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2月28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第二十二章 糧食問題

要研究中國的大飢荒，必須研究中國的糧食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糧食短缺就成為十分突出的問題。用國家的行政力量加速推行工業化，增加了城市對糧食的需求；強制性的農業集體化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減少了糧食的供給。糧食供求矛盾日益尖銳。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一切資源都在政府嚴密的控制之下，對極為短缺的糧食，中央政府對其生產和分配實行直接管理。控制越嚴密，糧食越短缺；糧食越短缺，控制更加嚴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進行著一次又一次的「糧食戰爭」：這種「戰爭」每年一次，到一九五九年以後，天天、月月都有。這是政府和農民的戰爭，是工業和農業的戰爭，是城市和農村的戰爭。在這場戰爭中傷亡的大多是農民。被國家機器嚴密控制了的農民是弱者。為了糧食，農民成了政府無限壓榨的對象。政府一感到糧食緊張，「徵購任務必須完成」這句號令，就會迅速被政權機器物化為強大的物質力量，這種物質力量層層放大，到農民那裡就成了巨大的災難。

一九五八年以後的大飢荒，是在糧食統購統銷的制度背景下出現的。統購統銷，消滅了糧食市場，扼殺了使糧食增加產量的市場動力；統購統銷，剝奪了農民取得食物的權利，每一餐飯都仰仗政府供應。集體經濟，又剝奪了農民通過個人的加倍勞動，生產食物的權利。統購統銷和集體經濟又是計劃經濟體制的必然。從這個意義上說，大飢荒是計劃經濟制度的必然。

一 統購統銷以前的糧食情況

據國家統計局數字，城鎮總人口由一九四九年的五千七百六十五萬增加到一九五四年的八千二百四十九萬，五年增長了百分之四十三。（註一）而糧食部統計的一九五三年城鎮人口為九千一百八十二萬，這是從糧食供應的角度統計的，比國家統計局從戶籍統計的數字多一些。以糧食為原料的工業的發展，對糧食的需求也大幅度增加。國家對糧食的徵收和統購數由一九五零年的三百五十五億斤增加到一九五三年的七百二十一億斤，三年增加了一倍以上，但還不能滿足城市的需要。中央十四個直轄市（京、津、沈、旅大、撫順、鞍山、本溪、長春、哈爾濱、西安、上海、武漢、廣州、重慶）的糧食銷售量，以一九五零年為一百，一九五一年為一百四十七，一九五二年為二百二十八，糧食供求矛盾十分尖銳。（註二）在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到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這個糧食年度內，國家的糧食收支出現了四十億斤的赤字。六月三十日，國庫存糧由一百四十五億斤減少到一百零五億斤，特別是各大城市糧食庫存大幅度減少。隨著工業建設的發展，城市人口繼續大幅度增加，糧食供應形勢日益嚴峻。一九五三年六月的全國財經會議的糧食組的結論是：問題很大，辦法不多，真有點難以為繼。（註三）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結束了幾十年的戰爭，加上土地改革，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糧食產量是逐年增加的，糧食產量以一九四九年為一百，則一九五零年為一百一十七，一九五一年為一百二十八，一九五二年為一百四十五，一九五三年稍高於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糧食產量已超過戰前最高年度的百分之十。（註四）但是，國家徵購的增長高於糧食產量的增長。而國家徵購的增長又趕不上城市對糧食需求的增長。一九五三年，需要國家供應的商品糧的人口為二万四千七百八十八萬人，需要商品糧總數為六百五十九億斤。詳見表二十二•一，此外還有軍糧和出口糧食。國家徵購糧食七百二十一億斤，和一九五二年相比，產量只增加百分之一点四四，而徵購數量卻提高了百分之二十点一。

【資料來源】 糧食部計劃司統計資料

表二十二•二可以反映出國家徵購數食數量急劇增長的情況。國家從農民手中拿走的糧食（農業稅加上收購，兩項統稱「徵購」），一九五零年占產量的百分之十三点四五，一九五三年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一点七七。這是統購統銷以前的數，我們將會看到，在以後的年代，這個比重將會大度提高。

