體的個人是如何計算的呢？

一位空氣污染企業的經理會面臨兩種主要選擇：達標排放或超標排放。如果打算達標排放，他就要投入資金，安裝廢氣處理裝置，並持續投入資金來維持設備運轉，這樣的話，他就會承擔一種風險：其他污染大戶不投入這筆廢氣處理的資金，他就可能減少利潤，甚至在競爭中失敗。相反，如果他超標排放，就會降低成本，在競爭中佔據優勢，其風險是違犯了環境保護的法規。在經過權衡之後，他還是覺得超標排放也就是污染是最佳選擇。因為現實情況是無官不貪，只要花錢買通環境部門、司法部門，他受到法律懲罰的可能極小，而在經濟上獲益較大。這樣看來，一個自毀家園的看似非理性行為實際上完全是理性思維的結果。

我們再來看看一個受害者是如何計算的。

一位空氣污染受害者也同樣面臨兩種選擇：採取社會行動或不採取實際的社會行動。採取社會行動，比如組織監督環境污染的社會團體，舉行遊行集會，向各級政府部門集體請願，向媒體揭露不法企業主等等，如果他做出這種選擇，就會承擔一種風險，那就是立即招致污染企業和政府部門、司法部門的多重壓力甚至迫害。相反的選擇是不採取行動，除了抱怨，講點明知不會發生作用的挖苦話，不做任何維護自己權益而使當局不高興的事情。這樣做好處是避免了政治迫害，壞處是要繼續呼吸有毒空氣，有損健康。經過認真權衡，他多半會認為忍受污染是最佳選擇。因為空氣污染對健康的損害是長期的，逐漸加重的，而抗議行動招致的迫害是立即的，難以承受的。這樣的理性的選擇，怎麼能稱之為非理性的集體瘋狂和愚蠢呢？

關鍵的問題不在於人性，而在於制度。合理的制度可以使行為主體的計算完全顛倒過來，使污染付出最大代價，使抵制污染獲得最大利益。如果實在要講人性，那也只能說我們中國人活得太精明，而不是太愚蠢。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