【資料來源】同表二十二•一。

當時糧食緊張，除了城市人口和工業用糧增加以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停止了城市的糧食進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沿海城市的麵粉工業的原料有相當一部分是進口小麥。據交通大學研究所的調查統計，從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三零年平均每年進口洋麥二百五十一万六千九百五十六擔，上海麵粉工業所用的洋麥占其麵粉產量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七八，即每年有三個半月用洋麥作原料。自一九三一年以後，洋麥入口激增，低價傾銷我國。上海進口洋麥數逐年增加，到一九三三年，每年十二個月中有十個月用洋麥作原料。（註五）

一九四九年以後，停止了洋麥進口，還有少量糧食出口。糧食部長章乃器一九五四年九月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的發言中自豪地說：「我們扭轉了五十多年來依賴洋米、洋麥的進口趨勢，米麥反而有一些出口」。

為了搞好糧食平衡，一九五二年成立糧食部。像財政部收錢、保證財政收支平衡一樣，糧食部收糧，保證糧食收支平衡。收支平衡的手段就是儘可能多收，儘可能少賣。在統購統銷之前，糧食部和糧食商人爭糧，統購統銷以後，糧食部就和農民爭糧。糧食部按月、按季分析糧食收購和銷售情況。糧食部成立之初，還沒有進行城鄉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沒有搞統購統銷，還有糧商，有糧食自由市場。因此，國家必須和私商爭糧。來自公糧徵收和市場收購的比例，一九五一-一九五二年度為六十一比三十九，一九五二-一九五三年度為五十六比四十四。當時估算，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度，國家需要掌握糧食七百多億斤，除了農業稅可以拿到二百七十五億斤以外，還需要收購四百三十一億斤（上年度實際收購二百四十三億斤）。光靠市場收購這麼多糧食是不可能的。（註六）

章乃器在上述發言中認為：「我國糧食問題的本質，反映了國家計劃經濟與小農經濟和自由市場的矛盾；反映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和道路與農民自發勢力的矛盾……歸根結底，是反映了社會主義因素與資本主義因素之間的矛盾」。作為一名黨外人士的糧食部長章乃器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發表的這一看法，顯然是代表了當時權力主流的看法。這種看法表明，統購統銷和農業集體化是計劃經濟的需要，這勢必加劇政府對農民的壓榨。

二 統購統銷以後農民基本沒吃飽過

面對糧食短缺的尖銳矛盾，毛澤東讓中央財經委員會拿出辦法。中財委負責人陳雲因病在外地休息，由薄一波主持工作。此時，各城市糧食進一步緊張，此時陳雲顧不得養病，急忙趕回北京。中財委開始提出八種方案，最後選定統購統銷的方案。陳雲一九八一年回憶說：「我下決心搞統購統銷，鑽了兩個禮拜。那時候許多同志不贊成……到了十月一號，在天安門城樓上，我跟毛主席講，不搞這個我們沒有出路。」（註七）所謂統購統銷就是藉助政權的強力，把全部糧食都置於政府控制之下。農民生產的糧食全部賣給國家，所需要的糧食全部由國家供應。農民自己食用的數量也得由國家批准后才能留下。全國城鎮五千多萬個家庭每家一個糧本，憑糧本供應糧食。在市面上沒有國家的糧票買不到一口吃的。這種作法當然會引起農民的強烈不滿。一九五三年十月十日，在全國糧食會議上陳雲說：「我現在是挑著一擔『炸藥』，前面是『黑色炸藥』，後面是『黃色炸藥』。如果搞不到糧食，整個市場就要波動；如果採取徵購辦法，農民又可能反對。兩個中間要選一個，都是危險傢伙。」（註八）

在專制制度下，剝奪和保障是並存的。中央政權剝奪了老百姓的勞動成果，但給老百姓以最低生活保障。從陳雲肩擔兩個「炸藥包」的體驗可以看到，一個政權想為其被統治者提供必要的保障是非常困難的。政權不是萬能的，「一家包天下，天下靠一家」是很難很難的。所有的國家主義者都輕視了這種困難。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日晚，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了陳雲的彙報，採納了陳雲的建議。除國家以外，任何人都不得做糧食買賣。農民的糧食只能賣給國家，不能賣給他人。《中共中央關於糧食統購統銷的決議》中規定，「所有收購量和供應量，收購標準和供應標準，收購價格和供應價格等，都必須由中央統一規定或經中央批准」。統購統銷不僅是解決城市糧食問題的手段，也是計劃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

還需要指出的是，當時全國自耕農戶有一億萬幾千萬戶。國家直接向一家一戶收購糧食遇到了技術上的困難。於是，把分散的農戶組成合作社就成為必要。農業集體化，不僅是社會主義理想的需要，也是糧食統購統銷的需要，即國家控制糧食資源的需要。

在統購統銷中，國家規定了城鎮人口每月的糧食定量。各省為了使自己有一定的餘地，在國務院規定的定量中又扣除一部分，使居民的糧食定量略低於國家的定量。

【資料來源】糧食部計劃司統計資料

今天看來，城鎮這個定量並不低。但當年副食供應很少，吃不上油，吃不上肉，糧食是人們熱量的主要來源。雖然城鎮居民總是感到飢腸轆轆，但對農民來說，這種有保證的糧食定量是一種求之不得的特權。

統購統銷是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實行的。在農村的口號是，把餘糧賣給國家。實際上，地方官員為了超額完成徵購任務以顯示自己的政績，農民賣掉的不是餘糧，而是被強制性地把口糧、飼料和種子也賣掉了。

一九五四年九月，糧食部長章乃器在上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關於糧食問題的發言中說，一九五三年七月-一九五四年六月糧食年度，糧食收購數比上一年度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七点七八，一九五四年六月底以前的庫存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一。這僅是統購統銷實行半年的成果。

章乃器部長說糧食庫存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一，這是事實的一面。但是，還有事實的另一面，即由於糧食需求增加，使庫存逐日減少。當時，糧食部和中央財經辦公室提供了一九五四年全國糧食庫存減少的數據：

四月六日庫存為四百七十七点九三億斤；

四月九日庫存為四百六十九点六一億斤；

四月十二日庫存為四百六十五点七九億斤；

四月十五日庫存為四百五十六点五二億斤；

四月十九日庫存為四百四十六点四二億斤；

四月二十三日庫存為四百三十四点五零億斤；

四月二十八日庫存為四百二十二点八一億斤；

四月三十日庫存為四百一十六点五六億斤；

五月六日庫存為四百点五四億斤；

五月十日庫存為三百八十九点四三億斤；

五月十三日庫存為三百七十八点九六億斤；

五月十七日庫存為三百七十点二零億斤；

五月二十日庫存為三百六十点七七億斤；

五月二十四日庫存為三百五十二点八四億斤；

五月二十七日庫存為三百四十六点零二億斤；

六月十日庫存為三百一十七点三八億斤；

六月二十二日庫存為三百零一点九八億斤；

六月三十日庫存為二百九十八点九二億斤。（註九）

中央財經辦公室和糧食部緊鑼密鼓地向中央提出這樣一組數字，有如一次次警報，可見當時主管糧食的幹部們心情之急。國家領導人眼看著全國糧食庫存從四百七十七点九三億斤逐日降到二百九十八点九二億斤，心裏也一定無比焦急。這種焦急的心情將轉化為加強對糧食的統購力度，轉化為統購指標的提高。

第二年，統購任務進一步提高，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五日，中央人民政府國家計劃委員會給糧食部的計劃是：徵收三百零九点八億斤，收購五百六十九点七三億斤（指標分配到各大區）。二者合計八百七十九点五三億斤，比上一年度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点九八，（註十）而一九五四年是百年不遇的大水災。

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在湖北省浠水縣農村，那時由於打場后糧食全部被強迫賣給國家了，秋收后一個多月，農民就沒有吃的。這時鄉政府不得不再開供應糧食的條子，農民拿著條子去買糧食。每到星期天，我們這些小學生都到三里以外的鄉政府去排長隊開條子，每次只開五斤到十斤。我們拿著這寶貴的條子再到五里以外的糧庫去排隊買糧食。

和有些地方比起來，我的家鄉還算幸運的。為了完成過高的徵購任務，有的地方，對沒有完成徵購任務的農民隨便扣上種種「帽子」進行鬥爭。封門、搜查、捆綁、吊打的情況在不少地方均有發生。有關文獻記載：「廣東省新會縣蓮溪鄉黨支部在縣委負責同志指示下捆綁農民，全鄉捆綁了八、九個人，鄉幹部拿著秤挨家挨戶收糧食，不賣的當場綁起來。將一名用糧食餵鴨子的中農進行鬥爭。甚至沒收了不賣餘糧的農民的土地證。高要縣第九區在購糧中捆打了五十三人搜屋三十六戶。湖南全省因購糧問題被迫自殺者一百一十一人。」（註十一）

據糧食部統計，一九五四年統購中死亡七百一十人，其中自殺五百六十六人，自殺未逐三十五人，送糧而死的七十四人。主要是被迫自殺。其中湖北一百五十人，河北一百三十人，河南一百零八人。顯然，這個數字是不完全的。

中共中央華南分局一九五五年二月二日《華南分局關於目前農村緊張情況與措施的報告》反映實行糧食統購以後，農村的緊張情況：

一，在購糧運動後期（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下旬），各地都普遍發生農民大量殺豬殺鴨的情況。二，在中山、新會、南海等部分地區，發生農民退田，甚至交土地證，認為這些土地產量低，負擔不起購糧任務；三，農民吃不飽，生產積極性不高，出勤率大大降低；四，農民對糧食問題顧慮很大，中山縣港口鎮附近的農民在晚間偷偷去看糧倉中的糧食是否運走，農民看到調運糧食的船開走後站在河邊哭泣。沒有領到購糧證的缺糧戶到幹部家中哭哭啼啼；四、對黨和政府普遍流露出一種不滿情緒。「辛苦一年沒得吃」，「共產黨好是好，但是現在整死了」。這篇報告還透露曾發生過群眾性暴亂事件―― 「中山港口事件」。（註十二）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國務院第一辦公室提供的幾篇題為《關於農村糧食緊張情況的調查》中反映，山東鄆城縣按實際產量只能購餘糧二千零二十二萬斤，上級下達了三千三百萬斤任務，實際完成二千九百萬斤。由於任務過重，幹部強迫命令，比較普遍對群眾捆打遊街。三區一副區長在彭庄鄉陳庄領導秋購中，造成自殺三起。區幹部在楊庄集逼糧，打八人，扒衣服挨凍十六人，嚇跑三人，一些群眾不敢在家裡睡覺。鄆城縣自統購統銷以來，曾發生兩起群眾騷亂。浙江金華地區在糧食徵購中，違法情況嚴重。據東陽、義烏、浦江、金華、蘭溪、壽昌、建德、湯溪、淳安等九個縣統計，共有五百七十名幹部有強迫命令和違法亂紀行為。其表現：搜倉、封倉、封碾二百五十七戶；非法關押、鬥爭、捆綁、吊打、刑訊逼供農民一百七十八人，罰款二十四戶。（註十三）

浙江省一九五四年糧食產量一百四十一億斤，徵購共五十一億斤，佔總產量的百分之三十六強。由於統購糧食任務重，農民頂牛，幹部強迫命令。一九五五年糧食工作中，除附加百分之七外，又掃了幾年尾欠。全省公糧完成百分之一百一十二。統購中頂牛，死了一百三十四人。龍游縣因糧食供應不足餓死四人。衢州地委副書記到開化縣一個村了解，全村七十二戶，只有三戶有飯吃，農民吃樹皮、草根，臉色青腫。開化縣一百二十六個村，這樣的村有三十九個。農民說：「共產黨把我們當魚鷹，脖子一壓，大魚小魚都吐出來了。」杭縣開擴大幹部會，鄉村幹部哭的就有二十多個。上面批資本主義尾巴，群眾罵不實事求是。（註十四）另一報告也反映了浙江統購統銷以後的情況：「現在豬、羊減少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賣傢俱，吃種糧，要飯，賣子女，請願，老弱者躺在床上餓死等現象已續有發生，呈不穩之象。」（註十五）

在統購統銷初期，出現了大量的反抗和嚴厲懲罰。湖南常德地委作出的決定：「對破壞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反革命分子，應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治罪。」（註十六）雲南在統購統銷實行初期，發生過批鬥農民，導致多起死人事件，也發生過暴力抗拒。（註十七）四川省德昌縣在一九五四年成立「保衛糧食統購統銷辦公室，」召開群眾大會二十五次，判決二十九人，其中死刑一人，有期徒刑二十三人。（註十八）一九五三年四川石柱縣法院與公安局組成「保衛收購辦公室」召開公判大會九次，判處死刑二人，有期徒刑五人，管制二人。（註十九）一九五四年福建省邵武縣發生群眾騷亂，定性為「反革命煽動群眾，破壞糧食統購統銷」，逮捕一百一十四人，十六人被處決，五十六人判有期徒刑，九人管制。（註二十）

大量的農民反抗事例表明，農村糧食的確緊張。糧食部門怎樣看農村糧食緊張呢？一九五五年糧食部為李先念副總理起草的報告（註二十一）中是這樣說的：

有人認為，今年春季，我國農村糧食情況的某些緊張，主要是由於國家統購的糧食過多了。是不是這樣的呢？不是的……兩年來糧食統購數量我認為沒有超過農民可能的限度。我們供應給農村的糧食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如果還要我們多銷，那是說不過去的。」報告列舉了地主、富農鬧糧的例子後接著說：「農民叫喊缺糧食是虛假的，都是農民自發勢力的叫喊。」「糧食緊張是不是出口多了呢？不是。一九五三年出口糧食三十二億斤，一九五四年出口三十九億斤，為了進口機器設備，不出口是不行的。

令人悲哀的是，糧食部門這種與事實不符的看法，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左右了國家主要領導人的思想。不管農民怎樣發出飢餓的哀嚎，上面都當成是自發勢力的叫喊，而當時認為農民中間的「自發勢力」是反對社會主義的勢力，甚至當作反革命煽動的結果。情況最嚴重的可能要算廣西。由於虛報產量，徵購過多，一九五五年廣西餓死的人數以千計。尤其平樂地區的平樂、荔蒲、橫縣三個縣，發生大規模餓死人、浮腫病等嚴重事件。據統計，一九五七年六月國務院五十二次全體會議，監察部部長錢瑛作《關於一九五六年廣西省因災荒餓死人事件的檢查報告》。同時，國務院作出《關於廣西省一九五六年因災餓死人問題給有關失職人員處分的決定》，省委第一書記陳漫遠和省委書記郝中士、肖一舟撤銷黨內外職務，三人均調離廣西。同時，分別給平樂地委、專署和平樂、荔蒲、橫縣三縣縣委、縣政府有關失職人員撤職留黨察看、記過、嚴重警告等處分。（註二十二）有的幹部不服，認為餓死人是統購統銷造成的。說這些話的幹部被開除黨籍。

註解：

[註一] 《中國統計年鑒一九八四》，中國統計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八十一頁。

[註二] 章乃器：《五年來的糧食工作情況——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的發言》，一九五四年九月。

[註三]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二五五-二五六頁。

[註四] 章乃器：《五年來的糧食工作情況——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的發言》，一九五四年九月。

[註五] 交通大學研究所調查報告：《 解放前洋麥進口情況》，糧食部資料。

[註六]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二五八頁。

[註七] 中央文獻研究室：《陳雲傳》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二零零五年，第一六一八頁。

[註八]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陳雲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二零八頁。

[註九] 糧食部、財委糧食組：《全國糧食庫存逐月減少情況》。

[註十] 《中央人民政府國家計委給糧食部下達的計劃指標》，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五日。

[註十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委員會辦公廳編：《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二九一-二九三頁。

[註十二] 黃道霞、余展、王西玉主編：《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二三一-二三二頁。

[註十三] 國務院第一辦公室：《關於農村糧食緊張情況的調查》，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註十四] 《浙江省農村工作部長吳植椽在全國第三次農村工作會議上的發言》，《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第二四四頁。

[註十五] 《杜潤生、袁成隆關於浙江省農村情況的報告》，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一日，《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第二四二頁。

[註十六] 《常德地區志•糧油貿易志》，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三十二頁。

[註十七] 《雲南省志•糧油志》，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四十一-五十一頁。

[註十八] 《德昌縣誌》，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六一五頁。

[註十九] 《石柱縣誌》，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四四九頁。

[註二十] 《邵武市志》，北京，群眾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一二九七-一二九九頁。

[註二十一] 《糧食部擬提供李先念副總理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的發言材料》。

[註二十二] 人民日報社論：《堅決同漠視民命的官僚主義作鬥爭》，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八日。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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